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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鑒中,以全球為方法,政治學欲讓世界更懂中國|政治學·新知⑨

2025年01月12日

  8場49位嘉賓,20小時1200分鐘,數萬在線觀看……自2024年12月26日啟動的“政治學·新知”跨年演講至2025年1月4日落下了帷幕,從最開始的堅持、到中期的期盼、再到尾聲的不舍,“政治學公開課”營造的學術共同體氛圍,遞送的思想洞見,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下探索的政治學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不僅讓聽者都感受到了光,也在學術圈漣漪層層,持續熱議,并且從政治學屆擴散到其他新文科領域。

  1月4日最后一講,豪華陣容的6名嘉賓駐場收官。在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高文勝主持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吳志成、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楊雪冬、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振江、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郭樹勇、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龐金友各抒己見。

  盡管因為學者檔期原因,主題和關鍵詞不免與前數天的嘉賓相同,但如嘉賓《新華文摘》編審胡元梓提出的“人文學科本就是從不同側面、不同層面來回答真理”,本場將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置于更大坐標系中,走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本身的研究框架路徑,從國際關系、全球治理視野、文明互鑒視角,更甚從華僑華人范疇,以更宏大的關懷繪就中國自主性知識體系建構的寫意圖。

主持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高文勝與部分嘉賓騰訊會議室截圖


“需要有一個更寬廣的視角”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求的同時,也強調了“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對于這點,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龐金友在講座中強調了對時代背景認知的重要性。他認為,這個問題是構建中國政治學自主體系的現實語境、原初動力和價值旨歸。那么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過程中,正面臨著怎樣的時代格局呢?“新形勢、新要求”有著怎樣的變化?或者說,當前全球正面臨著怎樣的中國崛起、發展中應該避免的問題?


*五大領域正在全面瓦解,經濟不平等是元兇


  壓軸出場的龐金友具象化地闡釋了“新形勢”的時代背景,將當前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沖擊與挑戰細化為五個領域——經濟、政治、文化、觀念和技術。這是龐金友團隊所作研究依據的前提基礎。他認為首先是經濟不平等的困境。根據厄爾·懷松在《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一書中的觀點,西方世界一直引以為豪的橄欖型或紡錘形社會結構已然消失,中產階級迅速萎縮。當前的社會結構呈現出明顯的雙鉆石型格局。經濟不平等的直接后果是政治極化的加劇、財閥政治的抬頭、民粹主義的泛濫、身份政治的崛起和政治信任的危機。

龐金友認為當前世界面臨經濟、政治、文化、觀念和技術五大領域的沖擊

  關于這一點,關注著全球政治風向變化的吳志成在講座中提及了1月20日即將就職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將他的第二次上任作為下一階段政治變化的標志。他認為,特朗普的就任大概率會導至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抬頭;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重來;因強調“美國優先”和反對多元文化價值觀,國際合作意愿會下降,并使得經濟全球化減速。整個世界都可能面臨一個相當無序和混亂的狀態。在分析特朗普上任事件時,龐金友給出他對美國政治的觀察,激進的政治摻雜了太多情感、情緒等非理性元素,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再加極化政治,讓傳統政治面目全非,風雨飄搖。

  同時,作為次生問題的移民浪潮,它的到來改變了移民國的社會結構和人口機構,引發了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了多元文化的困境。傳統觀念復興、后物質主義普及則加強了反智主義的泛濫。技術方面,數字巨頭掌握著越來越大的權力,從數字壟斷到權威重構,從議程設置到政治操控,從言論約束到思想控制,它們已經在實質介入政治生活。“西方現在日益走向了一個沒有思想的世界,而始作俑者就是這些掌握數字技術的科技巨頭。”


*現行體系本身的不合理性呼喚理論更新


  從事全球治理研究的吳志成則一語破的,他說,“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公正、不合理。”總體來說,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然而,全球治理體系理論本身并沒有反映這種新變化、新格局,因此代表性和包容性非常缺乏,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更加凸顯。

吳志成指出,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公正、不合理

  吳志成認為全球治理體系發展滯后。當下大部分的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機構都是由西方大國主導建立,或者是按照他們的理念建立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嚴重不足。這也導致了現行體系的主導國家必然打壓新興國家提出來的新治理的理念、標準、模式和要求,以維護西方對于全球治理的既有主導權。同時,從理念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現有的全球治理理念也不能適應當今治理實踐的需要。難以把廣大的非西方國家的多樣文化和理念包括在其中。而在實際效能上,又不足以應對全球化。在地球村時代,在面對新問題、新領域時還存在著制度真空和治理盲區。


*理論本身正經歷著范式革命的洗禮


  與第七講嘉賓郭定平從中國政治學學科自身成長的角度界定政治學范式轉化的角度不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楊雪冬則同樣從全球視角對政治學研究范式進行了分析。他說,以前我們討論的范式變革,更多是從時間維度、歷史性的角度出發,不同的時代會有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如果把全球作為方法,就是在共識性的程度上討論,對所有的國家都適用。楊雪冬指出,“我們正經歷著一場政治學研究范式的革命。”

  這場研究范式革命并不發軔于單一國家。而是政治實踐發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變化,各國的治理體系都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跨邊界等的復合挑戰,這些跨邊界的問題無法依靠單個國家解決,所以這種全球治理性的危機實際上是一個全球普遍性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討論政治學原理性的知識更新不是從某個國家出發的,更多是從全球的角度出發。用一個時髦的話說,“那就是把全球作為方法”。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制度就像被放在一個無影燈下,它的缺點與優點都看得一清二楚。

楊雪冬分析,從全球視野看,我們正經歷著一場政治學研究范式的革命


中國理論的崛起“正當其時”


  借用楊雪冬在講座現場的發言,嘉賓們也都普遍認為,正因為國際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也應、也需,并且正在貢獻自己的一些實踐經驗。


*中國理論是回應時代的必然、必要、必需


  龐金友認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歷史邏輯的必然、理論邏輯的必要、現實邏輯的必需。一方面,這是世界現代化進程變遷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這是中國現代化理論發展的內在鏈條。180多年前開始,中國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國顯然已經深度融入了現代世界文明的進程。中西在互動中彼此融通,在融通中共同進步。面對當下世界政治局勢、政治發展遭遇的危機和挑戰;面對中國40余年改革開放的經歷和75年新中國建設的歷史,需要全面梳理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程,刻畫中國現代化的氣質特征,提煉中國式現代化的知識貢獻。這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本質需求。

  對此,嘉賓們認為,中國的實踐很好地回答了“時代之問”。從現代化理論出發,龐金友指出西方現代化理論具有共同特征,它們都回答了五大問題,即驅動機制、道路選擇、實現方式、價值目標和制度保障。而基于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背后也暗藏著對驅動機制、道路選擇等五大問題的中國式回答,尤其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等中國式現代化的七條本質要求,實質是在解釋中國未來將走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在解釋中國未來將走的現代化道路


*政治學范式出發的中國智慧之答


  從政治學范式出發,楊雪冬則認為當今的政治學必須回答三個基本問題。第一,治理挑戰下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或者說,治理規模、治理問題復雜性、治理場域的開放性是否決定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機制的不同和改革的調整方向?第二,在開放條件下,協調發展、治理、安全三者關系的路徑是體制性的,還是機制性的?第三,如何將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全面納入政治考量之中?

基于中國的經驗和歷史,楊雪冬認為中國給了答案。第一,從國家“最小化”的政治價值,到國家“有為”的政治價值。第二,從基于個人權利的政治到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第三,從基于“分工—分權”的國家治理到基于“集中—協同”的國家治理。第四,從以制度為中心的國家到以“人—制度”互動為中心的國家治理。第五,從以國內為關照的單一中心治理到“國內—國際”互動為關照的多中心治理。第六,從政黨作為社會利益的表達機制到社會利益的“整合—引領”機制。無疑,這也是中國智慧回答時代之問的嘗試。


*國際關系理論,中國正開創中國學派


  郭樹勇則直接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出發,提出了“從英國到美國再到中國”的觀點。作為國際關系學專家,郭樹勇始終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幫助人類走向和平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強調國際關系學是大國之學,因為大國對于世界和平的責任更大,擁有著締造和平的實力條件。縱觀19世紀以來的歷史,郭樹勇細數,恐怕只有三個大國擁有和正在擁有比較成熟的國際關系理論,即英國、美國和中國。

中國學派正在形成

  英國學派作為開啟現代國際關系學的學派,它總結了英國治理歐洲和平、世界和平的經驗,提出了以國際社會為核心的概念體系。而美國學派則對20世紀的國際政治經驗和部分的權力和平轉移等進行了新的總結提出了以國家利益、國際制度、國際身份等位重要代表的概念體系。

  反觀正在形成的中國學派,是隨著中國和平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的進程中,不斷提倡進而逐漸完善、形成的國際關系理論自主性知識性體系的主張。習近平外交思想給新時代中國學派建設指明了方向,也開辟了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理論的新境界。中國學派,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發展中國家觀察21世紀國際政治的視野,同時也希望超越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的局限,以彌補理論不足,提出建設新的大變局形勢下的世界和平之道。

郭樹勇指出,中國學派會彌補英美理論不足,提出世界和平之道


*世界不能就單一理論達成普遍性效果


  中國實踐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這顯然能夠成為世界理論的有效補充。楊雪冬回顧了近現代時期美國作為政治學原理性知識更新的策源的歷史,參考著有《論美國民主》一書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他看到了近現代美國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以此為案例討論了“民主會帶來什么后果”,從而構建了新的政治科學。后期,《聯邦黨人文集》圍繞“聯邦”的政治學原理性知識,提出政治規模的重要性,更新了政治學原理性。

  當然,正如學者施密特曾說,在美國,這些政治學的原理性知識都是在基于美國的優勢中形成的,比如趨同性命題、不對稱性命題、依次性命題、專業化命題、效率命題、普適性命題。楊雪冬認為,美國經驗是一種非歷史性,這其實都在提醒我們,任何一套原理性的知識可能都會有局限性。所以美國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它所產生的知識并不必然是普遍性的知識,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治學發展中由于受學術市場競爭、職業崗位崗位競爭的影響,過度追求一些時尚性的東西,所以不斷出現一些新的理論、新的方法,雖然流行一時,但往往難以經受時間考驗和實踐檢驗。

  中國政治學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對中國豐富的政治實踐進行學理化總結,從中提煉出公理性知識,給浮躁變動的社會提供理性的思考。

美國是一個特別的案例,它所產生的知識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知識


文明互鑒是與世界開放共贏


  時代之變是客觀現實,作為正在民族復興之路上的中國,總結自身經驗回答時代之問、回應時局之需,是大國擔當。然而,無論是范式轉變還是學派建立,無論是立足全球治理還是擺脫西方理論困境,這些努力都是復雜而漫長的。本場講座嘉賓也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射到文明互鑒的“開放性”問題上,提出在文明互鑒視野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路徑。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張振江選擇華僑華人這一既具國際移民普遍特征同時又富有中國特色的群體,以他們在國外國內的研究隊伍為例,對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過程中的“內”“外”進行了獨特分析。他指出,具有“中華根性”的華僑華人本就是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本土性話題;華僑華人的“在地性”把中國與世界各國相互聯通,展開了交流互鑒的可能和機遇;華僑華人的“全球流動性”一方面顯示他們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研究人員不但有“家國情懷”的執著,還應具有胸懷天下的世界眼光。

  “遍及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以及其研究群體,提醒我們要建構的不是中國政治學,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的素材來自中國,但理論的指向應是整個人類。”

  《新華文摘》編輯胡元梓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從“可信性問題”角度論述中國自主性知識理論的“開放度”,強調學者要將真實事物發展變化的真實過程描述清楚,具體可從“體相用”結合回答真理及其過程。所謂“體”即內容,“相”是形式,即用適當的形式、適當的話語體系、適當的理論去研究真理和過程,“用”則是指研究的問題要有社會價值和理論價值。

  每個學者、每個學科都必須有自己的學術根本,立足于學術覺悟,貢獻學術智慧,強化學術共同體。從學術覺悟引申出來,除對自身研究領域的認識,還必須了解學科在其他學科的研究狀況,更要知道在他國的研究狀況。不只是政治學,所有的學科都要善于把他人的研究領域、他人的學科、他國的東西學過來。這也是開放度所在。

張振江(左)、胡元梓(右),分別從各自的研究領域提出了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

  楊雪冬借用陳寅恪先生所說,認為要做學術研究的“預流”。一個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則為時代的新潮流。在政治學研究中,尤其要破除“三個”中心論的認識束縛,即“中國中心論”導致的心態“自大”,“西方中心論”帶來的學術自卑,“方法中心論”誘發的視野“自閉”。

  不過分強調中國例外論,從避免“西方中心主義”到避免“中國中心主義”,龐金友也認同這是我們在構建中國自主性知識體系過程中應該注意回避的誤區,并提出我們應該堅持理性務實的立場,營造開放共贏的心態。同時,確立古今中西的定位,借助比較研究的視角,在“看懂西方”的同時也得讓世界“看懂中國”。堅持文明互鑒的價值趨向,放棄狹隘的文明優越感。

“政治學公開課”微信公眾號在1月5日刊發的“圓滿落幕”報道,目前八期演講實錄都可在該微信的視頻號上回看,歡迎登錄學習

文匯報社文匯講堂工作室為本次跨年講的媒體支持,在2025年元旦啟動的“三端合一”的“上觀App”客戶端上,“文匯講堂”欄目發布了8篇觀點報道,和年前的一篇預告,加上本文,共有10篇報道,歡迎閱讀指正

  1929年,杜威受邀在愛丁堡大學做演講,他給出的最初的題目是“停止尋求確定性”,后來成了他的名著《尋求確定性》的底稿,杜威質疑古典哲學構建的永恒不變的世界,提倡用實驗探求相對的確定性和安全性;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九十冥誕的文章中說:“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杜威對傳統的否定,毛澤東對中國的定位,在今天成了榜樣和目標,如同演講嘉賓分析全面改革時所說,“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自主知識體系,“也不是為了建構而建構”。當原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由內生動力破繭而出時,大家再來回望,在21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時間分水嶺上,這場跨越了2024—2025年的“政治學·新知”跨年演講,該是中國政治學自主性知識體系建構路上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無論怎樣,這場超長版分享里,已經記錄下了中國政治學者們開拓與努力的身影。


閱讀原文


作者丨童毅影(華東師范大學法學博士) 文匯報 李念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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