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是人們認識與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反映了人類思想的精粹，必然存在于人類各種語言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以漢語為研究對象和思想表達方式的漢語哲學，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漢語哲學的蓬勃發展彰顯了我國哲學界強烈的理論自覺和自主意識。中國需要漢語哲學，世界也需要漢語哲學。進一步推動漢語哲學的發展，對于把當代中國的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從思想上向世界清晰準確地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本刊特邀請三位專家學者，圍繞漢語哲學的概念定位、內涵特質與時代任務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以期引發學界的進一步關注和探究。
——編者按
嘉賓：
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江怡
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曉陽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梁劍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張穎天
1.何謂漢語哲學
主持人：在21世紀，漢語哲學的迅速發展將哲學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層面。“漢語哲學”既具有作為哲學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漢語研究的特殊性形式。請談談如何看待“漢語哲學”這個概念和定位？
江怡：隨著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要求的提出，不同知識領域中紛紛涌現出了各自代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說明。在以追問天地生命之根為宗旨的中國哲學研究中，一種獨特的哲學研究領域也以確立自主知識話語體系的形態呼之欲出。這就是近年來在國內哲學界關注熱度較高的“漢語哲學”。從發生形態上看，漢語哲學是國內主要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們重新定位自己研究方向的一種努力；從研究內容上看，漢語哲學是研究者們從中國思想及其表達的特殊性上尋找哲學觀念的普遍性特征。盡管目前國內哲學界對漢語哲學的性質和任務還有許多爭議，但從哲學與漢語的關系入手重新確立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范圍和方向，已經成為研究者們的一種普遍共識。
劉梁劍：何謂“漢語哲學”？學界對此似無統一的界定。不同的學者出于不同的關切和不同的視角，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不過，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提倡“漢語哲學”的學者，從二級學科的角度看，大多數具有外國哲學的背景。這一現象本身似乎有助于我們理解“漢語哲學”的一個面向，那就是外國哲學的漢語化問題。
外國哲學的漢語化問題，內在地關聯著“漢語”和“哲學”的相干性問題。換個問法：漢語能否說西方的philosophy？如果漢語無法說philosophy，漢語世界的外國哲學研究自然就不可能具有獨立價值。幾個世紀之前，一些西方學者（如赫爾德、洪堡特等）把漢語結構特點與漢語思想特質關聯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漢語可以說西方哲學。當下學界的討論，一般不會接受這樣的見解。不過，有些學者似乎持過強的語言決定論，過于強調漢語哲學因為漢語的使用而具有西方哲學所不具有的特殊性，過于強調中國傳統哲學有別于西方哲學的特點，從而讓漢語哲學呈現出某種可疑的精神氣質，即特殊主義。如何處理漢語哲學的特殊性和哲學的普遍性二者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難題。
王曉陽：近年來，漢語哲學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熱議話題。然而何謂漢語哲學，目前未有定論。常見的看法是，凡用漢語進行哲學討論或思考而形成的哲學思想，統統可以稱為漢語哲學。如黃裕生教授發表的一篇題為《何謂漢語哲學？為什么需要漢語哲學？》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漢語哲學就是以漢語思考、討論哲學問題而形成的哲學思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一個人來自哪里，屬于什么民族或國家，他用漢語進行哲學思考而提出的哲學思想，都屬于漢語哲學”。他建議將這個看法當作漢語哲學的“底線共識”。我完全支持黃裕生教授的建議，并且進一步認為，上述“底線共識”捕捉到了漢語哲學的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用漢語來進行哲學思考或討論；第二個要點是，要形成哲學思想。前者說的是漢語哲學的特殊性，后者說的則是漢語哲學的普遍性。我們有理由相信，要準確把握漢語哲學的真實內涵，二者缺一不可。
主持人：“漢語哲學”具有哪些特質？它強調什么樣的哲學精神？
王曉陽：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的典型標志之一就是哲學活動。哲學的真正魅力在于，依循其特有的技術方法施用理性，就能達到去偽存真，啟迪人以智慧。因此，哲學長久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原動力。作為哲學活動的一個特殊類型，漢語哲學與其他類型的哲學活動也是有所不同的。其特殊性主要表現為，需使用漢語來進行運思探討。有人或許要問，使用漢語進行運思探討，何以造就了漢語哲學的特殊之處？一個自然的回答似乎是，與漢語的獨特性相關。然而，作為一門語言，漢語有眾多獨特之處。這些獨特之處并不一定都與漢語哲學相關。哪些獨特之處與漢語哲學真正相關，學界對此一直存有爭議。我的看法是，與漢語哲學相關的獨特性，并不是漢語的字詞句法方面的獨特性，而是（因漢語的長期使用而逐漸形成的）漢文化或中華文化的歷史文化方面的獨特性。
劉梁劍：隨著外國哲學研究的深入，哲學工作者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渴望擺脫長期以來僅僅是向外國學習的學徒狀態，渴望獲得新的身份認同。對于從事外國哲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用漢語研究西方哲學，我們的研究相對于西方語境中的西方哲學研究來說，是否具有獨立價值？舉例來說，漢語世界關于胡塞爾的研究，如果翻譯成德文，它對于德語哲學界來說，是否有價值？研究古希臘哲學的陳康先生很早就說過，漢語世界的古希臘哲學研究，應該讓西方從事古希臘哲學研究的學者以不懂漢語為憾。在陳康的時代，這無疑是孤明先發。但是，從20世紀末開始，陳康的見解越來越成為整個學界的共識，從而構成了“漢語哲學”提出的問題意識之一。在此意義上，思想自主性構成了漢語哲學的精神特質之一。
江怡：我們可以從哲學研究的自主性出發考察漢語表達對哲學觀念形成方式的影響。曾有學者錯誤地認為，中國語言沒有明確的主謂之分而導致中國哲學缺失“主體”概念，并失去謂語的作用；中國語言由于沒有詞尾變化而缺乏時態和語氣，并缺少邏輯意義上的“命題”概念等。然而，這種分析僅僅是依據西方語言結構審視中國思想表達的語言特征，卻沒有看到漢語言文字對中國思想文化構成的深刻影響。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哲學觀念，與表達這種觀念的語言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概念聯系，以至于從一種哲學觀念中可以追問這種觀念的語言表達的形式規定，如漢語言結構鍛造了中國人的倫理和天人觀念。雖然從語言結構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對中國哲學的語言學特征刻畫，但這種分析的目的并非借用西方的語言結構說明中國哲學概念缺失的語言根源，而是要讓我們真正認識到從漢語視角揭示中國哲學研究特殊性的重要價值。當今的漢語哲學研究，就是試圖從漢語言文字的結構分析出發，闡明漢語哲學研究的特殊性質，由此確立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傳統背后的語言邏輯。
德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洪堡特曾在《論漢語的語法結構》（1826年）中指出，“漢語展示了一種奇特的現象：正因為它舍棄了所有語言共享的優點，才獲得了另一個不見于任何其他語言的優點。漢語放棄了許多附加于表達的東西，而正是通過這樣做，它更突出了思想；它擁有并高超地運用著一種獨特的藝術，能夠把概念直接相互接續起來，使得概念之間的一致和對立不像在其他語言里那樣被知覺到，而是以某種新的力量觸動和逼迫精神，讓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間的純粹關系”。漢語的這種獨特藝術讓精神得以更好展現，因為漢語對思想的表達可以不借助于任何言語內容，而只是取決于概念的形式規定，即漢語字詞句的排列順序。漢語結構的獨特性質“激發起并維持著針對純思維的精神活動，避開一切僅僅屬于表達和語言的東西”。
作為人類至今保存最為完整并依然廣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漢字形象強化了民族精神以特定方式表達概念的傾向，適應了民族精神的發展方向。漢語語音在歷史上的變遷并沒有改變漢字的表達形式，相反，漢字的形式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則直接影響了漢語自身的文化內涵，如從古文到現代文，從繁體字到簡化字。在《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的特性》（1826年）中，洪堡特把漢字的存在看作“中國人從自己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他甚至說，“中國人幾乎不可能徹底改用拼音文字……在那里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學作品”。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論文字學》（1967年）中指出，“原始的言語乃是文字，因為它是一種法則，一種自然律。最初的言語在自我顯現的最深處被理解為他者的聲音，被理解為命令”。與自然地發出聲音不同，最初寫下的文字從一開始就脫離了書寫者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對文字的解讀不是要去感同身受地表達書寫者內心的心理活動，而是要解釋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客觀意蘊，即文字傳遞的文化意義。漢字就具有這樣的獨特作用：它以其獨特的形式（表意文字）顯示了這種文字的使用者共同具有的認識模式和思維方式，并由此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漢字和拼音文字不同，對于語音的超越，恰恰提供了直達概念的特殊哲學方式。漢語哲學是真正的哲學，而拼音文字構成的哲學則多了一層語法編制，充滿了間接性，和漢語哲學的直接思索迥然不同。漢語哲學就是要通過漢語言文字的結構（形象）分析，向世界揭示這種精神世界存在的哲學意義。
2.漢語哲學的重要性
主持人：百余年來，何為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何為，這樣的追問從未停止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曾是中國哲學界爭論的重要話題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從某種角度來說，漢語哲學或許可以滿足當代中國社會對哲學的思想需求和學術追求，其重要性與其所關切的問題向度密不可分。請談談對此的看法。
劉梁劍：百余年來，中國哲學一直處在不斷自我反思、自我覺醒與自我更新的過程中。進入21世紀，在經歷最初的合法性問題論爭之后，中國學界對中國哲學的態度發生了較為明顯的分化。一種取向，主張放棄“哲學”以擺脫西方“philosophy”的消極影響，由中國“哲學”研究回歸中國“思想”研究、儒學研究或經學研究。另一種取向，認為中國哲學迫切需要從以歷史為導向的哲學史研究模式轉向以問題為中心的哲學運思，通過更加自覺的哲學理論創建工作，挖掘中國思想（包括儒學思想在內）的哲學意蘊，以此挺立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漢語哲學的探索，大致可以歸入第二種路徑。
江怡：西方哲學進入中國，經歷了百余年的歷史。雖然這個過程始終存在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這兩種哲學傳統的碰撞沖突，但其結果卻是西方哲學概念框架逐漸成為中國哲學體系建構的重要基石之一。早在20世紀40年代，陳康曾提出，希望通過漢語翻譯而使原本來自西方的哲學著作得以大放光彩，由此凸顯漢語的巨大魅力。20世紀90年代，中國哲學界出現了關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的大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出發點就是對哲學與漢語之間關系的重新考察，并由此產生了“漢語哲學”的回響。
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哲學研究中凸顯的“漢語哲學”是中國學者不滿足于對西方哲學學術的亦步亦趨而試圖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研究道路的重要結果。從漢語哲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勃興中可以看出，中國哲學研究者們已經清醒意識到中國哲學自主性的重要價值，并努力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殊性與哲學思想的普遍性相結合，而漢語哲學正是這種結合的有效方式。
主持人：漢語哲學對哲學工作者提出的特殊任務和要求是什么？
江怡：在我看來，如何能夠從漢語結構的這種特征揭示出漢語表達的思想內容，正是漢語哲學要完成的重要工作，也是漢語哲學對哲學工作者提出的重要任務。嚴格地說，這種工作不僅包括了對漢語結構所承載的概念內容作出恰當的分析，而且包括了對漢語中使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概念作出更為充分的說明。漢語語法的隱性特征使得理解漢語的起點只能是單個詞的意義，而漢語的每個詞都可以在句子中充當概念的角色，這就使得漢語表達本身具有了超越當下語境的普遍意義。歐洲語言的共同特征是從理解句子構造開始，然后再到詞典中尋找每個詞的意義。漢語的不同在于，單個詞的意義擔綱句子意義的最小單位；一旦理解了詞義，句子就不再是模棱兩可的了。從哲學分析上看，與歐洲語言明顯不同之處在于，漢語并不標示詞所隸屬的語法范疇，也不表達詞的一般語法價值。這就解釋了為何用漢語很難表達哲學范疇而只能表達概念的原因，這也體現了漢語哲學研究聚焦的重點方向。
劉梁劍：漢語哲學的關切，最終指向漢語在當下的哲學運思，即用漢語做哲學。用漢語做哲學，從運思的語言工具而言，中國哲學話語創建需要“活的語言”。也就是說，我們應當有效實現中國傳統哲學話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一方面，對傳統哲學話語進行創造性轉化，可以接續我們身在其中的傳統，從中國深厚的哲學傳統中汲取解決具體哲學問題的概念工具和理論智慧。運用這樣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較容易有親切的體會和情感上的認同。另一方面，只有在傳統哲學話語成為我們用來說事情、講道理、想問題的話語的時候，才能成為生意盎然的“活的語言”，真正促成傳統哲學話語的創新性發展。傳統概念需要加以改造才能有效觀照當下生活世界。再者，除了傳統哲學話語之外，我們還要錘煉活生生的日常語言。日常語言和當下生活世界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二者甚至可以說就是長在一起的。因此，日常語言是可感的，而用可感的日常語言來展開哲學思考便更貼切、實在。中國哲學話語創建的一項任務，便是從日常語言這一富礦中萃取語匯，進而將其錘煉成具有義理深度與厚度的說理詞。此外，在現代漢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妙詞”，它們既居于日常用語和哲學行話之間，又居于現代漢語和古典詞匯之間，同時還具有處理某些基本哲學問題的理論潛能。
王曉陽：傳統意義上的哲學發端于古希臘，是一門經由理性活動獲得思想和追求智慧的技藝（artistry）。在實際的哲學活動過程中，首先需要對概念進行分析，對命題進行論證推理，才有望形成知識產出思想。其次，哲學關注概念間和命題間的應然聯系。這類聯系本質上受到邏輯規則或推理規則約束，而不受語言學意義上的句法或語法規則約束。
漢語哲學既然是一種哲學類型，自然也不例外。因而在從事漢語哲學研究時，一方面，我們應當始終關注哲學技術方法的使用，圍繞哲學問題，展開細致深入的概念分析，以及嚴謹有序的論證推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應當拘泥于漢語言特殊的字詞句法，而應當聚焦于中華文化中獨特的概念與命題。搞不清楚這一點，認識上就會有偏頗，比如以下兩類看法就是較常見的：一類認為，鑒于其字詞語法特征，漢語不能勝任哲學活動，因而主張，仿照西方語言（如英語）來對漢語字詞語法進行改造，以利于哲思探討；另一類則認為，漢語雖然可以勝任哲學活動，但是漢語哲學的第一要務乃是翻譯與整理現成西方哲學作品。前者的問題在于，沒有認識到哲學活動的關鍵是對深層語法的把握。后者則駐留于對現成西方哲學作品的“漢化”，因而并不是真正的哲學活動，也不能算作夠格的漢語哲學。稱之為“哲學的漢化”或“漢化哲學”，或許較為妥當。
3.推動漢語哲學在國際學術舞臺發出響亮聲音
主持人：漢語哲學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還具有始終站在時代前沿的開放性。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增強我國哲學國際影響力成為新時代哲學工作者肩負的時代使命。請談談怎樣使漢語哲學在國際學術舞臺發出響亮聲音，更好發揮其獨特作用？在此過程中要注意哪些問題？
江怡：根據我的國際哲學交流經驗，漢語表達哲學的獨特方式正在受到國際哲學界的普遍關注。例如，第22屆到25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都強調了不同語言表達方式對哲學思想構成的深刻印象，漢語表達式的特殊性更是成為歷屆大會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漢語的文法結構和字義解釋，不僅是漢語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際哲學界在討論中國哲學問題時關注的焦點。
漢語哲學是研究以漢語為主要表達方式的哲學。這種哲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與漢語有關，因而也引起了國際哲學界的關注和討論。同時，在如何理解漢語哲學對當今哲學的貢獻上，國際哲學界也給予了高度關注。我認為，要增強漢語哲學的國際影響力，首先需要從概念內容上清楚界定漢語哲學的研究性質和主要任務，其次需要厘清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的思想聯系，還需要明確漢語哲學對當今世界范圍內的哲學可能作出的貢獻。要積極地對漢語哲學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出合理的解釋論證，由此獲得國際哲學界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合作。
劉梁劍：目前漢語哲學界關注的是：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新形勢之下，如何讓漢語所做的哲學取得世界范圍內被其他哲學系統所理解的形態，進而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為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為此，我們首先需要較為系統地闡述漢語哲學對于如何做哲學的方法論主張（且稱之為“古今中西之爭視域下跨語際的哲學語法考察”）。進而，循方法而實踐，在哲學的實踐轉向、當代歷史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多元性、偶然性、人機之辨、技術時代技術與哲學的互動關系（對技術的哲學反思，技術改變做哲學的方式）等重要問題上，嘗試創建兼具世界情懷與中國氣象的哲學話語。
中國現代哲學在最初更多地呈現為在“古今中西之爭”下的自我重塑，還只是單方面的、被預先給予的跨文化情境所支配的地方性、方言性哲學思維。經過一個半世紀以來跟世界的不斷主動對話，漢語哲學的世界性視域更加成熟。與此同時，隨著當代世界文明的加速融通，將人類整體作為思考單元的人類意識日益覺醒。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通過文明交流互鑒彰顯漢語哲學新形態成為中國當代哲學的新使命，漢語哲學需要更加充分地彰顯面向當代哲學問題的生發性意義。
王曉陽：雖說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關注的哲學問題會有所不同，但是對于哲學問題的處理總是呈現出某種共同的“方法論面相”或普遍的技術方法。細究起來，哲學的技術方法盡管是多種多樣的，但總是可以歸入以下三大類型：概念分析、論證和反思平衡。因此，在從事漢語哲學活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應當清醒地意識到，需要遵循哲學活動的技術方法。因為只有這樣，漢語哲學的從業者才能與其他類型的哲學從業者進行平等有效的交流對話，共同站到世界哲學的大舞臺上去。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清醒地意識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內蘊著構建漢語哲學的重要任務。構建漢語哲學的關鍵是，始終堅持把漢化哲學與漢語哲學明確區別開。漢化哲學執迷于漢語言中的字詞句，忽視了哲學的三大技術方法，興許能為思想的孕育作出積極預備，但絕不會生產出真正的哲學思想，甚至有淪為西方哲學思想觀點“搬運工”的潛在風險，因而需要對此保持高度警惕。與之不同的是，漢語哲學則自覺運用哲學的三大技術方法來對中華文化中的特定概念（如，陰陽、五行）與特有命題（如，天人合一、體用不二）加以發掘提煉，因而不但有望產出具有原創性的哲學思想，而且能夠展現中華文化獨特的思想氣質。
總之，漢語哲學不是要倚重漢語言的獨特性來培植一種與西方哲學截然不同的哲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始終自覺運用哲學的三大技術方法，不斷嘗試把中華文化中蘊含的豐富特色問題“挑出來”、特定概念“搞清楚”、特有道理“講明白”。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實質參與到哲學這項具有普遍性屬于全人類的偉大事業當中去，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也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源源不斷地孕育出優秀的中國思想，進而為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貢獻出應有的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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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張穎天
來源丨光明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