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學術的大環境下，一定會受到積極的影響，但有時也受負面影響，甚至是阻礙。葉嘉瑩先生那一輩的部分學者亦有過從這些負面影響和阻礙中突圍的經歷，這些既幫助他們完成學術上的輝煌，也帶來不少非議，其實都正常不過。我無意歌頌，也無意辯護，只想以詞學為例，看看葉先生如何從兩種負面影響和一種阻礙中突圍，完成其學術使命。或許，這是客觀評價她學術的一個前提。
《迦陵論詩叢稿》，葉嘉瑩著，中華書局
《迦陵說詞講稿》，葉嘉瑩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壹
那一輩學者沒有選擇，初涉學術就被裹挾進一個特殊環境。時代矯枉過正地反對傳統，如同嬰兒跟著洗澡水被一起潑掉。詞學在這大環境中處境極為不利。我認為常州派是詞學發展的巔峰，但他們的主旨和采取的策略都已無法被時代理解。張惠言的策略是，將“《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詞選序》），比附于艷體小詞。這實在是個很不討好的方式，封建道德統帥美學正是時代所猛烈抨擊的。其實張惠言卻有極大的洞見。艷體小詞處在社會道德的最邊緣，不像《詩經》的戀歌可以附著在社會倫理關系上，似乎孤懸在人倫之外。由之傳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詞選序》），就和道德的功利性劃開了幾乎所有的關聯。于是擺落一切政治功能的無功利道德突顯了，文藝因此具有了哲學性，儒家詩教的真實意義同時展現。這是儒學探求了千余年未曾達到的目標，難怪譚獻對此興奮莫名：“向之未有得于詩者，今遂有得于詞?！保ā稄吞迷~話》）可在那個時代，儒學不是要被痛打的落水狗嗎？更加不利的是，深受常州派影響的晚清詞學，遺老色彩太重，妥妥成了已陳芻狗。一位年輕作者的詞話漸受追捧，其批評了常州派、蔑視了晚清諸家，再加上拿來了西洋理論，盡管就詞學來說我認為其專業性有待商榷，但和當時的學術環境水乳交融。這就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
坦率說，《人間詞話》對以“思索安排”（葉先生論周邦彥詞的說法）為基本藝術法則的南宋慢詞，無法理解。王國維自己說：“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保ā对~辨》批語）晚清諸家無不重視南宋慢詞，以之為專業性的表率，王國維如此直言近于挑釁。在《人間詞話》里，這種態度隱藏在那個著名的“隔”字背后：“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保ā度碎g詞話》）為什么敢于把自己的不專業表現得如此理直氣壯？這仍是時代矯枉過正地反對傳統在他身上的一個體現。另外，這個態度倒是更傾向常州派?！八妓靼才拧钡姆▌t過于偏重形式，容易淪為“游詞”（這是常州派的金應珪在《詞選后序》里對南宋慢詞一脈末流的批評術語），于是喪失了詞的內在品質。張惠言重視這種品質，王國維同樣重視。但他們依賴的思想資源不同，張惠言取之于儒學，王國維取之于西洋哲學。從王國維的《論性》《釋理》兩文中，可見他對儒學缺乏真正的理解。但他并不從內容上攻擊，而是利用了張惠言一個顯見的表述缺陷。這個缺陷便是仍以政治化功利化的語言表述超越了政治化功利化的道德，從而導致重陷舊局。但張惠言實在很無奈，畢竟首次面臨一個新問題，他沒能找到恰當的表達方式。后來的常州派詞學家表示了理解，陳廷焯“規模雖隘，門墻自高”（《白雨齋詞話》卷一）的說法可謂持平。王國維“固哉皋文之為詞也”“深文羅織”（《人間詞話》）這樣激烈的指責，實在說不上“理解之同情”（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其實，張惠言的缺陷早已為常州派自己彌補，這就是周濟作出的貢獻，他改變了那種政治化功利化的表述方式。周濟的表述很睿智：“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保ā督榇纨S論詞雜著》）這樣把兩面都保住了，“有寄托”肯定了張惠言強調的內在品質，“無寄托”開啟了超越功利性的新表述方式。王國維自己沒法表述得如此完美，有意無意地沿襲了周濟。
但沿襲的不過是方法，內容卻不相同。王國維的詞學理論集中表現在“境界”說里，不過“境界”說本身非常駁雜，容納了很多未能統一的因素。其中有三層含義值得注意。第一層大概原本是主要的，但王國維似乎并不很重視。這就是他借用嚴羽“興趣”說指出的那種美，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過嚴羽意指的是盛唐人包含了這種美的一個更豐富的美學現象，王士禛的“神韻”說則單純只指這種美了。所以王士禛比嚴羽顯得狹隘，他欣賞的并非全部盛唐而主要是王維。王國維借用叔本華美學“美之知識，實念之知識也”（《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做了學理的闡釋，既比嚴羽明晰，也比王士禛全面。他還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保ā度碎g詞話》）而王士禛只認識到景物?？梢哉f，這種美雖并不陌生，但王國維借助德國古典美學資源完成了明確的學理闡述，功不可沒。不過，既說“詞以境界為最上”（《人間詞話》），這種美畢竟占據不了詞中最上的位置，王國維仍需繼續深入。于是在他最喜愛的叔本華的獨特哲學中找到了比那種美更終極的東西，成為“境界”的第二層含義。王國維走得很遠，直達叔本華哲學的最深處：“意志的整個現象取消了，這些現象的普遍形式時間和空間，它們的最后的基本形式主體和客體也都取消了。沒有意志，也就沒有表象，沒有世界。于是留在我們之前的，怎么說也只是無（德語：Nichts）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王國維對無功利道德從無體認，卻對無功利審美別具會心，這個“無”正是帶著消極意味的純粹審美心理，被他一眼覷定。當然也是后來虛無主義的重要來源之一，符合王國維的時代大環境，理所當然地成為他最鐘愛的“境界”。李煜的詞境最符合這層含義，因此在《人間詞話》中得到最高評價，就完全不難理解了。“境界”的第三層含義，比如評論李璟詞“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晏殊、柳永、辛棄疾詞為“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的“三種境界”，（《人間詞話》）則可看作是對周濟詞學有意無意地沿襲，或說讓步。本來這一層和前兩層并非同類的審美概念，不過在“言有盡而意無窮”這點上一致而已。但做出這點兒讓步，就給“境界”說留下更大的被接受空間，其實非常關鍵。但“無”成為終極性之所在，而非道德，這畢竟是王國維的主要內容，因此哲學上終欠一層，也就理解不了張惠言的深度?？档聦⒚雷鳛橄蛏频倪^渡，常州派與之一致，即使以西洋哲學來衡量，王國維也落在下風。
葉先生那代人初涉詞學，很少不受《人間詞話》的影響，顧隨先生如此，她也如此。只是顧先生才力太足，突圍而出得那么簡勁利落，葉先生則遲疑彷徨了許久。直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她已經接受了現代西方思潮，還是如此評價王國維和張惠言：“王氏之說詞乃是屬于對美學客體的一種哲學詮釋，而張氏之說詞則是對于美學客體的一種政治詮釋及道德詮釋?！保ā跺攘觌S筆》六）這就是我說的學術大環境的負面影響。但從她對“境界”說的關注看，不難發現她集中在“境界”說的第三層含義，這實在是王國維對周濟的沿襲。我跟隨葉先生讀書時，先生特別愛問新生一個問題：“王國維指責張惠言‘固哉皋文之為詞也’，但自己又用三種境界去講晏殊他們的詞，這是為什么？”我理解她一邊問著學生，一邊自己反思著，試圖利用周濟走出王國維。先生從王國維的歧路進入詞學，最終突圍出來走向正軌，周濟作為王國維詞學的一個罅隙，給了突圍的便利。從先生的學術經歷看，她對常州派越來越重視，越來越肯定。她后期著名的“弱德之美”的提法，實際是常州派和王國維詞學的完美結合，算得她創造性的貢獻。這是先生從第一種負面影響中的學術突圍，即使看起來沒有新的建樹，但扭轉了百年學術大環境的負面影響，是值得被高估的。
貳
葉先生面臨的第二種學術大環境，負面影響小很多，她的突圍也簡勁利落。甚至可以說，給了她更多有利的積極影響。那是上世紀60年代，先生前往北美任教，一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新的文藝思潮從海外風行到大陸。無論是在北美，還是后來回到中國，具有學術敏感的她自然必須應對，何況又早得風氣之先。因此，她一直被看作以中西比較方法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人物，給她帶來很大的聲譽。但我并不認為她在這方面的努力值得被高估，一來這對她也是個全新的挑戰，那些形形色色的新理論她沒有精力做出徹底的理解，畢竟她無意成為文藝學的專家；二來現代文藝思潮偏重方法，往往忽視終極性的大問題，精致有余格局卻促狹，比起叔本華都遠遠不及。因此對于這些思潮，只可利用來作枝節上的小修補，卻不宜全盤移用。葉先生對此一直是清醒的，但她的讀者卻未必，他們震懾于西方的學術霸權強勢，對那些理論津津贊嘆。如此看待先生這方面的研究，真令人有買櫝還珠之嘆，可看作一種負面的影響。先生很快感到這個負面影響，作出策略性改變，毅然甩脫西方理論的生硬外殼，將之化入中國固有的理論中。溫庭筠和韋莊，作為常州派最推崇的作者，并不太受王國維青睞，先生借鑒西方現代文藝理論以“雙重性別”和“雙重語境”說論證了常州派的合理性?！半p重性別”說提出較早，利用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痕跡較顯，她引用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勞倫斯·利普金《棄婦與詩歌傳統》（1988年）的觀點，認為“男女兩性因地位與心態不同，故男子難于自言其挫辱被棄，乃使得男性詩人不得不假借女性之口以抒寫其失意之情”，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三綱”中君臣和男女之間具有對應關系，逐臣和棄婦的倫理地位與感情心態之間往往自然構成呼應，“所以利普金氏所提出的男性詩人內心中所隱含的‘棄婦’之心態，遂在中國舊社會的特殊倫理關系中，形成了詩歌中以棄婦或思婦為主題而卻飽含象喻之潛能的一個重要的傳統。”（《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但在提出“雙重語境”說的時候，她將詮釋學理論和周濟詞學做了完美結合，指出“南唐之詞與西蜀之詞原來確實有一種共同的美感特質，那就是其詞作之佳者，往往在其表面所寫的相思怨別之情以外，還同時蘊含有大時代之世變的一種憂懼與哀傷之感”。（《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詞學家對此種特質之反思與世變之關系》）這不僅是周濟“詞史”論的一個現代理論的翻版，而且全文沒有一處來自西方理論的直接引文，直是化境。長期的學術訓練，讓先生迅速從現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負面環境中突圍而出，她得魚忘筌地使用著那些方法，使詞學完成了和現代西方理論的對話，這才是應該被高估的。
葉先生學術聲望愈隆之際，卻遭到當代大陸學界一部分學者強勁的阻礙勢力，這也并不難理解。中國當代過度推崇乾嘉考據式的學術，并從歷史學領域轉向哲學、文學領域，逐漸顯出不利的趨勢。本應高揚人的主觀精神的文學，淪為以實證方法爬梳文學材料，以絕對客觀態度考據文學思想，為己之學終為稻粱之謀取代。葉先生的學術框架既已定格，面對這樣的學術生態，便很少再有交集。這種生態并不理解她，當然也不理解常州派、王國維和西方的學術?；ハ嘀g本無對話，先生不過超然遺世而獨立，有的人便剩下仇視和拒斥了。
經歷了這些突圍，她卻未負時勢，幾乎以一己之力扭轉了詞學百年的歧途、揚棄了現代西方文藝思潮、對抗著當下部分扭曲的學術生態。這，就是她的學術貢獻。
閱讀原文
作者丨鐘錦（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來源丨羊城晚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