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既是國家戰略，也是上海追求。
當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進入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關鍵階段。華東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杜德斌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理論與實踐》一書，以詳盡的理論和實踐案例充分說明：科技創新并非神秘莫測、難以捉摸的使命，在硅谷可以夢想成真，在上海同樣可以實現乃至有所超越。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理論與實踐》杜德斌 著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樹立新常識
讀書周刊：回顧人類科技發展史，從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到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很多重大科技突破都是舉全國之力的結果。這是否說明科技創新是可以“規劃”出來的？
杜德斌：這些重大科技突破確實展現了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集中資源、舉全國之力進行科技攻關的顯著成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創新在特定條件下是可以被“規劃”或“引導”的。但是，這并非簡單的預設目標和路徑，而需要綜合考慮國家戰略需求、資源集中配置、跨學科協作等多個復雜因素。
同時，我們更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科技創新的不可預測性、復雜性和持久性。這意味著除了集中的攻關行動，還需要持續進行基礎研究的投入、創新環境的營造以及人才的培養等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科技創新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
讀書周刊：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科技創新有何優勢和劣勢？
杜德斌：這個暑期，我剛去美國考察。與這個頭號科技強國相比，中國科技創新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龐大的科技人員規模。中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在2013年就已超過美國，并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位。
二是新型舉國體制。近年來，中國在載人航天、大飛機、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等領域不斷涌現原始創新成果。
三是超大規模市場。作為人口大國，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超過4億，相當于歐盟、美國和日本的總和。
四是完備的工業體系。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巨大的工業規模為科技發展、為前沿技術轉化提供了完備的產業鏈配套。
就劣勢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發投入總量和增量較低，結構不合理；第二，頂尖科技創新主體相對匱乏；第三，頂尖科技人才比較缺乏；第四，風險投資規模較小；第五，對全球創新人才的吸納能力不強；第六，科學文化氛圍不夠濃郁。
讀書周刊：我們該如何“揚長避短”？
杜德斌：我認為，根本之策在于打破一系列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積極鼓勵樹立新理念。
比如，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自主權，包括技術路線決定權、經費支配權、資源調度權等，以充分激發創新活力；打破學科壁壘和地域限制，促進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形成協同創新的新格局。
短視的評估體系也需要打破，應當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評估體系，注重科技創新的質量和長期效益，為科研人員創造“十年磨一劍”的科研環境，讓科研人員安心科研、專心科研、潛心科研、醉心科研。
在樹立新理念上，首要的是深刻認識到科技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在全社會大力倡導追求真理、嚴謹求實、尊重規律的科學精神，加強對青少年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的教育以及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等。
把握新超越
讀書周刊：近年來，以紐約、倫敦為代表的全球經濟中心正積極地向全球科創中心轉型。科創中心之于經濟中心有何超越之處？
杜德斌：相較于經濟中心，科創中心更加強調以下幾個功能：一是強大的創新資源配置能力，各類創新要素在此匯聚；二是強大的科學研究引領能力，引領當代科學或學科的發展；三是強大的技術創新策源能力，持續產出具有前沿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科技成果；四是強大的產業變革驅動能力，不斷涌現新的企業、新興產業和新型業態；五是強大的創新生態營造能力，持續推動區域創新系統的良性循環發展。
基于這五大功能，科創中心在創新驅動發展、產業升級與轉型、人才與資源集聚、創新生態與文化以及輻射與引領等方面均超越了傳統的經濟中心，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發展模式和戰略選擇。
讀書周刊：科創中心的發展演化，大致有何規律？
杜德斌：科創中心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以及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設計、生產制造等活動在一定地理空間中集聚并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國內外實踐經驗來看，科創中心的發展大致有以下幾種演化路徑：
一是“科技園區—創新集群—科創中心”。
不少科創中心最初是從科技園區發展而來的。在政府的引導、規范、扶持之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并不斷加強與大學、研究機構的合作，整合風險投資、專業性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形成科技創新集群。由此，原有園區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實現“科技園區”模式向“創新城區”模式的轉型。
二是“科學城—科學研究中心—科創中心”。
硅谷雖歷經多次低谷與經濟衰退，但每次都能憑借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流高校所提供的科學研究成果、創新創業動力進行技術革新而重獲繁榮，繼而引領了半導體、個人電腦、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等革命性技術與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全球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的重要創新策源地。
三是“工業區—制造業中心—科創中心”。
這類區域往往是傳統或新興工業區，依托制造業基礎不斷延伸產業鏈、發展專業化服務，逐漸成為區域制造業中心。在制造業的基礎上，依托制造業企業內部研發中心，并整合周邊的教育和公共研發機構，協同形成以制造業研發為核心的科創中心。
這幾種模式概括了科創中心功能形成的不同演化路徑，但多數科創中心的形成過程并不僅僅沿著其中一條路徑演化，而是可能沿著兩三條路徑同步發展。不同科創中心演化路徑的差異，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產業類型和發展模式的差異。
就產業類型來說，從“科技園區—創新集群”和“科學城—科學研究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創中心多屬于高技術型，從“工業區—制造業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創中心多屬于傳統型，基于經濟、貿易、金融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創中心則多屬于綜合型。
關注新變量
讀書周刊：有觀點提出，數字革命能有效壓縮空間距離、消除邊界和地理障礙。在這個“平坦的”“無邊界的”世界里，科創中心建設可以超越地理空間。您怎么看？
杜德斌：這一觀點深刻地揭示了數字革命對科技創新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結構的深遠影響。數字革命提供了超越地理空間的可能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地理空間失去重要性。相反，無論從全球的尺度還是從國家和城市的尺度來看，近年來科技創新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趨勢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城市中心區日益成為科技創新活動最具活力的地方。
在硅谷地區，舊金山市已成為這一地區最具創新活力的地方，其吸引的風險投資額、每年新增的企業數量和獨角獸企業總數已占到整個硅谷地區的2/3左右。在紐約，科技創新活動也越來越集中到市中心，特別是中城區和下城區。這里又被稱為“硅巷”，集中了紐約80%以上的科技就業崗位。
事實上，因受技術和知識溢出的地理鄰近性規律支配，創新企業和機構傾向于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特別是具有產業關聯性的上下游企業，其創新活動的集群傾向更加明顯。
在各種創新主體中，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處于科技創新的源頭，是創新創業人才的搖籃。因此，許多城市的創新產業集群都是以大學為核心發展起來的，如北京中關村等。
讀書周刊：除了地理因素之外，還有哪些新變量、新趨勢值得關注？
杜德斌：人才始終是科創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科技創新的發生不僅需要個體所提供的智力支撐，還高度依賴于人才集聚所產生的集體智慧。全球科創中心本質上就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具備科技化、國際化和年輕化的人才結構，才能源源不斷地產出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進而催生新產業。
如科技化，硅谷的人才結構就具有典型的科技化特征，集聚了100多萬名高科技人員。其中，被譽為硅谷“棲息地”的圣何塞，高科技人員超過30萬人。
如國際化，《新加坡研發國家調查》報告顯示，該國的外籍科學家、工程師占科學家、工程師總人數的比重約為29%；硅谷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人才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且這一特征還在持續強化。
如年輕化，科技創新通常具有探索性、創新性、風險性和超前性等特點，而年輕人朝氣蓬勃、思維活躍、接受能力強，勇于嘗試、敢于創新，具有從事科技創新的個性與品質。
同時，創業人才也呈現年輕化特點。有調查顯示，硅谷、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和班加羅爾的創業者平均年齡分別是34.1歲、32.6歲、32.6歲、36.8歲和37歲。一些著名的企業，如惠普、雅虎、甲骨文、谷歌、蘋果、臉書、YouTube等，其創業者的年齡均在21歲至34歲之間。
此外，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具有鼓勵嘗試、崇尚冒險、包容異質思維、激勵草根精神的創新創業文化氛圍。這一方面體現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對異己的包容上；另一方面體現為對失敗的寬容，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激發人的創新激情與活力，從而促進初創公司持續繁衍和高水平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大力弘揚具有包容性的創新文化，兼顧好“精英創新”和“草根創新”。既重視發揮科學家、企業家等的作用，也要激發社會各個階層的創新活力；既要瞄準科技制高點，也要關注民生關注點，著力在創新政策的普惠性、創新環境的包容性上下功夫。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還專門提到“奮發有為的政府”。新形勢下，政府還需怎樣更好地發揮作用？
杜德斌：作為一個重要的能動性要素，政府應當成為創新的直接投入者、創新發展藍圖的規劃者、創新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制定者。
舉個例子，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含量高、創新能力強，是極具活力和潛力的創新主體，是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重要力量。偉大的國家需要偉大的城市，偉大的城市需要偉大的企業。全球科創中心是靠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支撐起來的，而這些企業都是由新創企業或中小企業成長起來的。企業的成長需要有孵化、培育和發展。為呵護中小企業成長，政府應當努力杜絕壟斷、維持競爭。
在新加坡，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是新加坡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的重要機構，通過與其他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等的合作，堅持為中小企業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提供支持，甚至提供經營策劃、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和特許經營等咨詢服務，且只收成本費，有效助力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但也應提醒的是，“創新釋放出來”，需要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政府要轉變觀念、轉變職能，遵循市場規律，強化市場導向，尊重企業的市場行為。對企業創新的鼓勵和支持，要從“管理”轉向“服務”、從“給資金”轉向“造環境”，著力完善各類創新服務體系，著力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實現新突破
讀書周刊：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面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要求，這三個地方如何“攥指成拳”？
杜德斌：美國《連線》雜志曾評選出46個全球技術創新中心，僅在西歐和北歐就集中了16個，北美集中了14個。其中，美國東北部和五大湖地區就有5個，西海岸則有4個。可見，科創中心在空間上具有共生性。同一區域內可能形成多個科技創新中心，相互之間可以保持良性的互動互促關系。
就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北京屬于“政府驅動+機構內生+科技服務業主導模式”，硬件科技有待加強，服務能級有待提升；上海屬于“政府驅動+混合機構+多元化產業模式”，需要加快培育創新引擎企業，著力提升本土創新能力；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代表，可歸于“市場驅動+機構內生+高新產業發展模式”，科技產業類型有待拓展，基礎研究能力有待加強。
下一步，三地應當在明確各自定位與優勢基礎上，著力加強區域協同與合作、優化創新生態與環境，并在深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等方面形成聯動效應。
在資源共享與互補方面，可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及高校等多個層面建立科技創新資源共享機制，促進科研設備、數據、人才等創新要素的跨區域流動與高效配置。
在聯合攻關與協同創新方面，可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聚焦關鍵核心技術，加強聯合攻關和協同創新，共同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或設立重大科技攻關項目，聯合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在產業鏈與供應鏈協同方面，可依托各自的產業基礎和技術優勢，加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分工與協作，促進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和協同發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讀書周刊：展望未來，上海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杜德斌：與舊金山—圣何塞、紐約、倫敦等地相比，上海還存在卓越創新人才相對不足、頂尖科研主體較缺乏、創新引擎企業亟須培育、高質量創新成果相對較少、高水平開放創新仍需加強等短板，應當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補短板、拉長板。
如加快培育科技領軍企業。實施科技領軍企業培育工程，加快推進科技領軍企業牽頭建設創新聯合體，激勵民營企業加大投入，鼓勵和推動外資企業深度嵌入本地創新系統。
如深化以成果質量和價值為導向的科技評價改革。探索適合于基礎研究、原始創新、創新人才成長的長周期評價體系和標準，建立“學術評價特區”，為拔尖科研人員建立“終身免評”制度，進一步營造“十年磨一劍”的科研環境。
如構建高水平開放創新新格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探索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支持科教機構、學術組織等打造高水平科技期刊、高端學術會議等，搭建全球性智力匯聚平臺。
展望未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認同，上海不僅要有“科創高度”，還要有“科創濃度”。一個重點是通過構建更加完備的科技金融體系，發現價值、匯聚資源，全力打造各類科創孵化載體，建設高質量孵化器，打造科技創新“核爆點”，因地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
閱讀原文
記者 | 夏斌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