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文化典籍源遠流長、文化巨匠燦若星河。2016年，由省委省政府直接領導，省委宣傳部組織實施全省性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工程——“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旨在全面梳理江蘇文脈資源，彰顯江蘇文化標識。計劃用10年時間，編輯出版《江蘇文庫》，預計總數(shù)量達3000冊。截至2021年年底，已推出《江蘇文庫》4批出版成果740冊。編纂者中匯聚了江蘇各學科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更可喜的是，有一批優(yōu)秀的年輕骨干參與其中，為江蘇文脈工程貢獻了青春力量。
張小仲（左)、韓超（中）、韓德潔 本報記者 宋寧 攝
宮冠麗（左）和桑薈 本報記者 宋寧 攝
赫兆豐
王婷
自豪
因為深深的熱愛，甘于默默地堅守
《江蘇文庫》涵蓋《書目編》《文獻編》《精華編》《史料編》《方志編》《研究編》，由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周勛初擔任學術指導委員會主任、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茅家琦等擔任委員，南京大學莫礪鋒、程章燦、徐小躍、徐興無、胡阿祥、賀云翱，南京師范大學江慶柏、陳書錄、趙生群、鐘振振，東南大學樊和平，揚州大學田漢云、錢宗武、周新國，省社科院姜建、王衛(wèi)星等知名學者領銜，其中也活躍著一批優(yōu)秀的年輕骨干。
“這樣一部全面反映江蘇公藏古籍文獻的巨典是前所未有的，我可以加入其中是多么幸運，感到無比自豪！”今年34歲的張小仲說。
張小仲工作于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現(xiàn)在負責《書目編》的分類排序工作。“每天，當我打開數(shù)據(jù)庫，看見泱泱幾十萬條數(shù)據(jù)，總是心存敬畏。生怕自己才疏學淺，在書目分類工作上有所錯漏。”張小仲說。
在古籍整理中，如果能校對前人的謬誤，即使是一個字、一句話，對于編纂者來說，都有滿滿的成就感。
“‘一字之誤，謬以千里’，江老師經常這樣提醒我們。《史料編》有不少原書屬于稿抄本，閱讀過程需謹防‘踩坑’。”今年34歲的王婷現(xiàn)為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講師，2017年3月加入江慶柏老師《史料編》編纂團隊。
王婷告訴記者，平時她們撰寫提要時，使用繁體輸入，稍不注意會出現(xiàn)“形近而訛”的用錯情形。比如有好幾個“尭”字，應該作“堯”字，她在江老師指導下一一做了校正。2021年7月，王婷在撰寫《寄歸廬外集》提要時，曾記錄“栟茶（南通一古鎮(zhèn)名）有‘斤鹵之鄉(xiāng)’稱謂”，江老師閱后指出：“‘斤鹵’應作‘斥鹵’。斥鹵，指含有過多鹽堿成分、不宜耕種的土地。”
“《史料編》的出版方式是影印，所以在選擇何本為影印底本時需要費一番思考。特別是有些書，先印后印不一，看書目著錄是一本書，實際內容是有差異的。”34歲的韓超是南京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日常從事南圖古籍庫房的管理工作，同時參與了《史料編》《文獻編》的編纂工作。
“比如我曾寫到一部《淮壖小記》，書目著錄皆為咸豐五年刻本。我看到我們館藏了三部，仔細研究后發(fā)現(xiàn)三部版本著錄一致的書，內容竟然有不少差異。根據(jù)書前后的序、跋、題記等可知，該書至少印了三次，且每次都有內容增刪。”韓超說，“最后選擇的是最晚印刷的版本，此本有馬壽齡為作者寫的墓志銘，乃作者卒后印刷，附屬內容最為豐富，且也可視作作者身后之定本。”
編纂過程中，一些看起來很小的事情，或一次意外的收獲，有時會讓編纂者喜出望外。
劉雅萌2019年博士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現(xiàn)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在《精華編》主編徐興無教授麾下?lián)雾椖康目蒲忻貢?/span>
2019年第二屆江南文脈論壇在無錫舉行，開幕式上，《江蘇文庫》第二批成果182冊圖書發(fā)布。
“剛閉幕的時候，我拎著印有江南文脈論壇標識的袋子在南京坐地鐵回學校，路上遇到一位老先生非常熱情地和我打招呼，說他就是無錫人，一直都在關注這個文脈論壇，說這個論壇辦得好，還聊了一些他對江南文化的理解。當時我有點震驚，沒想到文脈真的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產生了影響，更為自己參與這項工程感到深深的自豪。”劉雅萌說。
宮冠麗，工作于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目前參與《方志編》的整理工作。她向記者講述了一個故事。
幾年前，有一對美國華僑父子來江蘇尋根，他們的祖上很早就離開家鄉(xiāng)，去了美國，如今那位父親還能說些簡單的中文。他們尋遍了上海、泰州、揚州等地，最后抱著一絲希望來到了江蘇省方志館。宮冠麗剛好在選編《方志編》，把收集到的所有方志信息進行比對，終于找到了他們祖上的線索。父子倆激動地流下了眼淚，兒子一定要錄一段視頻給方志館表示感謝。“我當時真切感受到我們做的這項工程是多么偉大，它就是我們民族和文化延續(xù)的‘根’和‘魂’，再苦再難也要堅持下去。” 宮冠麗說。
“從事《江蘇文庫》的編纂工作，是需要熱愛的，只有真正對中國古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充滿熱愛，才能用心地將此項工作做好。”參與《文獻編》編纂的鳳凰出版社編輯許勇說，“編輯出版這么一部大書，工作強度大，挑戰(zhàn)性也極大。但是每年年底看到出版的《江蘇文庫》時，一年的辛苦疲憊都化為心中的喜悅，成為來年從頭再來的動力。”
自信
研究得越深入，對中華文化就越自信
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江蘇文化底蘊深厚，吳韻漢風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年輕人對歷史人物、古籍記載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入，對江蘇文化的自信也越強。
今年40歲的邵天松是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承擔《研究編》中江蘇文化名人傳系列《王念孫、王引之傳》的研究編纂工作。
王念孫，江蘇高郵人，是清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其子王引之，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父子二人被并稱為“高郵二王”。王氏父子作為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在中國的文化學術史上，特別是在語言學與文獻學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研究撰寫《王念孫、王引之傳》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江蘇文脈之源遠流長。王氏父子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等考據(jù)方法對大量的古代文獻進行了整理研究，他們在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開創(chuàng)了獨具特色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闡釋之學、語文之學。”邵天松說。
今年39歲的王思豪，是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導，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所長。他承擔了《研究編》中《方苞傳》《江蘇籍桐城派作家及其撰述叢考》和張惠言《茗柯文編》的整理工作。這三項任務都和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文學流派“桐城派”密切相關。“這一龐大的文派，直接繼承江蘇昆山歸有光的古文脈絡。江蘇是‘桐城派’發(fā)生、繁衍與傳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學術高地。”王思豪說。
據(jù)王思豪介紹，方苞是桐城派的開山鼻祖，但是他卻生于金陵、長于金陵、受學于金陵、授教于金陵、感恩于金陵、譽揚于金陵、長眠于金陵，終其一生都與南京息息相關。
桐城派“中祖”劉大櫆教授江蘇陽湖錢伯坰，促成張惠言、惲敬等開創(chuàng)江蘇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陽湖派”。桐城派“三祖”姚鼐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前后二十余年，直至病逝于鐘山書院，培養(yǎng)出了鄧廷楨、梅曾亮、管同等南京文豪。
王思豪認為：“江蘇是桐城派學術流播的一個重要樞紐，桐城派在江蘇大地的成功傳承，是江蘇這方沃土上眾多文脈繁衍生息的一個典型案例。順長江而下、沿運河南歸、從大海東來，中華文脈、世界文明在江蘇這片土地上激蕩交融，鑄造出既個性鮮明，又具有開放、包容和集大成特質的江蘇文化，‘江蘇文脈’工程彰顯出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世界性意義。”
今年39歲的武黎嵩現(xiàn)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目前主要承擔《研究編》中名人傳《柳詒徵傳》的撰寫工作。
據(jù)武黎嵩介紹，柳詒徵先生是近現(xiàn)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文獻學家、教育家，他的著作《中國文化史》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史學科的奠基之作，開啟了近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先河，該書與《昭明文選》《世說新語》《紅樓夢》等一起入選《南京傳世名著》。柳先生還是一位教育家，他在南京高等師范、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任教期間培養(yǎng)了一批有建樹的歷史學人，被譽為“南高學派”，他們同時也是“學衡派”的骨干。柳先生擔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前后二十余年，他將圖書收藏與學術研究、社會教育相結合，開啟了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特別的發(fā)展路徑。
柳詒徵先生特別強調文化的發(fā)展，有獨立蛻化與吸集融合兩種形式。中國文化在最初（先秦兩漢時期）主要是獨立蛻化而來，在東漢以來到唐宋時代逐漸吸集融合了包括佛教在內的異域文化，形成了以宋代理學為特征的全新思想文化。這就給我們以啟示，一方面要不忘本民族文化之根本，以中華文化為本位；另一方面要以寬廣的胸懷吸集融合各種外來文化，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發(fā)現(xiàn)柳先生的文化觀念仍不過時，仍是增強文化自信的一種非常科學的認識和詮釋。” 武黎嵩說。
武黎嵩在整理文獻時還發(fā)現(xiàn)一件有趣的事。
柳詒徵以國學圖書館館長的名義寫給各個單位和個人的信函，有國學圖書館、考試院的便簽等，但是寫給女兒女婿的家書只用無款的信紙。后來武黎嵩問了柳先生的后人，柳曾興就回憶，“祖父公私分明，寫家書家信，是不用公家的信紙的。”
朱承，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2016年參與《研究編》中《江蘇思想史》的編纂工作。
據(jù)朱承介紹，在秦漢思想中選取了劉安及其《淮南子》，兩漢經學選取了劉向、劉歆父子，在道教興起的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選取張道陵、葛洪、陶弘景等人，在佛教中國化的六朝至隋唐時期選取了法融、道宣、湛然，在宋明理學時期選取了胡瑗和王艮，在明清之際的思想大轉變時期選取了顧炎武，在清代經學、樸學時期選取吳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在晚期新學時期選取王韜、馮桂芳、薛福成等，在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思想交融時期選取了劉師培和錢穆。
“江蘇籍思想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參與到了中國主流思想的創(chuàng)造和傳承。‘發(fā)生在江蘇的中國思想’‘中國思想的江蘇元素’是中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世致用的思想指向、融會貫通的思想氣象、革故鼎新的思想追求以及家族相繼的思想傳承，展現(xiàn)了歷代江蘇籍思想家的思想風貌，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財富。”朱承說。
“《精華編》收錄的200種經典是編委會專家們從《文獻編》5000種文獻中優(yōu)中選優(yōu)幾經討論修訂后確定的，其中許多典籍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產生重要的影響。”據(jù)劉雅萌介紹，比如重要的經學義疏體著作《論語義疏》、我國最早的系統(tǒng)性史學理論著作《史通》、現(xiàn)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文選》、文學批評的奠基之作《文心雕龍》《詩品》，以及享譽中外的小說名著《水滸傳》《西游記》《官場現(xiàn)形記》，乃至對后世數(shù)學、醫(yī)學等自然科學產生深遠影響的《九數(shù)通考》《肘后備急方》等，都是出于歷史上江蘇籍作家之手。“《精華編》將這些經典匯聚在一起，讓我對江蘇深厚的人文傳統(tǒng)、豐富的學術文化資源以及其在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中的地位有了更為直觀的體會與深入的認知。”劉雅萌說。
自強
發(fā)掘江蘇文脈精神，讓中華古籍“活起來”
文化自強，就是要使我們的文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影響力，這就需要順應時代潮流，推陳出新、科學梳理、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代代傳承，不斷發(fā)揚光大。在《江蘇文庫》編輯出版過程中，一些稀見歷史文獻不斷被發(fā)現(xiàn)，對彌補地方空白、延續(xù)地方文脈、弘揚地方文化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今年35歲的赫兆豐是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2016年博士畢業(yè)后，開始參與到《文獻編》的編纂工作中。
“編纂《黃周星詩集》時，原本擬用南圖藏本。2019年，《文獻編》集部主編徐雁平老師在最新學術刊物上看到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孤本，較目前國內所有版本多300余首詩作。我們與《文獻編》主編程章燦老師商量后，決定不用南圖本，委托早稻田大學稻畑耕一郎教授與靜嘉堂文庫協(xié)商，最終拿到了這個文獻價值極高的海內孤本。”赫兆豐說。
對于選編者來說，最難的就是底本收集。宮冠麗收集到兩種孤本舊志《天啟淮安府志》和《民國沭陽縣志》的過程，既偶然又幸運。
這兩本方志收藏單位不是地方志系統(tǒng)，《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也未收錄這兩部志書。宮冠麗曾在淮安市的淮安區(qū)鍛煉工作過一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聽當?shù)赝抡f淮安區(qū)圖書館有一部孤本舊志，聽到這消息，她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淮安區(qū)圖書館，幾經周折，終于看到了《天啟淮安府志》孤本志書。她的一位同學在沭陽縣掛職副縣長，分管文化，要籌建沭陽縣博物館，無意中提到沭陽縣檔案局有一本價值很高的志書。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她和同事立馬來到沭陽縣檔案館，順利得到了《民國沭陽縣志》底本。
“我們《史料編》編寫組特別注重地方文獻資源的發(fā)掘、整理。2019年我們在東臺市黨史辦（方志辦），收集到稀見東臺地方文獻20多種，包括《民國八年江蘇省議會通過兩查辦案之真相》《東臺名人訃聞》《東臺縣水災專刊》《東臺縣私立維東小學二十周年概況》《東臺縣救濟院概況》等，涉及水利、災患、救濟、警政、教育等多方面，其中不少稿抄本堪稱孤本，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文獻價值。”王婷說。
2018年，徐珊珊到鳳凰出版社工作，就參與到《史料編》的編輯出版工作。“一些私人藏家的文獻，是海內孤本，如《南溪草堂詩略》，是今天寶應曹甸鎮(zhèn)崔堡王氏家族的詩總集。課題組的老師最初在博客上發(fā)現(xiàn)了線索，隨即聯(lián)系寶應當?shù)叵嚓P部門，走訪了多位老同志，也查閱了當?shù)氐馁Y料室和縣檔案室，都沒能找到。最后幾經輾轉找到了該文獻作者學生的后人，前前后后聯(lián)系的相關人士有近二十位，才將這部文獻收入《史料編》。”徐珊珊說。
“翻閱舊志，我感動于地方鄉(xiāng)賢對文化傳承的堅守。正是他們的堅守，才能將其源源不斷地傳承下去，讓后人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無窮的魅力。”桑薈說。
桑薈現(xiàn)在省地方志辦公室工作，參與《方志編》的編纂工作。她向記者講述了歷史上兩個艱難修志的故事。
秦瀛是清代無錫人，少年時期就留心鄉(xiāng)梓文獻，想要編寫縣志，可惜因為各種原因沒能成功。嘉慶十六年，他因為生病卸任刑部侍郎，擔心再也無人修志，向無錫、金匱兩縣官員極力建議纂修縣志，并親自主纂，最終纂成嘉慶《無錫金匱縣志》一書。民國時期，張震南為編纂《王家營志》，在廣泛搜集文獻資料外，利用授課之余，特別是寒暑假，走街串巷，或訪問故老耆舊，收集遺聞逸事；或實地考察，相度形勢，辨識陵替；或潛身古渡廢驛、廟宇寺觀，摹碑錄文。這樣積累了數(shù)年，才著手撰著。“一代代先賢通過方志記錄歷史，一卷卷方志不僅留住了地方文化根脈，更傳承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桑薈說。
今年33歲的韓德潔工作于南京圖書館江蘇省古籍保護中心，參與《書目編》的編纂，主要負責參與基層古籍收藏單位的普查工作。她表示，對古籍的珍愛與保護意識，已植根于南圖一代代古保人的文化血脈之中，薪火相傳。“當了母親后，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經常帶她來圖書館，帶她去看古籍展覽，給她講古籍保護的知識，讓小孩從小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份責任。”韓德潔說。
“尋找、保留這些江蘇記憶，梳理出江蘇的文化脈絡，發(fā)掘江蘇的文脈精神，才能讓更多的人更加了解家鄉(xiāng)、熱愛家鄉(xiāng)，從而增強文化認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主動地參與到傳承與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偉大事業(yè)中。”作為鳳凰出版社的編輯，徐珊珊說，“我們要順應信息化時代潮流，讓中華古籍‘活起來’，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煥發(fā)時代光彩，才能真正堅定文化自信，實現(xiàn)文化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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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楊民仆
來源丨新華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