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先生一生從事文史的教育工作，與一般教學工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教師生涯是從小學開始，進而中學，后來才進入到大學任教。”歷數呂思勉一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斷代史以及《讀史札記》等史著外，絕大部分均是教科書。
在強調跨學科的當下，就如何在歷史教學中落實“空間觀念”的培養，呂思勉的研究和教學實踐中也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和資源，值得進一步挖掘。
鄧廣銘先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課堂上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職官、目錄為研究中國史的四把鑰匙這一著名觀點。其中年代和地理二項，對應的便是歷史教研中時間和空間兩個重要觀念。鄧廣銘先生所言的“地理”這把鑰匙不是限于乾嘉時期地理沿革的考證，而是范圍更廣的歷史地理研究，近于譚其驤、侯仁之等先生的研究，即“擴大到人口、民族、都市、地區開發等方面，并且注意到了文獻考證以外的研究手段和相關學科的新理論和新方法”（葛劍雄為譚其驤《長水粹編》所作前言）。而呂思勉先生早在抗戰前光華大學的講稿《研究歷史的方法》等文章中也已指出：
自然科學中，對于歷史關系最密切的，自然是地理學。這是因為人類無一息之間，能不受自然的影響，而地理學是一切自然條件的總括。……在歷史上，地理形勢不必和現在相同，把現在的地理情形，去解釋史事，就要陷于誤謬了。所以治史學者，對于歷史地理，不能不有相當的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時代地面上的情形和現在不同的，因以推知其時的地理及于其時人類的影響和現在的不同。
在強調跨學科的當下，就如何在歷史教學中落實“空間觀念”的培養，呂思勉的研究和教學實踐中也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和資源，值得進一步挖掘。
“治歷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
呂思勉先生的史學成就毋庸在此處贅述，而討論其歷史教學實踐中的“空間觀念”，則須從其史學研究及治學方法談起。張耕華教授編有《學史門徑詳說》一書，匯集呂思勉一生最重要的有關讀書、治學的文字，讀來親切樸實，可謂“金針度人”。比如呂思勉晚年多次提過一句名言：“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其原意是指“讀書先得要知道書上所說的，就是社會上的什么事實”，將學問與社會相聯系，主張“書本的記載，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就此一點，與現今中學歷史“課程標準”中“時空觀念”的要求也相契合，即“在認識現實社會時，能夠將認識的對象置于具體的時空條件下進行考察”。
在傳統的四部分類中，地理一門隸屬于史部之下，是“歷史附庸”。呂思勉是治舊學出身，故反過來理解，這或許也使得他天然能注意到地理及其包含的“空間觀念”對史學的價值。呂思勉年輕時向往“經濟之學”，故治學“初從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諸軍事，尤見為然；……論政治利弊，好從發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因此對地理一門尤為熱衷。如其在《讀舊史入手的方法》一文中細舉“治古史的前提”，就史部書目分別而論時指出：“惟地理一門，知其大概，亦頗切用。昔人于此，均先讀《讀史方輿紀要》。此書之觀點，太偏于軍事，然在今日，尚無他書可以代之。”對于舊史中地理之學的局限，呂思勉在他處也略有展開，認為舊的“地理之學從前多偏政治軍事方面，故其多取材于歷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戰事”。不過在今日看來，可能也正是由于舊史中的地理之學多取材于歷史，方使舊時史家多能有良好的歷史地理的功底。
然而呂思勉畢竟不是舊式學究，作為實踐梁啟超“新史學”的代表之一，其在具體討論地理與歷史的學科關系時，已經有了許多現代的眼光。抗戰前夕，呂思勉不僅在大學討論歷史與地理學科的結合，在初中教科書中也指出：
治歷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則歷代的政治區劃，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舉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處，即能知其有何等關系。關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時時翻閱歷史地圖。……多和讀史地圖對讀幾過，似于讀史不無裨益。——不僅是提倡，而且已注意到要與當時出版的歷史地圖相對讀的實際操作。
呂先生多次提出，方法不是空講的，因此在史學研究的實踐層面，也有豐富的案例可以看出其重視并受益于“空間觀念”。呂思勉1941年在《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起》中回憶稱：“年二十一歲，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讀書閱報社講元史，我亦曾往聽，先生為元史專家，考據極精細，我后來好談民族問題，導源于此。”故以其民族史研究為例，略作闡發。呂思勉治學以博通為世所矚目，如其在討論歷代民族遷徙、交融時，便往往有極宏偉的議論，往往得益于廣闊的空間觀念。如在《中國民族史》開篇的總論，談北派、南方，繼而說漢族所在之地“川原交錯，物產豐饒，幅員廣大，交通利便，氣候亦具寒熱溫三帶，取精用弘”。
呂思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論述歷史上中國北、中、南三帶的變動差異，以及討論近代中西交通的開端等問題時，也均體現空間觀念對其歷史研究風格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講義》中討論“中西交通之始”，首先便從自古中國通向歐洲的陸地通道開始講起，寥寥幾百字便將從古至今中國通向歐洲的四條陸地通道的走向及其實際運行狀況描畫清晰，宛如一幅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地圖緩緩在讀者眼前展開。
“注重天然與人事之關系”
2016年，李永圻先生在為《呂思勉國史課》撰寫序論時指出：“呂先生一生從事文史的教育工作，與一般教學工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教師生涯是從小學（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開始，進而中學，后來才進入到大學任教。他教過的科目，自以歷史為最多，除歷史之外，還教授過國文、地理等。”而歷數呂思勉一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斷代史以及《讀史札記》等史著外，絕大部分均是教科書，涉及從小學直到大學的歷史、國文、地理、修身等。據李氏統計，呂思勉編纂出版的中小學教科書有十六種，算上學校油印和學生記錄的講義還有七種，因此合計有二十三種，其中歷史類的有十四種，地理類的兩種，“在民國時期，乃至今日的學術界也是很少見的”。因此，本節擬從呂思勉所編教科書及其教學實踐兩個方面，總結他在教學中培養學生歷史“空間觀念”的經驗。
首先是編纂地理教科書，1916年呂思勉在中華書局編纂了《高等小學校用新式地理教科書》，在其“編輯大意”中鮮明地點出了該書九條特色，其中多條反映了對于小學生空間觀念，乃至家國情懷的培養目標。其中第一條尤為直截了當：“注重天然與人事之關系，常以自然地理說明他種現象”，著眼的是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此后幾條中，又提到“注重邊防情形，以啟發其保衛國家之觀念”“租借地及割讓地，皆特立一章，以激揚其國恥觀念”“本國地理與外國地理互相聯絡，末復置我國在世界之位置一章，俾收統括之效，益發揚其愛國之心”。可見從立意上遠非為小學地理教科書所限，在在體現了呂思勉通過地理教學，研討“天然與人事之關系”，啟發民智的關懷。
至于歷史教科書，則“空間觀念”的案例更為豐富。1937年7月，呂思勉在商務印書館推出《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在“編輯者言”中，他提出：“初中學生讀歷史，實在只要知道一個輪廓，過求詳細，反要連輪廓而喪失掉的。”而緊接著所舉的案例便反映了其對學生“空間觀念”素養的要求，他以埃及尼羅河為例，認為受過初中歷史教育，“總記得這條河是在非洲的北部，決不會誤以為在歐洲在亞洲，而河流與文明的關系，與最古文明的關系，他也還是了解的。如此，這個人的書，就算是沒有白讀”。
此外，在討論春秋五霸時，其又獨特地關注到五國崛起的地理位置，均為當時邊陲地帶。書中稱：“東周時代，大國都在沿邊，這是什么道理呢？原來當時的二等國，如魯、衛、宋、鄭、陳、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習于茍安，所以其民漸流于弱；晉、楚、齊、秦、吳、越等國，都居于邊地，卻以競爭磨礪而強。而且邊陲之地，都是曠廢的，易于開拓，所以幅員也廣大了。”
另如在《三國史話》中，呂思勉認為關羽丟失荊州對劉備方面是一個致命傷，因為從戰略上考慮：“失去荊州，就只剩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而沒有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從漢中向關中，道路是艱難的；魏國防守之力，亦得以專于一面；后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未必不由于此。”從一處戰略要地的丟失，簡單明了地點出了蜀漢疲軟無力的原因，這種案例在呂思勉著作中不勝枚舉，均展現了歷史學科“空間觀念”的魅力。
除了教科書中的案例，在呂思勉的授課實踐中，也有非常生動的實例。史學大師錢穆是呂思勉在常州府中學堂所教的學生，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中聲情并茂地回憶了呂思勉的授課情形：
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后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這與前一節呂思勉提示輿地典籍與歷史地圖對讀可相互印證。只是這一教學過程并未就此結束，在課程測試中，呂思勉出了四道題，錢穆對其中“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尤感興趣，答題時“首答此題，下筆不能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卷。如是乃僅答一題”。而呂思勉批改的情狀，則有同學窺探后所述為證，錢穆記下：“適逢余之一卷，誠之（呂思勉字）師閱畢，乃在卷后加批。……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余此卷只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
錢穆自道這是呂思勉為人師的可愛之處，但從出題本身以及錢穆回答如此引起呂思勉興趣，可以推想呂思勉在教學中對于“空間觀念”的著意培養和興致所在。
綜上可見，呂思勉先生一生未脫離歷史教學的一線，其史學研究和教學實踐，皆能以空間的變遷來解釋歷史的嬗蛻，故視野宏大，令人產生一種跳出地平線的立體感。其主張“學問在空間”，強調閱歷經驗與書本知識的匯合，一方面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死讀書，另一方面也是如今重視田野考察、行走歷史的原意。
也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中提倡的注意人類歷史與自然界的關系，主張“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所示，如今歷史學科“時空觀念”的培養過程中，不應僅限于將史事放入時間和空間的坐標框架中加以精確定位，更為重要的是注意培養時空聯系的意識和思維方式，進而建構歷史關聯，對史事作出合理解釋。我們從呂思勉的教研實踐中，恰好可以汲取不少落實“空間觀念”培育的經驗和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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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裘陳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