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明交流的過程中，雖然有沖突、矛盾、疑惑、拒絕，但更多的是學習、和解、融合與創新。
不久前在上海圖書館舉辦的《馬可·波羅游記》主題系列講座中，華東師范大學意大利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歷史學系副教授張銳從意大利史料文獻出發，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進行了梳理，揭示了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以下是講座的主要內容。
張銳
中華文明自古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元朝時期，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親眼看見了中國的富庶與文明，并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細致入微地記錄下來，撰寫成一部震撼世界的書籍，引起了西方對東方的無限遐想。
今天，我將從意大利的史料文獻出發，向大家介紹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長河中，究竟發生過哪些重大事件，西方文明是怎樣影響中華文化的，中華文明又是如何與外來文化碰撞、交流、對話與共生的。
『傳教士隨歐洲海外擴張來到中國』
15世紀，歐洲開始向海外擴張。按照當時殖民主義者的觀念，歐洲基督教國家可以將發現的所謂“異教”地區占為己有。因此，作為海上強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爭先恐后地開展起了擴張運動。
新航路開辟初期，葡萄牙捷足先登，發現了好望角及非洲大陸。很快，西班牙急起直追，哥倫布從歐洲向西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雙方對新大陸的爭奪愈演愈烈。
根據歐洲的習俗，教皇有權力決定非基督教地區的歸屬。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決定由教皇來調停雙方的矛盾。1494年6月，經過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協調，兩國簽訂了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協議《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協議規定，兩國將共同壟斷歐洲之外的世界，并將今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西100里格（約550公里）的子午線作為兩國勢力的分界線，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
在初期殖民時代，羅馬教廷認為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海外擴張有助于天主教的傳播，因此加以支持和鼓勵。于是，天主教傳教士也緊緊跟隨著兩國的航海船只，到達了每一片新發現的陸地和島嶼。在北美叢林、印度西海岸、非洲內陸和東亞的島嶼上，他們到處建立教堂，矗立起十字架。
觀眾在首都博物館參觀《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 新華社發
『利瑪竇開創學習西學的風氣』
1522年，羅馬教廷利奧十世第一次在公文中將“中國地區”列為傳教的范圍。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并盤踞在澳門，日本和中國的傳教工作乃以澳門為中心。這一時期來到中國的便有歷史上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利瑪竇（1552年—1610年）。
利瑪竇于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來到北京。一到京城，他就著手準備進獻給皇帝的禮物。他進呈了自鳴鐘、《萬國圖志》、西洋琴等貢品16件，萬歷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利瑪竇本人更是穿著中國士人的服飾，那一身長袍，不僅是外在的裝扮，更是他內心渴望融入中國文化的象征。
長期以來，東方人將利瑪竇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等思想。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因此西方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利瑪竇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開創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從明萬歷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150余種西方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利瑪竇、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等書，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匯包括點、線、平面、曲線、三角形、圓、幾何等一直沿用至今。
利瑪竇制作的《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世界地圖，他將此呈獻給萬歷皇帝。這幅地圖在中國先后被12次刻印，還被介紹到日本。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對日本、朝鮮等國家認識西方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可·波羅游記》影響深遠』
15至16世紀時，在歐洲人眼中，中國是一個遙遠且難以企及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中國的故事卻從未在歐洲人的生活中消失，它活在那些從遙遠東方歸來的旅人的回憶中，更鮮活地活在那本影響深遠的《馬可·波羅游記》里。
據意大利學者德禮賢（1890年—1963年）所述，利瑪竇曾與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一起讀過《馬可·波羅游記》，并試圖將中國與契丹聯系起來。因為，1598年利瑪竇第一次停留北京時，一些穆斯林商人告訴他，“中國”就是“契丹”，北京就是元大都“汗八里”。
在利瑪竇之后，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1614年—1661年）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馬可·波羅。衛匡國是歐洲早期著名的漢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他是發起中國學生赴歐洲留學的第一人。
1655年，衛匡國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國新地圖集》（又稱《中國新圖志》），這是早期歐洲人及來華傳教士所繪制的質量最好、影響最大的一本中國分省地圖集。圖集采用拉丁文編制，有地圖17幅，其中中國總圖1幅、分省圖15幅，并附日本、朝鮮圖1幅。為雙面彩印，另有說明文字171頁，目錄19頁。每幅圖的四周都標示出精密的經緯度格，并用不同符號繪出山脈、河流、湖泊、運河、長城、大小城市、要塞或堡壘、軍事基地、礦山等，精準度雖不能和今天的地圖同日而語，卻代表了當時世界地圖編制的最高水平。
在《中國新地圖集》中，衛匡國先后95次提到馬可·波羅，他幾乎總是在證明馬可·波羅對地點描述的準確性，或是為他的不準確、錯誤之處進行辯解。衛匡國表示，針對馬可·波羅的負面指控毫無根據，“那些指控他的人，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應受到指責，因為他們如此輕率地譴責了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寰宇東西：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和世界”特展上展出的絲綢織物。 賴鑫琳攝
另一部重要的作品來自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1640年，安文思前往中國，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隨后又在北京建立了東堂。1677年，安文思病逝于北京。在華期間，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機械而聞名，他曾先后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制造過許多儀器，康熙帝稱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安文思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稱頌中國，此書后又以《中國新史》為名刊行于巴黎。
在《中國新史》中，安文思列舉了五個證據，用于證明《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實性。首先，他通過一系列例子證明了《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城市名可以對應當時的中國城市名。同時他也發現，許多城市名已發生了變化，有些甚至不是中文的，部分是由于外國人發音訛誤造成了誤解。第二個證據涉及北京和紫禁城，“游記中的內容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幾乎一致”。第三個證據與煤炭有關，馬可·波羅提到的“黑色可燃燒的石頭”，當時在西方并不為人所知，但在中國卻得到廣泛使用。第四個證據是對北京附近一座著名橋梁的描述，馬可·波羅曾不無艷羨地描述過桑干河上的普利桑干橋，安文思等其他耶穌會士認定那就是盧溝橋。第五個證據是馬可·波羅談到中國最為重要的兩條河流，即黃河和長江。馬可·波羅還談到了重要的城市昆賽，即杭州，他提供了大量有關該城市的信息，“即便有些夸張，但都非常真實”。
此外，歐洲著名學者阿塔納修斯·基歇爾（1602年—1680年）于1667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部關于中國的圖書，名為《中國圖說》。這本書用拉丁文寫成，很快被翻譯成多種文字。這一圖文并茂的著作匯集了傳教士帶回歐洲的關于中國以及遠東其他地區文化政治、風土人情的記錄，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書中也有專門的一章描述馬可·波羅的行程。
可以說，在當時的歐洲，幾乎所有關于中國的耶穌會著作中都提到了《馬可·波羅游記》。
『康熙任命一批西方傳教士為官』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于西方人來說，中國不再是馬可·波羅筆下的奇異之地，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馬可·波羅游記》仍然是傳教士們承認和尊重的資料來源，但它已不再是17世紀傳教士的唯一參考，因為這些傳教士通過實地考察，以馬可·波羅的繼承人和接班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新形象，并成為此后幾個世紀新的參照點。
到了清朝，已有很多歐洲人來到中國，他們帶來了西方的醫藥、天文、數學和新發明。康熙皇帝對此非常感興趣，他允許他們在中國自由活動，還任命了一批西方傳教士在朝廷為官。可以說，康熙時代是歷史上中西交流極為頻繁、充滿機遇的時代。
為什么康熙對西方科學如此感興趣呢？這要追溯到康熙七年（1668年）發生的一場中西歷法“競賽”。當時，由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由中國歷法官員楊光先和比利時人南懷仁分別用自己的方法對日影進行觀測和計算，得出正午日晷投影達到的位置。結果，南懷仁勝出。這場競賽對清朝的歷法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也是促使康熙學習西方科學的直接原因。
1688年，法國國王派5位“國王數學家”來到中國，這為康熙時代的科學傳播提供了新的契機。值得一提的是，1688年是科學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分界點。這一年發生了英國的光榮革命，此前一年，科學史上重要的一本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科學的進程由此改變。如果說1688年以前，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上還是文藝復興晚期的科學知識，那么，隨著法國“國王數學家”的到來，大量科學新知和新儀器傳入中國。
康熙時代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歐洲科學機構是法國皇家科學院，它的成員中有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科學家。18世紀初葉，中國還沒有“科學”一詞，于是借用宋明理學“格物窮理”的含義，把法國皇家科學院翻譯為“格物窮理院”。
“國王數學家”帶來了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的30箱禮物，包括渾天器、座子、象顯器和雙合象顯器（兩種不同類型的顯微鏡）、看星千里鏡、看星度器、看時辰銅圈、量天器、天文經書、西洋地理圖、磁石等。1689年到1691年間，康熙皇帝主要在四位耶穌會傳教士的指導下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其中，徐日昇和安多主要講授算術和代數，兩位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則向康熙教授幾何學。
白晉作為康熙的敕使返回法國后，向歐洲介紹了中醫和自己所參與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工作。他還向歐洲宣傳、翻譯、介紹《易經》，與當時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萊布尼茨直接交流，促進了中西文明的互學互鑒。
『中華書院在那不勒斯誕生』
1692年，康熙頒布了允許天主教在華自由傳播的詔令，傳教士們為此歡欣鼓舞。然而，1705年后，康熙對西洋人的整體態度發生了轉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西禮儀之爭”。所謂中西禮儀之爭，是指天主教就中國傳統禮儀是否違背天主教教義的爭論。
在意大利，羅馬教廷對此事格外重視，曾派遣特使多羅趕赴北京。他于 1702年離開羅馬，旨在調查中國禮儀之爭，平息在華外國人的爭端，與清廷建立聯系。意大利羅馬的卡薩納塔圖書館存有一系列與17至18世紀中國相關的檔案，其中不乏大量涉及教廷特使多羅的原始文獻。可惜的是，由于語言的障礙、文化的差異以及葡萄牙遠東勢力的阻撓，這位特使的“破冰之旅”以失敗告終。
自此之后，康熙下令嚴查所有在華外國傳教士，并嚴格實行申請票制度，即外國人居留證制度。1707年至1709年，大約有80名傳教士拿著“票”獲準留在中國，一些傳教士離開了中國，還有一些人則秘密留在中國。
在此背景下，1707年，意大利人馬國賢受羅馬教皇的委托，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程。1710年至1723年，馬國賢以畫師、翻譯等身份在清廷服務。其間，他將西方油畫和銅版畫技法傳入中國，為后人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畫卷，如《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
1723年，馬國賢返回歐洲。臨行前，莊親王允祿還贈予馬國賢兩匹駿馬、貢緞和一些工藝品，并允許他攜帶4名中國學生和一位老師前往歐洲。經考證，這4名中國學生分別是谷文耀、殷若望、黃巴桐、吳露爵，而那位老師則是江蘇川沙人王雅敬。
1724年，馬國賢創辦的中華書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誕生。1732年4月7日，教皇克萊蒙十二世頒布通諭，正式承認該書院。馬國賢認為，只有通過培養兼容并蓄的人才，才能克服語言、文化上的隔閡，推動中西間的交流。
19世紀德國學者卡爾·奧古斯特·梅葉爾在《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中曾經這樣記載：“中華學院建在那不勒斯……的一個山坡上面，風景很是美麗。”在當地人的眼中，“中華書院”又稱“圣家書院”。
值得一提的是，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勛爵率領龐大的使團訪華，其身邊的譯員正是來自中華書院。這位譯員名叫李自標，1760年出生于涼州（今甘肅武威），自幼跟隨其師、陜西渭南人郭元性來到那不勒斯學習。
在羅馬歷史檔案館中，有一封馬國賢的繼任、中華書院第三任院長弗朗西斯科·馬塞的書信，落款時間為1792年3月17日。在信中，馬塞表示：“作為英國訪華使節，馬戛爾尼十分渴望從書院中挑選兩名中國學生陪同使團旅行至澳門，在旅途中講授中國語言和文化。”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沈艾娣認為：“在歷史事件中，翻譯人員往往默默無聞，實際上卻在談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世紀以前，譯員應該被視為歷史的中心人物。他們不僅擔負著跨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國際關系的歷史敘述。”
李自標只是中華書院眾多留學生中的一名。據考證，自書院成立后，一共培養了中國本土學生106人，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學成后選擇了歸國，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為中西方交往的一段佳話。
自1724年至1868年，中華書院在歷史上存在了一個多世紀，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培養了大量人才，在歐洲對華關系、國際漢學、東方學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后，中華書院多次更名。至1946年，該學院的名稱正式變更為“東方大學”，至今仍引領該國的漢學研究，續寫著中意友誼的新篇章。
閱讀原文
作者丨張銳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