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海洋史研究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已積累了宏富的成果。因全球史研究和“一帶一路”兩個潮流的推動，海洋史研究成為中國歷史研究近三十年進展最快的領域之一。認清中國古代海洋文明具有哪些基本特性，這對深入理解中國古代海洋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發展道路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管控下民間力量發揮著主體作用
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發展中，民間力量發揮著主體作用，官方直接經營的海洋活動相對有限，但在王朝體制下，官方對民間海洋活動有很強的制約力。以農立國體制下，國家財政來源除宋代以工商業收入為主外，其他王朝都主要依賴田賦。這使王朝國家缺乏主動開拓海洋市場的經濟動力。官方以盈利為目的的直接下場經營海洋貿易，僅見于元代的官本船貿易，斷斷續續推行了三十多年，是由官方出錢出船，委托商人經營的一種官本商辦海外貿易模式。而其他王朝，包括相對重視海外貿易財政意義的宋代，官方并不直接經營海外貿易。
官方海洋活動主要是構建天下秩序。天下秩序主要實現方式是“四夷來朝”，官方向海外遣使并不多。最著名的海外遣使是明代鄭和下西洋。這些遣使活動主要出于構建朝貢秩序和宣揚國威的政治目的，同時也推動著貿易的發展。一方面，不論接待朝貢，還是出海招徠朝貢，都伴隨著實質性的經濟交換，即貢賜貿易，常駿出使赤土國，宋太宗遣使都是如此。特別是鄭和下西洋兼具朝貢、貿易等多種目的，并對亞洲海洋貿易和全球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民間貿易是中國古代海洋貿易的主要形式。漢唐時期，因法律上禁止本國人經營海外貿易，中國民眾的海洋貿易主要是近海貿易，海外商人是中外貿易的主要力量。宋代開始，中國商人成為中外海上貿易，以及亞洲海洋貿易中的主導力量之一，即使明代實行海禁時期也是如此。
包容性和開放性
中國古代官方海洋活動的天下秩序構建以政治目的為主。天下秩序包含的核心觀念是“華夷一統”和“天下一家”。在這一觀念下，歷代對海外諸國的態度具有鮮明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首先，始終允許外國人來華，即使明及清初海禁時期，也允許外國朝貢使節來華。其次，在華夷“皆朕赤子”的邏輯下，海外來華者受到優待，如唐宋時期設立蕃坊，允許在華居住、通婚，保護其財產和經營，部分人還被授予官職，甚至設立賓貢進士科，允許參加科舉。最后，包容海外傳入的不同宗教和文化，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祆教等諸多宗教隨著海商貿易傳入中國，特別是宋元時期的泉州成為多種宗教匯集之地。明及清初天主教也通過海路在中國廣泛傳播。
同時，以民間海洋活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海洋文明具有很強的開放特性。漁鹽、航行、貿易，以及為海上貿易牽動的手工業和商品化農業等民間海洋性生計，都具有結構單一的特性，使得交換成為濱海民眾內在需求，貿易逐步成為濱海民眾最重要的生計，因而民間海洋活動具有天然的開放性。此外，亞洲海洋貿易不斷發展，對經濟水平領先的中國的貿易需求也日益強烈，與沿海民眾海洋性生計增長共同構成推動中國王朝海洋貿易政策總體上走向開放的內外動力。
此外，以農立國體制和天下秩序取向同時也使海洋政策開放性受到限制。首先，導致王朝海洋政策曲折波動。漢唐時期禁止本國民眾經營海外貿易，明及清初實行海禁政策，清朝開禁后依然推行限口通商政策。如南宋那樣，實行功利主義貿易政策，對國內外商人及市舶官員的管理唯擴大貿易規模和增加財政收入是求的開放性是特殊的現象。其次，朝貢關系下的海洋政策以華夷觀念為絕對原則，中國與海外諸國間是等級制秩序，持不與蠻夷爭利的觀念，使中國與海外諸國不可能建立國家間的對等貿易關系，從而限制海洋政策的開放性。
和平性和互利性
中國古代海洋貿易以民間貿易為主體，使得和平性成為海洋貿易的基本特點。西方殖民者東來以前，亞洲海域的貿易伴隨著競爭，也有武力沖突，但總體上都以民間和平貿易為主。在亞洲貿易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阿拉伯商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國商人，都以民間商人身份，而非國家力量參與貿易。
古代中國王朝與亞洲海洋諸國官方交流中，和平交往也是基本方式。中國古代海權史專家羅榮邦認為，自南宋開始至明前期的三百年間，中國成為“海上強國”，中國的海上力量超越了鄰國。但是，中國古代天下秩序追求主要通過貢賜貿易實現，以其經濟文化發展優勢和“厚往薄來”，吸引海外諸國，而非殖民開拓。海防制度是防御性的近海防御和海岸防御。南宋建立的系統海防制度在制度和觀念上都是海岸防御，明清的海防體系和取向也是如此。中國古代天下秩序是多層次、多制度的模式，與海外諸國朝貢關系構建更是主要采取貢賜貿易的和平交往方式。
貢賜貿易的本質是中國古代王朝利用自身經濟文化領先優勢，以利益吸引海外諸國按照中國規定的朝貢禮儀展開交往。清乾隆皇帝給英國的“敕諭”稱“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因而準許開市，“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這表達的即是歷代一貫的與蠻夷共利的邏輯。事實上，中國古代與海外諸國的交往得以不斷發展，正是以共享文明成果為基礎的。古代亞洲海洋貿易基本是中國的瓷器、絲綢、鐵器、銅錢等手工業品與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香料、珠寶、犀角、象牙等資源性商品的交換。這是技術水平差異和地理環境差異而導致的互補性貿易。日本、朝鮮半島、安南，以及東南亞部分國家，還將制度、文化更為成熟的中國作為學習榜樣，吸收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各個領域的思想文化成果。正是基于共利的需求和機制，中國與海外諸國的交往不斷發展。邊緣性與區域性
中國古代海洋文明滋生、發展于王朝直轄疆域邊緣的沿海地區，使其在地理空間上具有邊緣性。海洋文明的邊緣性更是國家治理模式決定的。自漢武帝改制以降，王朝國家以儒家思想為基本意識形態，以農業為立國之本，居于陸地沿海地區的民眾基本上被納入這一國家治理體系。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的發展歷史正是海洋文明從邊緣融入和影響中心，整合進國家治理體系，并賦予國家治理多元取向，即農業和商業、陸地與海洋不同路徑融合的過程。
海洋文明發展的濱海地域有著不同于內地的區域特性。歷史學家陳寅恪指出，濱海地域“為不同文化接觸最先之地”，易于接受外來影響，具有政治和文化特殊性。歷史學者魯西奇也指出了漢唐時期濱海地域人群與國家關系不同于內地的區域特性，認為因為生計方式和地域文化差異，濱海地域“上岸”“入海”“浮海”人群與王朝國家有不同的關系，其發展取向和王朝國家的治理方式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而宋代以后，隨著沿海地區海洋性生計較快發展，形成了向海謀生為基本驅動力的生計結構、經濟結構及觀念信仰，部分貿易發達的沿海地區表現出日益鮮明的海洋性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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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黃純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丨北京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