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萐父先生學問淹博，貫通中西，不但主編過影響廣泛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在易學和船山學等專門學問上造詣尤其深厚，更何況像許多20世紀追隨革命的知識分子一樣，蕭萐父先生的學術研究與追求社會進步的理想是統一的，是我難得窺其一斑的。
正面回應“啟蒙反思”
用蕭先生自己的話說，“堅持早期啟蒙說，是為了從16世紀以來我國曲折發展的歷史中去尋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歷史接合點，尋找我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的起點。如實地把早期啟蒙思潮看作我國自己文化走向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看作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經歷程，這樣我國的現代化發展才有它的歷史根芽，才是內發原生性的而不是外爍他生的……正視并自覺到明清之際崛起的早期啟蒙思想是傳統文化中現代化價值的生長點，是正在成為我們中國文化自我更新之體。這樣我們才可能自豪地看到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既勇于接受西學，又自覺地向著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認同的形象是多么光彩和大氣,‘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是多么強的文化自信。”
蕭萐父先生作出上述斷言，是對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的“啟蒙反思”的一種正面回應。平心而論，提倡“啟蒙反思”的群體內部也各有不同的訴求。較為平和的如王元化先生等并非要全盤否定“啟蒙”，而只是認為受法國啟蒙運動尤其是盧梭的《民約論》的影響，中國人的“啟蒙心態”導致了許多歷史性的失誤。在上世紀90年代提倡“啟蒙反思”的同時，也還是保持著對個性解放運動的敬意，并力主從清學去發掘其源頭：“自我意識從長期酣睡中醒來，開始萌芽于清代中葉。當時可以龔自珍的詩文、曹雪芹的小說、鄧石如的書法、鄭板橋的繪畫、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惠棟的《易微言》為代表。”即如蕭萐夫先生那樣希望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部去尋找現代性的精神動力。
尋找傳統文化之根
蕭萐父先生的“早期啟蒙說”，實際上呈現了他對于中國現代文化的路向選擇和本民族“文化自覺”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與20世紀80年代啟蒙話語既有連續性，又有歷史依據和學識支撐的信念。換言之，對啟蒙思想脈絡的梳理，并非鑿空之論，而是其來有自。更早可以追溯到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將有清一代的學術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開啟了后來如胡適等人希望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結合西方科學文化的基礎。
啟蒙話語在20世紀中國時起時落，持續了大半個世紀。它包含了太多復雜的意蘊，蕭萐父先生所持的“早期啟蒙說”和其他相關人物的論述，有多少真理的成分以及是否善巧，是可以繼續討論的；但是蕭先生的大宗旨是尋找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傳統文化之根，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坦白地說，由于中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獨立傳統與悠久歷史，雖然士大夫有“天下”的關懷，但是內里也包含了“夷夏之辨”的堅執。近代以前的士大夫，對海外世界所知實在甚少，恰如西方知識分子對東方的了解僅僅依靠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對儒家文明的描述，或者英國女王的使團謁見乾隆過程中對中國社會的認知，都是極其有限的。19世紀中葉，中國人倉促之間與西方交遇，被動地接觸異質的基督教文明和資本主義，而后至少就知識精英而言，主要的目標是追求“富強”，隨帶的是如何學習西方文化，無論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還是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全盤西化”，在集中關注中國自己的問題的過程中，中國人才慢慢趨向于從容地了解域外世界。
“尋根”需結合“全球”
蕭萐父先生的“早期啟蒙說”有所傳承，是對梁啟超、侯外廬等先賢有關論述的認同與發揚光大；就其個人而言，也并不只是一種空疏的態度之表達，或者隨風而行的意見，而是有堅實的學術根基，發自他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對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展望。它服從于這樣一個歷史大問題：“中國是否曾有過自己的哲學啟蒙或文藝復興？”在蕭先生那里，答案是肯定的，且可以分為五代：“單就哲學啟蒙說，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到顏元、戴震、焦循等同具人文主義思想的早期啟蒙者屬于一代。”早期啟蒙者，經過一個坎坷的歷程，最后抵達“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等由革命民主主義轉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后者為第五代。
誠如蕭先生已經指出的方向那樣：“只有把‘尋根意識’和‘全球意識’結合起來，通過‘兩化’，實現中國文化的解構和重構、推陳出新，作出新的綜合創新，才能有充分準備去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與世界學術多方面接軌、多渠道對話，從而對人類文化的新整合和新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這里的“兩化”，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既要有“本土化”根基，又要有“全球化”面向。由此反觀他的“早期啟蒙說”，可以貞定蕭先生的初心，正如其詩句所道：“密察新芽繼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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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高瑞泉（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丨北京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