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從小成長于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下，這一代年輕人對考試似乎抵觸情緒越來越少見，反而展露出一種“熟悉感”。
有年輕人最初選擇考公考編，只為過上想象中“躺平式”生活。但是在采訪過程中，《新民周刊》發現，以“00后”和“95后”為代表的當代年輕人對于考公考編的想象除了“穩定”之外，還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他們有困惑，又敢于尋求變化。更有一部分年輕人，將考公考編視為一種新時代的自我實現。
時間走到7月，又是一年畢業季。據教育部統計，2023年高校應屆畢業生人數預計將達到1158萬，同比去年增長82萬。該數據處在持續增長中。
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是：在肉眼可見的就業壓力下，以及過去幾年時代與世界帶給人們的不確定性疊加在一起，“穩定”成為更多年輕人在意的標簽。這直接體現在選擇考公、考編、考研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上圖：2023年1月8日，湖北武漢，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武漢理工大學考點。
數據顯示，2022年國家公務員總報名人數突破202萬人，較上年增長約52萬人。而智聯招聘發布的《2023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調研時間：3月中旬至4月中旬），2023屆畢業生選擇單位就業比例從去年的50.4%上升到57.6%，傾向于一份穩定工作的大學生，比重進一步增加。
2022年，智聯招聘發布的調研報告也顯示，44.4%畢業生希望能在國有企業工作，僅有17.4%的畢業生青睞民營企業。
不過除了在就業壓力與不確定性中找到一份穩定，“考公考編”對年輕人來說并不簡單意味著一份“一眼望到頭”的工作。上述現象愈發熱門的背后，很多年輕人實則關于“考公考編”有更多思考。
有年輕人選擇“脫掉長衫”，去嘗試與學歷不太相關的工作；也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把“考公考編”視為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無論最終去向何方，選擇上的“多元性”都是時代賦予這一代人的印記。
越來越多名校生涌入
近年來考公考編的火熱，首先體現于競爭愈發激烈的報錄比。
2023年，國考計劃招錄3.71萬人，但報名總人數超過250萬，崗位的平均競爭比為64:1。在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212萬人，實際錄用人數僅3.12萬，報錄比甚至高達68∶1。
然而，國考的報名人數在2021年還是近150萬。這意味著僅僅兩年時間，報名人數增加了近百萬，這還不包括各省市省考、事業編、教師崗、國企等考編人數。
具體來看，2023年度國考競爭比最高的崗位是青海省稅務局曲麻萊縣稅務局“一級行政執法員(三)”一職，競爭比達6002:1。
2022年從上海某985高校畢業的呂迪，最終“上岸”上海市選調生，如今已經在基層工作一年。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回憶，去年自己報考上海市選調生，最初提交資料審查的大約有30000人，最終錄取近150人，報錄比差不多是200:1。
呂迪為了給自己盡可能地留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前后一共報考了近10個省市的選調生。根據他的介紹，報錄比還與每個地區的初審嚴格程度有直接關系。比如浙江省的報錄比就高于上海市，因為其初審相對上海寬松，加上地區本身經濟發展好，對人才吸引力很強，很多北方地區的應屆生也會選擇報考浙江省公務員。“省級的報錄比大概是幾百比一，市級的稍微低一點，也會在50:1往上。”
在呂迪報考的十余個省市的選調生中，他認為上海在初審階段的篩查最為嚴格。通常情況下，選調生除了對學生的畢業院校和年齡有基礎限定外，還會有四項要求：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在校就讀期間擔任過班干部或者其他校級學生干部等；在校就讀期間獲得過優秀或三好學生、優秀畢業生等榮譽；在校期間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等獎學金。
呂迪向本刊介紹，不同地區對于上述四項條件的要求也有所區別。“有些地區四項都要滿足，上海雖然理論上只需要滿足四個當中一個即可，但實際上報考的大多是各自學校比較優秀的學生，很多人不僅滿足一個，四項都滿足也很正常。在這樣的前提下，審核人員就會認真地比較，擇優錄取。”呂迪表示，“可能你拿過一次國獎，但別人拿過兩次三次；你在校期間發表過一篇論文，可是還有很多人發過好幾篇。”
這些擇優而錄的“軟性”要求，在初審階段就篩掉了大部分報考學生，使得在2022年真正進入到筆試階段的學生已經剩下不多。這一點在呂迪看來，是上海市選調生招考與其他地區最大的區別。
呂迪是“95后”，在他的記憶里，2019年本科畢業時身邊同學對待“考公考編”的態度，與2022年自己研究生畢業時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2019年那會兒，在學校沒怎么聽說誰去考公務員了，可是2022年畢業時，包括我自己，身邊大概1/3的同學都去嘗試考。”
這也是當下年輕人“考公考編”的一個新現象——越來越多名校生加入了報考隊伍。
2022年4月中旬，北京市朝陽區的一份擬錄用人員公示名單披露：一名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生，成為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街道2022年擬錄用公務員，職位是城市管理執法崗。從這份公示名單看，報考者大多數都為名校畢業的碩士。
呂迪告訴記者，剛剛過去的2023畢業季，他從學弟學妹那里得知，相比去年的1/3，學院考公考編的人數已經占到了近一半。
對于海外名校留學回國的年輕人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2023年5月至6月，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先后公示了一批2023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擬錄用名單。這些名單上確實出現了不少海外、境外院校畢業生。
比如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先后公布了三批2023年度擬錄用公務員名單，其中，第一批公示的494人中，有24人的畢業院校顯示為國外院校，還有8位畢業院校位于香港或澳門；第二批公示的55人中，又有5人畢業于國外院校，1人畢業于香港城市大學，而且，36人為研究生（碩士）學歷，僅2人是本科學歷。
上海市稅務局這份名單可以看到，最新成功“上岸”的這批考公留學生，畢業的院校分布非常廣，有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意大利、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在這些海外院校中，不乏有一些世界排名進入前30的名校。
如果把視線投向更多高校，上述趨勢更加普遍。上海某高校一名學生就業辦指導教師告訴《新民周刊》，如果是以文科見長的上海高校，近兩年考公考編的學生至少占到30%，超過50%也很正常。
另一個熱門趨勢是：公眾今天廣泛討論的年輕人考公考編，越來越傾向于應屆畢業生。以2023年度國考為例，其中67.4%的崗位專門招錄應屆畢業生。這一趨勢也使得廣大非應屆畢業生將目光投向限制更少的小城市，甚至是縣鄉級的崗位。
畢業于2019年的“95后”汪浩然，今年4月剛剛結束了他的第三次考公考編。此前兩次，他都報考了自己家鄉、一個地級市的崗位。如今由于已經不再是應屆生，他只能選擇鄉鎮政府。和他一樣情況的人還有很多，于是這個三線城市下屬鄉鎮的公務員崗位，報錄比也接近100:1。
如果把“年輕人”的概念再放寬一點，那就指向35周歲以下的群體，因為當前大多數地區的報考年齡上限是35歲。對于很多人而言，超過35歲，考公考編這扇大門也就關上了。互聯網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分享自己在34歲時報考的經歷，他們形容這段經歷是“背水一戰”。
從“被逼無奈”到“主動選擇”
每個人的就業選擇，往往會糅合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
《新民周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當代年輕人對于“考公考編”的態度，正在悄然轉變。過去部分年輕人提到公務員，認為其“一眼看到頭”，“缺乏發展前景”。但是這種看法正在被取代，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被父母和家人“逼迫”去考，而是主動選擇了這條路徑。
對此，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白蕓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她在和一些在校大學生交流過程中發現，很多年輕人趁年輕，想要不斷地拼搏，給自己每個階段設定了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往往是通過考公考編的方式最終去落地。另外，年輕人們也暫時沒有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束縛，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參加考試。”
在白蕓看來，年輕人主動去考，因為他們已經將考公考編視為自我實現、自我認同的一種方式。
已經“上岸”3年的高睿深以為然。2020年初，剛剛經歷了考研失敗的大四學生高睿，主動向父母提出要去考公考編。“一方面我覺著自己剛考完研，那個應對考試的狀態還在，可以繼續很快地投入到復習中；另一方面，沒考上研，還憋著一股氣，想要通過考試證明自己的能力。”高睿對《新民周刊》說道。
很快，高睿在位于中部地區的家鄉考上了一個鄉鎮的事業編。不過她反復考量，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見，認為這個崗位前景不明朗，不適合自己作為第一份工作，最終選擇了放棄。與此同時，她又關注到離家鄉不遠的另一個二線城市的教育局公布了事業編招考管理崗位。
這一次，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高睿在父母的支持下報名了考培機構中公的培訓班。“報名費大概一萬多，我們是小班，只有6個人。如果沒考上是全額退款。總共上了15天，前面10天由老師講解題型和模板，后面幾天就是模擬考。”
高睿在中學階段并沒有展現出太多學習天賦，成績不算突出。但這位“95后”女生在考公考編上似乎點滿了“技能點”。在放棄第一次“上岸”機會一個月后，高睿在第二次競爭更激烈的筆試中再度考出第一名。“這個市教育局的崗位報錄比大概是70:1，進面試是3人。除了我是應屆生，另外兩人都是在編有工作的。”如今回憶起來當時的畫面，高睿表示雖然自己很緊張，但可能是應屆生身份讓她在面試時有一定優勢。
面試結束，高睿確認成績無誤，簽好名字那一刻，高睿覺得是這兩次考試幫助自己重拾了自信。
采訪中白蕓也提到，無論是“95后”，或是“00后”，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多次大考，年輕人具備了通過考試來獲得發展機會的心理準備和備考經驗，反而展露出一種“熟悉感”。
報考了十余個省市選調生的呂迪，坦言自己是“異類”，很早就有了考公的打算，為此準備了很久。在他讀研究生第一年，看到高校畢業生人數越來越多，呂迪意識到或許公務員是不錯的選擇。“我在校時已經是黨員，對于成為國家公職人員不僅不抗拒，甚至產生了一定興趣。所以我就覺得這條路蠻好的，會提前開始關注與之相關的信息，并做好準備。”
在呂迪報考的省市中，既有江浙滬地區，也有中西部城市，比如長沙和成都。在他眼里，后者生活壓力更小，自己也可以去中西部“建設祖國”，這是一個挺好的選項。
在畢業前，呂迪已經拿到了各種國獎和市級、校級獎學金，也做過學生干部，所以選調生初審階段要求的條件，他幾乎全部滿足。在此基礎上，呂迪告訴《新民周刊》，市面上最有名的三大考培機構的相關課程，他都買來學習，總共也花費一萬多。
事實上，近年來考公考編熱門的背后，也離不開考培機構的助推。
考培機構作為考公考編熱背后的一大社會推手，也將個體考公的教育資本、經濟資本的作用揭示出來。各種考試培訓機構推出的高價培訓班、協議班、直通班、普通班、沖刺班，不同的價格對應不同等級的培訓，但直接對應的是不同的“上岸”機會。
汪浩然在自己第三次考公前，選擇報名了考培機構“粉筆”在家鄉所在省會城市的一個封閉式集中培訓班。培訓班費用是12000元，但是沒考上不退款，住宿伙食另付。“住宿很便宜，每個月就幾百塊，所以環境也很簡陋。6人一間宿舍，平時除了睡覺也沒太多娛樂。”
這個培訓班位于一棟類似于“機關大樓”的建筑，一共有11層，低樓層是教室，高層是宿舍。從2022年10月，一直到2023年4月，除了中間春節回家，汪浩然大部分時間在此度過。他感覺自己回到了高中。每天早自習7點開始，持續到9點。之后老師來講課，一直到12點。下午2點繼續上課，到5點結束。晚上自習時間隨意，汪浩然一般到10點就回宿舍，但班上有人學習到凌晨一兩點。
汪浩然覺得，這些機構提供的其實是一種氛圍，特別適合畢業后幾年的人。“我們這種已經遠離了校園，如果沒人監督，很容易就學不進去。”從三次考公考編的成績來看，盡管最后一次花的錢最多，在培訓班封閉了近四個月，但他的排名還不如自己第一次考公。
現在回憶起那些買過的課程，呂迪認為其實幫助并不大，更接近于一種心理安慰。在他看來，如果具備足夠的信息檢索能力，又能做到自律，其實沒有太大必要去買課和參加培訓。
但是高睿告訴記者，自己第二次事業編成功“上岸”，很大程度要歸功于報班的面試課程。“可能考過幾次的人有一些面試經驗，哪怕不報班，他們也會有一個下限。但是我第一次考上后放棄了，沒去面試，也就沒有任何經驗。如果我不報班，可能連下限都達不到。”
無論是“上岸”或失敗，年輕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考培機構“有點作用”，但更多是一種下限的保證。至于每個人最終能到達怎樣的水平，還是取決于個人努力與“悟性”。
伴隨著考公考編在近年來成為更多在校學生的選擇，各大高校和教師也在培養方式上作出了相應調整，以便更好地服務于年輕人的職業規劃。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方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科研助理翁馨合作的論文——《“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畢業生走向體制內的就業選擇》梳理了“上岸”大學畢業生在初入就業市場時的心路歷程。
在這篇論文中，部分大學生就業選擇時充滿了迷茫、缺乏對職業的整體規劃。“迷茫”是就業過程中最高頻率出現的狀態。對于當代的大部分高校學生而言，他們在入學之際，甚至臨近畢業之時缺乏職業規劃與人生規劃，這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擇業的倉促與被動。
為了減少學生在大學期間的迷茫，讓學生從一進校就開始接觸職業規劃，找到自己的優勢和興趣所在學校，成為高校努力的方向。根據白蕓介紹，她自己近年來一直面向本科學生開設了一門通識課程——《解讀大學生領導力》。在這門課上，白蕓告訴學生，要對自己的領導力形成自我認知，明白自己是否能夠開展團隊工作。“我們通過理論學習與實踐訓練，最終目的是讓學生明白每個人都具備領導力潛能，可以多種途徑加以提升。也要認清自己的優勢和有待完善之處，在學校生活和未來就業中具備團隊精神，學會如何與人相處，在工作中找到優勢所在。”白蕓說道。
2018年，國家相關部門再次發文要求，進一步加強改進選調生工作。同一年，白蕓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成立了專門的選調生指導辦公室，讓學生得到更多鍛煉。
在教師和學校的積極引導下，年輕人在校期間得以有更多機會了解考公考編，也思考自身是否適合報考。
上圖：2022年7月9日，河南省2022年統一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安陽市第十中學考點大門前，公務員培訓機構的宣傳人員抱著一疊“考前抱佛腳”廣告資料。
“上岸”遠不是終點
2022年剛剛拿到選調生錄取的通知那一陣，呂迪依然沒有百分百篤定自己的選擇。這也是不少考公考編年輕人的現狀。變化對于他們而言，始終存在。他們會在不同選項中尋求變化，也會在同一崗位上嘗試突破。
主要研究方向為縣鄉治理的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此前有一個研究課題，主要關于基層年輕干部的工作和生活。2018年和2019年，楊華曾到多個省份調研。
楊華表示，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不少研究生進入基層干部隊伍。在中西部地區和偏遠鄉鎮，也不乏研究生學歷的選調生。當前不斷優化的政治生態和縣鄉干部在年齡結構上的斷層，讓基層年輕干部的流動和晉升路徑相對清晰。
在高睿看來，如今這份事業編工作，并非她的職業生涯終點。相反，她已經開始考慮再考一次，讓自己從事業編轉向公務員。“這三年下來，我發現事業編想要晉升很難，但是公務員無論晉升渠道，還是漲薪空間都很清楚。”
為了將來可能會發生的變化，高睿開始了新一輪的準備。她在疫情期間工作之余，考取了某985高校的在職研究生，希望這份學歷的提升對自己未來換工作能有所幫助。
這一代年輕人，相比過去在選擇上更多元，這也使得人們對“變化”更容易接受。小呂考上了計劃已久的選調生，小高開始考慮下一次考公，小汪考了三次沒考上，但覺得現在的工作也不錯。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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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王仲昀
來源丨新民周刊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