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優質土壤，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和助推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在構建良好營商環境所需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三大支柱中，法治化是核心保障。
近年來，面對國內外復雜局面，我們堅持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營商環境建設成效顯著。但也應當看到，營商環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優化營商環境永遠在路上，營商環境的法治底色仍需進一步擦亮。
「落實良法善治理念」
不同于法律工具理論，現代法治理念著力于樹立法律的權威地位，使依法辦事成為公共治理的基本脈絡。新形勢下，營商環境建設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需進一步貫徹落實良法善治理念。
一方面，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應該說，這一原則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對本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均可適用。它意味著，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的一個重要發力點就是促進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之間的協調，保障不同的市場主體能夠充分預見自己與他人的行為邊界并自主地參與市場活動，真正實現市場平等準入、要素公平獲取、權益依法保護。
其中，針對企業面臨的高頻問題有必要形成可通用的規則，進而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讓市場主體產生穩定的預期。以上海為例，自2018年發布優化營商環境1.0版方案以來，每年都在原方案的基礎上推出新一版行動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又體現了與時俱進性，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市場主體的預期和利益。
與之相伴，還有必要進一步提高規則和政策的易讀性。營商規則制定時應盡可能采用便于市場主體理解的表述方式，并運用企業視角推進政策實施，這是良法善治理念的具體表現。在評估階段，可推進涉企的法規規章、行政規范性文件、政策的常態化評估清理，同向發力支持企業和產業發展；在解讀階段，可建立“處長（科長）講政策”制度，加大重點惠企政策輔導力度，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產業園區等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作用，增強政策解讀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營商環境好不好，利益最相關、最有發言權的是市場主體。優化營商環境的具體措施應聚焦企業關切，解決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相關立法過程與政策制定過程，需充分發揮基層立法聯系點的作用，讓企業充分表達意見和訴求，實現營商環境建設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新形勢下，可落實涉企政策制訂充分聽取經營主體和商協會意見的工作要求，普惠性政策聽取意見原則上中小企業比例不低于50%。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的權利實現狀況及效果進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評價，避免出現局部合理的政策相互疊加產生負面效應的情況。
另一方面，消弭規則落實的溫差。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良善的規則在落地時被打了折扣，或者在執行過程中缺失人文關懷，很可能會讓市場主體感受到“靜態的法制”與“動態的法治”之間的溫差，影響企業的獲得感，從而對營商環境建設產生負面影響。
相同的規則在實施時可能會讓企業產生不同的感受。調研發現，在市場準入、獲取經營場所、辦理破產等營商環境評價指標中，法律及其配套規范往往只規定了一個辦事的最長期限。比如，某部門辦理某項業務的規定期限為45日，這意味著該部門只要在45日內辦理完結此項業務就是符合要求的。但不同地方的職能部門辦理業務的效率可能存在差異，在5日內辦結與在45日內辦完，企業所能感受到的營商環境溫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在履職上的法治化程度，直接決定市場主體對一地營商環境的感觀。從實踐看，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中的政府職能大致會經歷兩大轉向：一為“限權”，二為“服務”。前者以限制公權力為內核，努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實現“法無授權即禁止”。但是，“限權”只能解決“不該做的不做”的問題。要讓政府把“該做的事做好”，還需進一步推行放管服改革，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此外，還有必要深化政企溝通，推動企業發展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同頻共振，弘揚企業家精神，保護好企業家積極性。新形勢下，要促進政府服務標準化、規范化、透明化，簡化審批事項、精簡審批材料、轉變行政管理方式、下放審批權限、提高實行效率，并積極利用數字化、信息化的手段解決企業辦事難、辦事慢、辦事繁的問題，推動政府監督方式和涉企管理服務“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銜接。
「優化涉企監管檢查」
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建設，對涉企行政檢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涉企行政檢查工作，不應干擾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更不能以追求罰沒收入為目標進行逐利性檢查。在具體的工作中，既要堅持“有求必應”，也要做到“無事不擾”。
上海優化營商環境8.0版方案在部署“深化世界銀行對標改革”“優化為企整體服務”“夯實營商基層基礎”等舉措的同時，就專門強調了“優化涉企監管檢查”，從創新監管方式、提升檢查質效、保護企業合法權益等方面提出多項舉措，推動涉企行政檢查與監管執法更加科學、精準、高效，體現了堅持問題導向、聚焦企業實際感受的“迭代”努力。
比如，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檢查碼”，將其作為行政機關進行涉企檢查的憑證、通知手段和事后評價方式，確保無碼不檢查、檢查必亮碼、查后可評價，避免重復查、多頭查；對“無感監測”對象清單、“無事不擾”事項清單內的企業和事項原則上不主動開展現場檢查，只做觸發式檢查，從而減少現場檢查對象、減少現場檢查頻次、減少現場檢查內容、減少檢查對企業的影響。
又如，強化部門協同，建立“黑名單”制度，有效遏制惡意濫用舉報權利的職業索賠行為；指導網站平臺規范開展涉企信息舉報受理工作，對編造傳播虛假不實信息、以處置負面信息為由要挾企業等問題開展專項整治，集中打擊并懲治涉企造謠傳謠違法犯罪行為；開展“檢察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等司法護航工作，糾正涉企“小案重罰”“過罰不當”等監管執法行政違法行為。
進一步看，在涉企監管檢查中，既不能“一罰了之”，也不能“一放任之”，而應當在“嚴管”的基礎上體現“厚愛”。
第一，拓展市場監管、交通運輸、文化市場等領域的輕微違法不罰事項，細化減輕處罰情形，減少實施查封、扣押等強制措施，糾正涉企“小案重罰”“過罰不當”等違法行為，避免因過重處罰造成員工失業、人才流失、創新停滯等。
第二，深化重點行業領域分級分類監管，構建“采信、評信、用信”信用監管閉環機制。全面實施行政處罰決定書和信用修復提示函“兩書同達”，幫助企業及時開展信用修復。
第三，完善拖欠賬款投訴處理和監督問責機制，開展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拖欠企業賬款問題全面排查，并進一步指導國有企業加大債務清償化解力度。嚴格執行涉案財物處置程序規定，嚴防“超權限、超范圍、超期限”查封、扣押、凍結。
第四，強化服務優化監管，支持“一江一河”沿線等符合條件的區域發展文旅特色集市、街頭藝人等新型業態。深化“滬企管家、護企有我”線上專窗建設，與“藍鯨”護企工作站線下服務融合，完善涉企風險防范提示。
還應看到，涉企監管檢查的關鍵不在于監管檢查行為本身，而是通過監管檢查來督促、指導企業進行合規整改。可結合本地實際和行業特點，聚焦重點領域、重點環節、重點事項，梳理企業法定義務，細化明確行政管理要求和生產經營常見法律問題，編制企業合規經營手冊指引，主動開展企業經營合規指導，減少因理解偏差而導致的合規風險，降低企業合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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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帥（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企業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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