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光華大學建校百年。在動蕩的時局中，首任校長張壽鏞位于覺園的家，也是師生們另一個校園。
上海覺園，位于靜安區北京西路銅仁路的北側，起初由粵商簡照南出資建造，后因佛教凈業社聞名海上。許多政商、文苑名流曾寓居于此。其中的覺園11號，曾是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的寓所。
光華大學，創立于1925年6月，由聲援五卅運動脫離圣約翰大學的有志師生所建，在學生家長王省三慷慨捐贈法華鄉祖地90余畝基礎上成立。首任校長為張壽鏞。張壽鏞是前清舉人，曾長期董理中央和地方財政，在辭去財政部次長職務以后，便全心投入建設光華大學的教育事業，是著名的愛國教育家、文獻學家和藏書名家。
光華大學創辦后，初設文、理、工、商四科14個系。張壽鏞延聘胡適、徐志摩、錢基博、呂思勉、廖世承、潘光旦、張東蓀、王造時、張歆海、蔣維喬、薛迪靖、謝霖、吳梅、梁實秋、韓湘眉、羅隆基、彭文應、章乃器、楊寬、黃炎培、蕭公權等著名學者擔任教授。
光華大學建校26載，入校學生14000余人，畢業生4000余人。培養了兩院院士（學部委員）張青蓮、鄧拓、林華，知名學者周有光、張芝聯、楊寬，作家葉圣陶、周而復、田間、穆時英，出版家趙家璧、儲安平，政治活動家姚依林、喬石、尉健行、汪道涵等。
1951年，光華大學與大夏大學合并成立華東師范大學，其成都分部為今日西南財經大學前身，其校址由華東紡織工學院（今東華大學）承繼。
【覺園里的藏書家】
大概在20世紀20年代末，張壽鏞舉家遷入覺園11號居住。如今，覺園11號依然保存完好，位于佛教居士林的東側，為三層樓的洋房。根據樓里的居民回憶，洋房朝南方向以前有一個小花園，假山環伺，曲徑通幽，東側矮房本是配套的車庫，今已作為民宅使用。年長的住戶依稀聽聞這里曾住過一位寧波商人。
這不是一位普通的寧波商人。
張壽鏞是寧波有名的藏書家，他搜購典籍不重宋元舊版，而以明刊及鈔校本見著，聚書達十六萬卷，其中大部庋藏上海的覺園寓所。
張壽鏞喜歡以書交游，常邀請學界故知、光華師生來居所觀書品鑒，金松岑、鄭振鐸、錢穆、夏承燾、唐長孺等人都曾造訪覺園經眼名藏，研討版本。
華裔學者、畢業于光華大學的柳存仁曾回憶年輕時到覺園觀書的情形：“張校長在覺園的藏書雖多，卻安置得很整飭，給人一種靜下心來觀書的氣氛。”張壽鏞邀請這位剛畢業的學生每日來寓所看書，并“嘗試為他的豐富收藏編一部簡單的目錄”。對于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柳存仁而言，“我在張校長家里觀書、編目，對我個人做學問所受的基本訓練是十分重要的”。
張壽鏞還勤于校書。1934年秋，張宗祥途經上海，特赴覺園拜訪張壽鏞。“案頭書亂積如山，丹鉛污襟袖”是張宗祥見到故友后的描述。當時的張壽鏞除主持光華大學外，唯潛心著述及主持《四明叢書》的編纂工作。為此，張壽鏞參與裒輯和校勘了大量寧波鄉邦文獻。他欣然向張宗祥分享道：“今益知校書之樂，得一證，欣然者數日。”
當時，他正在校讎王梓材、馮云濠的《宋元學案補遺》，這是他視為浙東學術集大成之作，也是他用力最勤的一部典籍。張壽鏞在《校刊宋元學案補遺識略》中記述了自己校刊此書的心得：“壽鏞以蚊負山，辛得報先生于萬一，校刊完竣為生平大快事。”
在覺園的書齋中，他檢點藏書，并以序跋，相繼考訂輯成《虞秘監集》《豐清敏公遺書》《賀秘監遺書》《陳忠貞公遺集》《定川遺書》諸鄉獻，完成《癸未檢書記》《甲申檢書記》等書目的編纂。他又精研《詩》學，依循鄭玄《詩譜序》，參酌諸本，撰成《詩史初稿》十六卷，他者如《約園演講集》《約園雜著》及續編、三編等著作不勝枚舉，著述宏富，為近世藏書家之少有。
【另一處光華大學】
覺園11號是張壽鏞的居所，也是他為光華學生傳道授業的課堂。
張壽鏞出身官宦家庭，父親張嘉祿為光緒年間進士，官至兵科掌印給事中，曾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在政壇素有直聲。張壽鏞少習家學，又師從盛炳緯、江仁徵、孫鏘等晚近寧波宿學，學養深厚。因此，他期望光華諸生既要學習進步實用的知識學問，也要固守中國傳統的學養底蘊。
1934年夏，張壽鏞受好友葉玉麟之托，繼任麗澤文社的社長——這是一個光華校內的文學社團，主要精研中國傳統學問。張壽鏞常招文社的學生于覺園講學，主講經義和諸子之學，又評點社課之文，獎掖佳者。張壽鏞的弟子萬云駿曾撰文回憶：“張校長愛好文學，提攜后進，不遺余力。曾兼任麗澤文社社長，社員數十人。他親自命題，親自批改。社員做的文章，一至十名均有物質獎勵。”
不僅如此，張壽鏞還親自編纂《經學大綱》《史學大綱》《諸子大綱》等講義，為學生系統講授國學。他積極擔任《文哲》《群雅》、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四明學社等學術刊物和團體的顧問、資助人，只要與傳統學問相涉，他都會登堂授業，指導學生開展研究。
1937年11月，光華大學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校舍遭罹兵燹，幾被日寇炮火焚毀。張壽鏞聞訊后，親至大西路鐵軌側，回望余燼，不禁潸然淚下。但張壽鏞未因此喪志。自此以后，這位深居簡出的老校長把覺園當作了另一個光華，定期在寓所召集教職員召開校長辦公會議，商討校務。
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蔣維喬在日記里記述自己前往覺園參與光華校務會議：無論是裁定學校制度政策、聘請教員、討論課程安排，彼時的張壽鏞對光華的工作事必躬親，就連光華學生的畢業典禮，也直接在寓所操辦。
張壽鏞還積極提倡職業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參與創辦光華平民學校、華海職業學校，兼任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委員，以一己之力埤助上海的教育事業。尤其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學校因戰禍而無法正常辦學，張壽鏞出任上海市貧兒失學救濟所董事長，利用自身名望組織師資、籌集校款，為千余名貧困孩童提供上學機會。而上述活動中的大部分會議即在張氏寓所主持召開，覺園儼然成了當時滬上教育界重要的議事中心之一。
【“為公家訪書”】
隨著國難日益加重，對時局深感憂慮的鄭振鐸、張壽鏞、張元濟、何炳松等人聯名呼吁政府盡快撥款收購流散市肆的文獻典籍，以免珍貴文物落入敵偽之手。
1940年初，時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蔣復璁秘密來到上海，就文獻典籍的搶救收購工作約見了張壽鏞、張元濟、何炳松等人，“文獻保存同志會”因告成立。鄭振鐸是同志會中的關鍵人物，他負責尋覓珍籍并接洽書賈購置，而張壽鏞則受張元濟所托擔任同志會的負責人，參與書籍版本的鑒閱和論價工作。為此，鄭振鐸常來覺園商量購書之事，所擬購書籍多依循張壽鏞的意見。
為確保行動安全，對于購書主體和經費運作，張壽鏞提出兩個建議：其一，應以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和涵芬樓的名義購書；其二，購書之款應存中央銀行。從最后的結果來看，張壽鏞的建議為“文獻保存同志會”隱秘購書工作的順利進行奠定了重要基礎。
同時，為保證已購文獻的存置安全，鄭振鐸專門致函張壽鏞，請求協助尋找合適的存放地點。鄭振鐸起初的想法是將典籍暫存于張氏寓所，但從二人交往的信件內容來看，這個設想并未實行，而是由張壽鏞出面溝通，存置在距自己寓所較近的法寶圖書館內。法寶館由葉恭綽創辦，亦在覺園之中，用于保存古代佛教法物及典籍。
由于距離上的便利，張壽鏞也得以廣泛經眼名藏珍本，如所見劉昌詩《蘆浦筆記》為黃丕烈批校本、鄧邦述藏董仲舒《春秋繁露》、為孔繼涵據《永樂大典》本校者，諸如此類稀見的善本，他都請人擇要迻錄或全籍謄抄，以作研摩校訂之用。后來，張壽鏞所抄錄的部分珍貴副本，隨同他的藏書一起在1953年由其遺孀蔡瑛捐獻給政府，為新中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5年7月8日，是張壽鏞的七十壽辰。因肺疾加重，他謝絕了眾親友的賀壽之請，唯獨約見了光華大學的師生。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張壽鏞尤殷殷以“復興中華，有賴中國人民的努力；復興光華，有賴光華師生的努力”之語相囑。張壽鏞終其一生，堅持“學非為仕也，而仕乃行其學”的理念，視教育為國富民強的基礎，因而稱創辦光華大學為自己人生的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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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劉駿（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宣傳部）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