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兩名5歲男童在上海某下沉式廣場玩耍時意外脫離家長視線。警方到場緊急搜尋，多方聯動前來助力。最終，民警在廣場內的一家大型手機店附近找到兩名貪玩的“熊孩子”，原來兩人相約地鐵口的“秘密基地”，玩得“樂不思親”，最終引發了這場鬧劇。
如果說這兩個“熊孩子”組團“探險”還只是讓父母擔心。那么春節期間，四川一男孩將鞭炮扔入化糞池不慎引發化糞池沼氣爆炸，導致多輛汽車被炸翻；湖北一小孩放炮引燃自家草堆，失火面積達30多平方米，若不是民警及時趕到控制火情，險些釀成大禍；還有江蘇鹽城6名兒童在一棟大樓附近放鞭炮引發火災，燒毀大樓內存放的捕魚網具，造成損失近400萬元……更讓大眾對“熊孩子”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有了新的認知。
“熊孩子”究竟是如何養成的？“熊孩子”又該如何引導管教？背后是深刻的教育話題。
家庭教養是兒童成長過程中最大的影響因素之一。
“熊孩子”背后是“熊家長”？
近年來，關于“熊孩子”闖禍的新聞從破壞公物、擾亂公共秩序到危及自身安全的行為均有涉及。每當有“熊孩子”出沒，評論區總有這樣的聲音：“年齡不能成為犯錯的理由”“家長是怎么管的”“熊孩子背后是熊家長”……
對此，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認為，當下社會公眾對于所謂“熊孩子”這一群體的負面評價是有待商榷的。
“調皮是兒童天性的自然流露，從兒童發展的專業視角來看，兒童借游戲來探索周圍的世界，適當地‘調皮’有助于他們大腦的發育。盡管這種調皮行為可能會因為疏忽造成一些負面后果，但在家長及時恰當的引導下，兒童能夠認識到錯誤并改正他們的不當行為，我們也理應給予孩子適當的寬容。”任海濤告訴《新民周刊》，“熊孩子”和一般調皮孩子的核心區別可能在于行為規則意識與后果意識上的差異。“熊孩子”常表現出對于規則的無視、對于他人感受的漠視，有時還會惡意破壞規則、損害他人的利益。但更為關鍵的是，其家長通常未能履行應有的管教責任，甚至會偏袒孩子的不當行為，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孩子的不良習慣。
在任海濤看來，家庭教養是兒童成長過程中最大的影響因素之一。“一般認為，家庭教養方式主要有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和溺愛型四種。研究表明，民主型家庭培養出的孩子通常更加樂觀、有禮貌，情緒控制能力較強；相較而言，由于缺乏科學的教養方式，放任型與溺愛型家庭培養出的孩子往往同理心、責任感較差，合作意識欠缺，也就更容易養成所謂的‘熊孩子’。”
孩子原本是純潔的白紙，而家庭教育會影響孩子的一生，教育專家尹建莉也曾表達過相似觀點：“一個孩子，如果他某方面沒有匱乏感，就沒有強烈的需求；如果他的心理不曾被壓抑，就沒有破壞欲和反抗欲。”如果真有一類孩子是“熊孩子”，產生原因是兩個：第一被錯誤評價，第二被改造和扭曲。
誰為“熊孩子”的錯買單？
14歲的小明（化名）回外市過年時，在街道上獨自燃放旋轉炮，過程中，一響旋轉炮直射進入停靠在路邊的一輛轎車前端保險杠中網處，引發車輛起火，最終導致車輛報廢。
消防救援大隊出具的火災事故認定書載明，起火點為車輛發動機機艙內距離左側輪胎約30cm處，起火原因為人為燃放煙花，煙花飛竄引燃發動機機艙內可燃物蔓延成災。
事故發生前，車主為車輛投保了機動車損失險；事故發生后，保險公司根據現場查勘評估與車主簽訂定損協議書，隨后向車主支付車輛全損金額15萬元。
后保險公司將小明及其父母訴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賠償損失15萬元。最終，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判決：三被告向保險公司支付賠償款15萬元，該判決已生效。
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監護人盡到監護職責的，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熊孩子”相對于成年人來說，對某些行為的危險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作為監護人，不僅要保護孩子的安全，也要加強教育約束。
盡管前述案例中，責任認定看似清楚，不過任海濤認為，在實際案例中，在監護人責任認定方面仍有難點，不能一概而論，主要分為三個方面。
首先，除了未成年人本人的侵權行為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主體的侵權行為。例如煙花爆竹本身是否存在質量問題，有沒有違反安全生產標準。
其次，除了未成年人的侵權行為之外，是否還存在受害人過錯。例如這個車主是否存在違規停放的問題。
最后，監護人是否盡到了侵權責任，比如有沒有明確給未成年人提供引導告知，如果說監護人已經盡到了非常明確的監督照管義務，那么也可以考量對監護人責任做適當的減輕。
“其他類似案件中，可能認定的難點也主要集中在這三個方面。比如四川的那個案件，小孩把鞭炮扔進了沼氣池導致車輛財產損失，也需要考慮管理單位是否盡到了必要的管理舉措，比如設置警示牌；下水道中沼氣含量是否符合安全標準等。”任海濤說。
事實上，今年兩會期間，“熊孩子炸化糞池”的問題已經被多位全國政協委員關注。李書鵬委員表示，全國約有480萬座化糞池，其中大量化糞池已“超期服役”，需要對其進行改造。“一座化糞池每年約排放一噸甲烷。而且由于化糞池截留了大量有機質，造成污水處理廠的碳氮比不合適，化學需氧量濃度偏低，后續還要進行加碳操作。”另一位深耕環保事業的黃綿松也表示，這起事件引起了整個水處理行業的關注。
“熊孩子”的這一炸，或許真能成為行業相關人士重新審視化糞池在城市排水系統中的位置的好時機。
“熊孩子”怎么教？
春運期間，鐵路上海客運段在各趟列車上增設閱讀角和流動書屋，為兒童旅客出行增添樂趣。
“熊孩子”犯錯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錯以后依然故我，進而一錯再錯。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發布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明確了教師可以對學生實行教育懲戒的各種措施。當然教育懲戒不同于體罰或者變相體罰，是在不傷害學生身體、心理、自尊的前提下，對學生的違紀行為進行管理和矯治，比如對學生的違規行為進行點名批評、課后訓導等都是符合《規則》的。
2024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更是明確要“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為教師依法履行教育職責、聚焦主責主業提供了政策依據，鼓勵教師用好“戒尺”。
與之對應的，如果“熊孩子”在學校犯錯，學校和老師或許也該承擔相應教育和管理失職的責任。當然，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應當懲戒但受法律法規限制，因而致使犯錯學生未受懲戒的，教師或學校應無責；應當懲戒但懲戒不當或過輕未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后續又造成嚴重后果的，教師或學校要承擔部分責任；應當懲戒但因教師或學校主觀原因沒有懲戒且造成嚴重后果的，是教師或學校嚴重失職，應該進行嚴厲處罰。
學校懲戒外，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家庭教育對于“熊孩子”的行為矯正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任海濤認為：“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務是通過日常互動建立基本的是非邊界，讓孩子體驗行為后果（如弄壞玩具需自己存錢修補）。而養出‘熊孩子’的家庭，要么是家長過度溺愛、包庇孩子的錯誤；要么家長總是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壓制孩子行為，導致孩子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知和敬畏心，總是用闖禍的行為試探社會規則的底線。”
幾年前，寧波市北侖區某小區電梯里的檢討書刷爆網絡，不失為教導“熊孩子”的正面案例。寫檢討書的是一名8歲男孩，他乘坐電梯時貪玩，將32個樓層鍵全按了個遍。當時正值早高峰時段，很多業主趕著去上班，還有業主向物業反映“電梯出故障了”。
小孩貪玩按電梯不算什么大事，因此真相披露后也沒有人較真，但孩子的媽媽知道后不僅鄭重其事地幫助孩子分析這樣做的后果，引導孩子認識錯誤，還要求他寫檢討書向鄰居們道歉。這一行為不僅獲得了業主們的點贊，也被網友們贊為“教科書”式的處理。古語有云：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但人際交往中，難免磕磕碰碰，如果都能像這位母親一樣見微知著，及時教導孩子認識錯誤并真誠反省，自然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孩子未來成長之路也會變得更寬更廣。
任海濤提到，當下“熊孩子”的新聞屢屢發生，和自媒體時代兒童成為短視頻平臺的重度使用者不無關系。兒童的認知和行為塑造模式與之前相比大不相同，他們在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雙重情景中完成社會化。“短視頻平臺存在心理刺激的即時反饋機制，長此以往兒童延遲滿足能力可能下降，面對刺激想法更可能實施沖動行為。此外，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鏈接減弱，傳統社區對兒童行為的監督主體缺失，兒童在新型城市化生活情境中未習得應有行為規范。”
社會是底線約束與價值引導的場域。在任海濤看來，通過公共空間的行為制度設計，形成兒童行為的“隱形教科書”或許也是一個管教“熊孩子”的好辦法，比如黨政機關可通過社區活動等形式，倡導社區中人與人之間增強感情鏈接，形成公眾對“熊孩子”行為的社會監督。而媒體在報道中也應避免妖魔化“熊孩子”，倡導家庭、學校等主體形成科學合理的兒童行為和認知培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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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周潔
來源丨新民周刊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