在人工智能重構知識生產范式的當下，文科的價值正經歷著從顯性功能到隱性內核的巨大躍遷。
文科與理科并不存在二元對立，文科存廢的核心是傳統人文學科如何適應知識生產范式變革的挑戰。當AI可以生成文學評論、解構歷史文本、精準分析人的心理變化時，文科教育必須回答“何為不可替代的人文價值”這一根本命題，守住“使人成為人”的精神底線。
式微的主要是應用型文科
在討論文科縮減的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確到底何為文科。
文科，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統稱，以人類社會獨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其核心在于探究人類精神活動、社會運行規律與文化傳承創新。涵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學科。
在中國的教育語境中，文科常常特指高中文理分科時的政治、歷史、地理等科目，或大學本科階段區別于理工科的專業分類。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訪問學者黃銳杰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說，今天我們所討論的文科，更多是指以文史哲等基礎文科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個文科體系，這一文科體系包括社會科學，也包括由基礎文科衍生出來的應用型文科。
比如新聞學院、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是從中文系分化出來的，旅游學院最早是從歷史系生長出來的。這些應用型文科隨著社會需求的下降而出現不斷縮減的趨勢，并不是近幾年才發生的，而是早就發生了。
“造成這樣的局面，原因是多元的。這首先源自國際政治的影響。由于中美之間的科技戰加劇，整個國家加大了對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的投入，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文科的縮減。其次，現在國內大學裁撤文科專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應對未來人口驟減帶來的生源不足問題。日韓因為人口下降導致很多大學生源不足只得關門大吉。中國人口急劇減少的效應大概10年之后就會傳遞到大學，很多大學都已經在逐步調整專業為此做準備。”黃銳杰觀察到，這一調整目前主要針對應用型文科專業。
復旦大學作為中國高校界的人文重鎮，其改革舉措往往具有風向標意義。近日，金力校長接受《人民日報》大江東工作室采訪時表示：
文科是復旦的旗幟、是“老根”。“老根”不能動搖，也是學校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今年復旦本科生招生計劃，文科確實有所減少，一是因為高考文科生源在萎縮，二是一些曾經熱門的專業遇冷，社會的需求在萎縮，但文史哲等“老根”學科變化不大。
他表示，“老根”要繼續做強。優勢學科、高峰學科，沒有任何理由放棄或縮減，必須加強支持和投入，不吝用兵、不遺余力，讓“老根”更加枝繁葉茂。“我們希望能培養和造就有思想、能夠引領世界和時代的人，對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有貢獻的人，從這點看文科一定要做‘精’。”他提到，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尚君，40年心無旁騖，以一人之力鉤沉補遺出版《唐五代詩全編》，“用最聰明的頭腦下最笨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與闡釋、傳承與發揚做出了不朽功業，復旦引以為榮、倍加呵護。
給技術時代“糾偏”“引航”
在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下，文科教育似乎不能產出直接的經濟價值，文科專業不掙錢成了某種“社會共識”。人們不禁要問，效率至上的時代，文科到底有啥用？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開設的通識課在復旦大學頗受歡迎。他有一個深切的感受，那就是80后喜歡《論語》與《理想國》的學生差不多一半一半；而到了00后時代，喜歡《理想國》的學生們明顯上升，《論語》遭到冷遇。丁耘感慨，如果說80后還看到了傳統生活世界的背影的話，那么成長在互聯網時代和新中產階層核心家庭、小家庭中的年輕一代，確實難以進入傳統的世界的情感與感受。
“他們接受的是科學與理智教育，‘雞娃’一代更是以智力教育、技術教育優先。而技術宰制時代的來臨無疑讓柏拉圖從數學和推理出發建立秩序的思路更易接受。特別是，當年輕人知道，從理智出發建立秩序也能思考并獲得完整生活意義的話，就更是如此。”
黃銳杰認為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整個大環境的一種變化，就是人們越來越從《論語》代表的感性思維方式向《理想國》為代表的理性思維方式轉變。當工具理性成為社會的主流認知，文科無用論甚囂塵上也就不足為奇”。
在人工智能重構知識生產范式的當下，文科的價值正經歷著從顯性功能到隱性內核的巨大躍遷。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信息時代，溝通表達能力愈發重要。文科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寫作、演講等能力，使他們能夠清晰、準確地傳達自己的觀點。無論是撰寫商務報告、進行項目匯報，還是參與公共事務討論，良好的表達能力都能讓個人脫穎而出，為個人發展助力。
記者曾經采訪藝術家麥橘，他本科學哲學，畢業后從事金融行業，既不懂編程，也不會繪畫，后來卻成為國內知名的AI藝術家。他說：“審美也是一種經濟。”當所有人都能輕易獲得某種風格時，AI只是一個“翻譯官”，將創作者的想法轉化為畫面，最終呈現的作品效果取決于創作者的描述程度和AI的執行程度。這種審美能力的積淀和充分準確的表達能力，當然得靠文學藝術的滋養。
黃銳杰指出，文科教育塑造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哲學教會我們批判性思考，讓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被表面信息所迷惑；文學能讓我們在冷冰冰的AI時代感受到情感的溫度；哲學訓練的邏輯推演能力，使學生在面對ChatGPT的“幻覺輸出”時能辨識邏輯漏洞；歷史則是一面鏡子，通過對過往歷史事件的梳理，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鑒，幫助政策制定者規避“技術烏托邦”陷阱。這種思維的能力，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做決策，還是在職場中解決復雜問題，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人文社科還為我們打開了理解社會與人性的大門。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幫助我們洞察人類行為背后的動機，理解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在人際交往中，懂得人心的人更能共情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網絡，成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
“文科是超越工具理性的文明基石。面對基因編輯、算法歧視等技術倫理困境，哲學倫理學構建起‘道德防火墻’，社會學田野調查揭示‘數字鴻溝’背后的結構性問題。文科看似不直接產出GDP，卻為科技創新提供原始問題與方法論啟示。”黃銳杰說，只要時間足夠，三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文科才是所有意義世界的母胎。
電影《死亡詩社》劇照。文學老師約翰·基汀一反傳統名校的嚴肅刻板，他鼓勵學生們通過詩歌和文學尋找生活的激情。
不僅是文科專業該改革了
從中國環境磁學領域的開拓者，到歷任三所大學校長，三十余年的教育生涯，讓俞立中成為不想做校長的“最親民校長”，坐擁近兩百萬微博粉絲。現任上海紐約大學榮譽校長的俞立中，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個急速發展的時代，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當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時候，人們會更注重精神層面的需求。”
他指出，我們今天看似討論的是文科縮減的問題，實際上應該討論的是大學教育如何改革的問題。“任何發展階段，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精英只是一部分，大多數人從事一般性的工作，特別是在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因此，我覺得沒有必要在到底要多招人文科學的學生，還是多招理工科的學生這些問題上去爭論，關鍵問題是如何去面對教育改革，如何使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工程學科都能夠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人文社會科學專業需要改革，理工科專業也需要改革，這些改革不光光是改變專業的名字，而是牽涉到教育觀念、教育的手段、培養方式的巨大變革。人文社會科學無用論，純屬無稽之談。”
在俞立中看來，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首先是培養一個人，一個完整的人，然后才是培養人才，在某個領域里做出貢獻的人才。如果大學的教育，忘記了“使人成為人”的教育使命，將會對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認為，今天我們改革的方向并不是文科理科招生比例的問題，而是學科交叉融合的問題。因為人類遇到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單一學科能夠獨立解決的，大學的本科專業設置應該是面向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段時間里我研究了紐約大學的專業設置，它現在有230個本科專業。如果學生對這么多專業都不滿意的話，可以自己提出一個想學習或研究的領域，只要有兩個學科的老師認同他這個觀點，就可以批準他作為一個專業存在。所以，我覺得大學的專業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屬于什么專業類型也不重要了，關鍵問題是學生的志趣在哪里，社會發展需要人才有什么樣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素養。大學教育應以學生為中心，并不是老師能講什么就講什么，而更應該考慮學生學到了什么。”俞立中說。
歷任三所大學校長的俞立中教授。圖片由采訪者提供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在《何謂大學》《“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等著作中批判了工具化思維導致大學教育淪為就業培訓場，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上大學的意義何在。
他提出“人生三度入大學”的觀點。第一次是在18歲到21歲，完成基礎教育與批判性思維啟蒙，打破高中階段“正確答案依賴癥”，培養“迎接失敗的能力”；第二次是在30歲到35歲，職場人通過再教育突破職業瓶頸，例如文科生學習數字技術或工程師補足倫理素養，實現跨界轉型；第三次是在60歲前后，通過知識更新重塑人生價值，如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或社區治理研究。
這種設計打破了工業化時代的“直線時間軸”，使大學成為貫穿整個人生命周期的價值創造節點。實際上，大學不是工廠，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育越來越“機器化”的人，只有重新定義何謂大學，才能讓大學在人工智能時代不被高速化、碎片化、流動化的知識生產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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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陳冰
來源丨新民周刊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