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距今正值百年。黨的三大加強了黨的組織制度和紀律建設，加強了黨對于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高潮的政治和組織領導，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一，制定了首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加強了黨的領導的制度建設。黨史上第一部關于中央領導機構的單項法規就是黨的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共十條），它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原則，首創了中央領導機構的紀律規則。其一，規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產生辦法、機構職責、人員數量。其二，規定中央委員的工作職責、匯報要求。其三，規定中央局的選舉辦法、成員數量、職權名義及其委員長、秘書、會計各自的職責。其四，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召開會議的頻次、程序以及召集臨時會議、特別會議的條件。其五，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財政報告的審查機構、匯報順序以及審查人員的回避規則。其六，在維護和加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職權的同時，也為防止其權力的濫用設置了限制條件，即增加“秘書”一職。這是首次探索對領導權力的監督和約束。
第二，對張國燾“小組織”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維護了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在黨的三大召開前夕，由于國共合作問題的政策爭論，“小組織”與非小組織之間的爭論范圍擴大，黨內要求解決“小組織”問題的聲浪高漲起來。在黨的三大上，上海代表徐梅坤首先對張國燾的“小組織”行為提出了嚴厲批評，受到了北京代表何孟雄、廣東代表譚平山、湖北代表項英等與會代表的支持。李大釗明確反對“黨內有黨”，陳獨秀批評張國燾“思想非常狹隘”，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張國燾也在這次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中落選，“小組織”問題得到了解決?！靶〗M織”問題的解決，維護了黨的團結，也維護了中央的領導權威。
第三，全面健全并強化了黨的組織紀律，增強了黨的各級組織的組織力。一是調整組織體系明確紀律要求。黨的三大修正的黨章擴大了黨小組基數，將召開基層黨組織會議的條件數量化，增加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刪除地方執行委員會對干部的任免權、強化中央的人事權等。二是制定更嚴格的會議紀律。黨的三大針對黨內存在的組織生活渙散、黨員消極被動的紀律問題，在修正的黨章中細化了會議頻次并擴大與會黨員數量，降低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會議的條件，首次明確參加全國代表大會或臨時會議的地方代表人數。三是細化了黨員管理制度。在修訂的黨章中提高了入黨介紹人的資格和數量、入黨介紹人為兩名正式黨員的組織要求延續至今，首次規定黨員候補期及候補黨員的權利和義務、“預備期”制度沿用至今，還首次規定黨員退黨的程序等。這些制度細則體現了黨員管理質量至上、嚴格要求的原則。
第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推動黨內政治生活的形成。黨的三大在全體共產黨員是否應該加入國民黨這一關鍵問題上產生了最為嚴重的分歧，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主張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蔡和森、張國燾等贊成同國民黨聯合，但堅決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雙方在民主的氣氛中進行爭論，經過民主表決，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會議還首次開展了自我批評。陳獨秀在大會上除了批評張國燾的“小組織”問題外，還作了自我批評，認為自己“對時局看不清楚，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針對各地方黨組織的工作，批評廣東區委同志在陳炯明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上海、北京、湖北黨組織也受到了批評，只有湖南黨組織受到了表揚。黨的三大的民主討論方式和開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增強了同志間的信任和黨組織的凝聚力，使黨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好的開端。
黨的三大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明確了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事規則和程序，解決了以往中央“總不開會”的問題，在黨的三大后，又分別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5月開了三屆一中全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就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各項工作及時作出決議案。黨的三大有了完整的紀律體系，開始形成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政治生活，極大地推動了黨自身的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黨的各級組織原來存在的松散狀況得到了根本轉變，各級黨組織體系得到了完善，各級黨的組織力得到了加強，日益成為推動各項革命運動的戰斗堡壘。黨的三大克服了“小組織”的錯誤，全黨開始認識到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認識到黨的團結的重要性，為黨全面實踐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化解政治風險積累了歷史經驗。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嚴明黨的紀律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鮮明標志和政治優勢。在新征程上，我們要深刻認識“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切實做到“兩個維護”，增強“四個意識”，嚴守黨的紀律，涵養風清氣正的政治風氣，使黨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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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丁曉強 郝愛紅（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