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政治，參與式宇宙；決策樹、集成學習這些算法本質是政治學；技術資本、數字政府的技術惰性；國家信息流量、社群機制……
不錯，不錯，這里是2025年后第二場“政治學·新知”跨年演講現場。“新知”繼續轟炸！接續1月2日交叉學科的云集分享，3日晚五位學者中有四位更集中于因AI涌現、量子力學等技術變量出現的交叉學科或老學科煥新，量子政治學、計算政治學、信息政治學魚貫而出，雖然分享者的年齡普遍降低了一個“量級”，但思想卻在技術上提升了一個“維度”。
記者觀察之一，從詞義構成分析，這些新學科的名稱組成中，非偏正結構而是聯合結構，或許前一個詞所指涉的發展理論在域外更有優勢，但交互后的學科實踐，中國并非不在起跑線。觀察之二，借用量子力學里的“糾纏”概念做延伸，面對這個時代里的政治學學科“糾纏”，從分享學者中，記者感受到了他們生逢其時的自信和扎實耕耘的構建，而像吳冠軍這樣兼備網絡號召力與學術引領力的學者，發出更多學子加入當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的集結令，并非煽情的沖動，而是因為“政”當其時。
本期主持天津師大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褚爾康和五位分享嘉賓在開講前的騰訊會議室，策劃者佟德志副校長全程聆聽并點評
量子政治學：世界充滿可能性，需要政治學介入研究
1990年代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叫《量子政治》。去年，吳冠軍也出版了《從元宇宙到量子實現——邁向后人類的政治本體論》一書。因在同城，記者經常能感受到吳冠軍在政治學界圈內圈外的“潮”，自他從澳大利亞留學工作回歸之刻。在直播間拿iPad投射二聯版PPT，興奮時旋轉辦公室的座椅手舞足蹈，從量子政治學看到“可能性的政治學”和“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到政治學”的“蠱惑”，就極具感染力地傳遞了出來。
作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很善于講課。為何要“蠱惑”更多人參與到政治學研究中？他從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里的定義闡釋說起。博學的亞里士多德說，有三種不同的路徑構建知識，第一是生產性的知識，比如藝術、修辭學，是從無到有的創作；第二是理論性的知識，比如數學、自然科學、神學，也包括哲學里的形而上學、邏輯學，它們不是經驗性的知識，而是關于世界的一種知識旨趣，讓你有好奇心去了解這個世界；第三是實踐性的知識，比如政治學、倫理學。
自從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同時頒給與AI有關的研究，幾乎是官宣了人工智能在當今的至高無上地位。“前兩種知識上，AI都對人類構成了極為尖銳的挑戰。”AI能作畫、寫詩、聊天，能幫助進行蛋白質實驗，但是AI無法解決哈以沖突，無法讓俄烏停戰，這就需要“人類發展政治智慧，以處理如何在‘地球村’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意義上的共同生活”。只有政治學做好了，才能讓生產性知識更豐富、理論性知識更具價值。
吳冠軍號召更多學子投入到政治學研究，因為世界是未完成的
人類先賢亞里士多德賦予政治學如此重大的使命，后人如何推進政治學發展呢？量子物理學參與到政治學就是一個前沿的視角。吳冠軍話鋒一轉，作為人類都喜歡確定性，1990年前后，日裔美籍政治學家福山寫了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就是在政治學上認為不再有大的制度之爭，但是牛頓范式投射到社會科學的確定性很快被量子物理所打破。量子物理打破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并反映到政治學上。
波粒二象性說有時是波有時是粒，世界并非有序地組織起來，顯示出政治學上無政府主義的特性；穿墻而過看似自我膨脹的吹牛，但在統計學上確實存在這種概率，就形成了量子隧穿效應；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曾說，宇宙并非一個已經完成的實體，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和行為來影響其無數年前的樣子，這在政治學上稱為“參與式宇宙”。所以，“我們應該把海森堡這樣的物理學家引入到政治學討論中”。吳冠軍分析，比如，個體被視為類似物理學中的原子，個體的內在特質是通過復雜的互動和博弈形成的。“我們應該看個體的潛在可能性”。在國際政治合作中推動相向而行的努力，有著充分的理論依據。
這樣的量子化觀察，已有不少學者作出精辟的研究。亞歷山大·溫特寫了《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從政治學家和國際關系學家視角研究量子社會科學和量子政治學。凱倫·巴拉德的2015年的書《糾纏》（Entanglements）還沒有中譯本，她作為量子物理學家提出了“可能性的政治”這一概念，她認為，不管是人際層面還是國家層面，都可以重構。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本身就是在參與這個世界的構建，世界就是未完成狀態。
量子物理學家巴拉德提出“可能性的政治”概念
對“可能性的政治”提出的觀點，吳冠軍給予自己的提法叫“互動本體論”，既然世界是能夠通過互動甚至觀察、認知的行為被改變，如同馬克思所說，哲學家的任務不僅僅是解釋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政治學的量子轉向告訴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研究政治學，介入到這個未完成的世界。”
計算政治學：人才知識結構必備，重構智能社會治理
在去年12月26日首講中，佟德志點評學科邊界拓展時提到計算政治學已在二級政治學學科目錄上，因此，看到預告中高奇琦將會分享《計算政治學推進的可能路徑》，記者有點拿著小板凳搶座期待感。同時好奇，文科生能拿下AI大模型中費神的工科知識嗎？高奇琦是記者所在的文匯講堂的嘉賓，他因帶領團隊曾連續數年推出全球治理排行榜而聞名于學術界，在演講時他的身份是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
“計算政治學是把計算作為必要知識引入至政治學的基礎訓練中，并形成新理論、新議題和學科新增長點的學科。”高奇琦坦言是分享最新思考和探索。拿人工智能三大基石即數據、算力、算法而言，“算法背后反映的是人類的行動的模式，本質上就是政治學。”他舉例，KNN（K-Nearest Neighbors）算法，名曰K最近鄰算法，用作分類或回歸，其本質是根據鄰居的樣本來做決策。又如，決策樹是模仿人類決策過程的樹形模型，用于分類和回歸任務，“這有點類似官僚體制，節點是基本單元，根節點是起始點，葉節點是末端，分支是一個決策節點到另一決策點。”又如，集成學習，類似政治學里的意愿總和，需要通過民主方式得到。
這聽起來還有點深奧，換句話說，在智能化時代，什么樣的知識結構可以塑造出理想人才？
高奇琦列出的能力清單
高奇琦列出的知識清單：人文素養+倫理關懷+政治學訓練+數字素養。就數字素養而言，恰恰是計算政治學所要培養的。目前，需要做四方面的推進。一是學生要系統掌握計算機知識，并上手進行數據分析和深度神經網絡的建模。二是教師必須補上定量技能以避免知識斷裂。第三調整專業培養目錄和課程。應安排計算機基礎、前后端、數據結構、服務器、算法、機器學習等課程。四是推進新議題。如，可以嘗試用算法做一些事件預測。由此看，與計算政治學對應的學生知識結構中必須具備六種具體能力，高奇琦羅列：自主學習能力、更新知識能力、開放汲取能力、基礎理論能力、算法理解能力、代碼工程能力。
與吳冠軍吸引學生來學政治學的方式不同，高奇琦認為政治學訓練是必要的人才構成要素，同時政治學也大有作為。“新興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政治學的母體。”因為一方面政治學是幾千年來人類知識的一個結晶，它有豐厚的歷史積淀；另一方面，它的方法論、一整套議題相對比較成熟。高奇琦認為，在未來社會人類的行為，很可能會走向阿倫特意義上的行動。通用人工智能到來后，人類將有更多空閑，那時社會里各類制度如何重構，就需要政治學來發揮力量。
高奇琦花了五六分鐘講述需要掌握的計算機技術（含目前大模型的基礎知識），似乎走過了AI發展的幾十年，讓關注數字技術原理的聽者似曾相似又感眼花繚亂。熟練掌握計算技術會有怎樣的奇跡發生？高奇琦以兩個例子結尾，其中一個案例是：加拿大一位本科生沒有任何硬件的經驗，他借助和Claude3.5軟件的不斷對話，用了一個月時間，在臥室里手動制作成一個微型的核聚變反應堆。“這個案例說明一個自學習時代已經來臨。”
正像本場主持人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褚爾康總結觀點“未來的政治學屬于算法和算法的設計者”，不免讓人憧憬計算政治學如何武裝起文科學生，更好地發展當下智能時代的政治學。
數字政府與技術資本博弈：如何剪斷“侵蝕”發生鏈
如果說吳冠軍的鼓動和高奇琦的實踐帶給你的是量子視野及AI技術與政治學嫁接的進入之門，那么許開軼接著指出的計算政治學中技術資本與數字政府之間的博弈，則展示了一幅當代“利維坦之惡”，同時關聯著前一天肖晞所談論的國家安全問題，前兩位學者呼喚的政治學的責任使命溢于言表。
許開軼為數字政府免受“侵蝕”開出藥方
許開軼是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脫胎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時代技術資本與國家安全研究”的主題分享《數字政府的技術資本侵蝕問題論析》邏輯嚴密，宛如在聆聽一場“技術”與“政治”之間的精彩博弈。
第一個關鍵詞是技術資本。許開軼給出的定義是“一種以高端技術創新為核心，進而引發資本躍遷增值的新興資本力量”。在傳統關系中，技術通常是產業資本的模擬工具，資本占主導地位，但在“技術資本”范疇中，關系已異化為聯盟，技術一改弱勢地位，對資本有牽引作用，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原本中立的技術力量成為異化社會勞動和社會關系的工具。
第二個關鍵詞是侵蝕。傳統政府面臨的資本侵蝕問題延續到了數字政府中，因此，侵蝕的施動方和受動方有著某些先天聯系。許開軼分析，實現最大程度的增值是資本追求的永恒目標，而政治權力是資本不斷繁衍的助力器。同時技術的“尋獵對象”——數字政府對技術資本也是“半抱琵琶”。相較舊資本，技術資本因具有先進信息技術和創新潛力，會得到欲有為的數字政府的青睞。許開軼描述，數字政府傾向于向社會力量尋求幫助，技術資本會將前沿技術物化為可交易的技術產品和技術服務，并供應給社會各個需求主體，政府有急迫需求和購買意愿，技術資本有持續有效的供給，雙方的“握手”就順理成章了。此時“侵蝕”就開始發生。隨著購買意愿加大，技術資本將自身的技術、人力等要素融入數字政府中，而因為數字政府的技術能力不足，在雙方合作過程中，技術資本將獲得較多的話語權和主動權。
2024年8月巴西政府判定馬斯克控股的社交媒體平臺“X”因未刪除政府指定信息而罰款，馬斯克拒絕后至10月23日方才上交，許開軼就是由類似現象開啟課題研究 來自網絡
如同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分析的技術變化會帶來社會組織分工的歸類問題一般，技術資本借著數字政府的技術權力依賴關系深入侵蝕，許開軼展開論述道，數字政府在茁壯成長，同時也走上了“信息控制—技術內嵌—權力依賴—權威遷移”之路。由此，造成數字政府的結構異化、履職風險、效率下降、能力弱化等問題。就結構異化而言，資本成為隱性操作者，在結構重塑上，政府扁平化與傳統的科層制政府結構發生沖突，從而導致政府層級關系的協調困境。由于權威遷移，可能導致數字政府的公信力被削弱，進而陷入“塔西佗陷阱”，比如，數字政府面臨信息噪音、信息失真等。
如何避免數字政府被權力資本侵蝕？許開軼針對性開了四條藥方。面對結構異化，可加強對技術部門的監管和政府層級協調機制的優化，避免數字政府橫縱結構的異化；面對履職受限，要改善數字政府的預警意識和掌舵意識，驅動數字政府履職水平的提高；應對效率低下，要改善數字政府的信息運用能力和對話溝通能力；應對能力弱化，可考慮通過建立各級數字政府的數字能力評估體系，抑制數字政府的權力惰性。
這場驚心動魄的“技”與“術”博弈并未止于雙方之間，負面效應也會溢出。許開軼特別提醒，社會其他領域的行為體也會面臨挑戰，尤其是國家安全領域。
由此，計算政治學帶來的權重也深刻印入聽者的腦海。中國是數字技術的最大應用國，如何以人文監管遏制住技術之惡而讓其向善，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義不容辭。
信息政治學：新時代國家信息能力產生途徑發生變化
孟天廣指出，信息能力成為數字時代的機制性國家能力
避免技術資本對數字政府的侵蝕，是防患于未然的計算政治學的學理責任，而這些又關系到數字時代政治學理論范式的迭代發展——信息政治學，此時再聆聽孟天廣的《信息政治學的知識體系》就如及時雨。主持人介紹的抬頭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但他更喜歡計算社會科學與國家治理實驗室副主任這個身份。孟天廣從信息對國家構建、國家運行的影響提出構建新的國家理論“國家的信息理論”；隨著早期國家到現代國家，再到數字國家的演變，政治學視野下的信息也經歷了從機制（Mechanism）到要素（Element），再到主體（Agent）的轉變。因此，進入數字時代，在強國家和強社會之間，信息機制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國家治理新機制，以嫁接行政機制和社群機制。
“信息很早就存在，只是到了數字時代，在國家治理中得以凸顯，而信息作為國家的神經系統也早已有之。”孟天廣善用古今中外的知識做融合解析，比如古代中國的烽火臺就是國家的信息邊界、秦漢以降的“編戶齊名”制度，言官監察制度都是早期國家的信息實踐。
到現代國家出現，韋伯的實體論國家理論和褔柯的經典理論中都給予信息以重要地位，譬如韋伯視角下現代科層制國家是專業性處理復雜信息的組織形態，褔柯則認為國家排他性地占有、處理和詮釋信息是國家構建的必備要素。隨著全球范圍內數字國家的興起，信息更是拓寬國家邊界、強化國家能力、調整國家—社會關系的新變量，這一條和“跨年講”系列中兩位邊疆研究學者的觀點對接了。
信息的三明治運行機制
在數字時代，技術賦能國家也賦權社會，這促使“強國家—強社會”格局逐漸凸顯。孟天廣認為，從信息政治學角度看有效的國家治理，同時需要行政機制、社群機制和信息機制三個層面。信息機制是促成行政機制和社群機制合作與協同的有效且必備的新機制。因此，數字時代，信息機制成為政策決策、偏好吸納、成員激勵、政治傳播、績效評價和資源汲取的核心機制。
與此同時，國家能力的構成及生產過程也發生巨大變化。信息能力成為數字時代的機制性國家能力，是其他任何功能性國家能力生產的基礎。國家信息能力也經歷了從信息汲取、信息處理，到信息治理能力的演變，信息甚至日益成為權力行使或政策執行的新主體。他舉例，當下社會征信體系利用信息進行排序（scoring）就成為社會干預的新形態，越來越多的城市大腦等智能化決策輔助系統直接幫助人類做研判和決策。
如何生產數字時代的信息能力呢？孟天廣提出要同時依靠行政機制和社群機制，尤其是社群機制，“它與國家層面的行政機制并行不悖，起到相互補充作用。”身處數字時代，社群機制的優勢是很多人都能體會到的，它重點體現在去中心化，依托各類在線或線下社群，為社會成員的協商、辯論提供了載體；在多元化上，增進對社會復雜性和多樣性的解釋，避免行政機制的“偏差”造成誤讀；在個性化方面，行政地處理個性化信息存在“標準化悖論”且成本高昂，而社群機制天然擅長處理個性化信息。“在數字時代，這些優勢尤其凸顯。”
方雷提出，中國政治學的自主知識體系要讓世界認識中國、容納中國，讓世界尊重中國、佩服中國
仿佛上了一堂加強版的政治學技術課，密集信息和重構觀念讓人心潮澎湃、燒腦燒心。如果說這些更聚焦于學科新知的“術”，那么開首演講者方雷的演講則是高屋建瓴的“道”。方雷剛履新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自稱“非典型政治學人”。雖然每場都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分享宏觀層面的構建中國政治學的自主知識體系的自我見解，但方雷的所見更有“他者”的冷靜和超脫。他倡導三種關懷，即堅守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文關懷、立足民族偉大復興的公共關懷、面向人類徹底解放的終極關懷。由此要培養五種思維，分別是創新性思維、異質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對抗性思維、鼓勵建設性思維。策劃者天津師范大學副校長佟德志高度贊許三個關懷，同時也提醒所有的政治學人“不忘初心”。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碩士朱梅全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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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文匯報 李念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