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毓麐（也作毓麟），字匡廬，浙江寧波慈溪人，約出生于1890年。清末入譯學館，為乙級學生，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后升入京師分科大學，于1913年畢業，專業為法科政治門。他所在的這一級畢業生，是中國政治學史上真正意義的首批政治學本科畢業生，在中國近代政治學教育史上有獨特地位。畢業不久，裘氏的清代史料筆記《清代軼聞》（中華書局，1915）出版。該書有友人序言六則，集合眾序可知，至少到此書撰成出版前后，裘氏為人稱道的是長于英文，對于西方新制度、新學說，皆能窺其奧窔，而《清代軼聞》一出，友人紛紛驚駭于其學問之博，對于國史之熟悉。不過可惜的是，其中對于裘毓麐的生平極少介紹，只是各序中提及他當時正好有留學美洲之行，可見其人于中西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詣，絕非一般閉塞守舊之徒。
裘毓麐像
裘毓麐，“巴拿馬賽會中國絲綢茶磁介紹書”，載《中華實業界》1915年第2卷第9期
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中國館全景 均資料圖片
“學究之眼光”與“洋迷之眼光”
1914年12月，裘氏正式赴美入加利福尼亞大學習政治經濟學，1916年學成回國。期間的1915年2月22日—12月4日，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辦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以紀念巴拿馬運河開鑿成功。裘毓麐正是當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之一，其正式職務為中國駐美賽會監督處出品股股員兼農業館主管。他在美期間留下的文字記錄《游美聞見錄》，及回國后不久翻譯發表的諸多介紹世界各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狀態的譯文，均是留美的成果。不過在此之后，裘氏幾乎很少再有著述發表，要遲至三十年代，偶有幾篇筆記文章見諸報刊，且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向。因此，裘氏當時的連載和譯文，可以作為研究近代博覽會、留美學生群體和民初中外經濟、科技交流等領域的重要史料。而其后期的思想轉向，也可作為考察清末民初新派人物思想轉折的有趣個案。
裘氏的這些著述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專門介紹。首先，是他作為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親歷者的見聞，有介紹之功。1914年12月6日，裘氏正式隨中國赴美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人員一起出洋。其在《游美聞見錄》中稱：
余赴美后，在巴拿瑪會場歷十五月之久，巴拿瑪大博覽會，實為二十世紀初唯一之大博覽，規模之宏大，歷次賽會咸弗及。……赴會者共三十馀國，所以萃五洲之精英，羅萬國之工巧，廣搜慎擇，聚于一堂，凡蒞會場觀覽者，得于最短時間遍覽世界新奇之物品，藉以覘各國文化工業之消長，以收比較觀摩之效。由于他完全身處當地，且未來持續在此求學，故《聞見錄》從到達舊金山伊始介紹起，記錄了當時當地的風土人情，華僑的歷史與現狀，巴拿馬博覽會的參觀見聞，均可謂是第一手的現場實錄。除此之外，他又利用了當時各國所編專書雜志，故除了在1915—1916年的《大中華》《中華實業界》等雜志直接介紹博覽會外，歸國后的1919—1921年，他于《江蘇實業月志》上發表50余篇介紹各國經濟、科技的譯文，應也是當年介紹博覽會盛況的延續，其翻譯報道的密度和廣度可謂少見。
在這些譯文中，經濟方面除了綜論有關進出口貿易的《輸入或輸出超過之真詮》等之外，連續介紹了英國、美國、日本、瑞士、荷蘭、墨西哥、坎拿大（加拿大）、澳洲、俄國等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情況及各自問題。在科技方面，主要介紹了工業革命時期的眾多發明家和巨商的生平與成功之道，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兩國。他的這些譯著與所學專業密切相關，而其關懷更在于希望中國能在世界經濟大潮中早日擺脫積貧積弱的處境。如《游美聞見錄》借巴拿馬運河開鑿的話頭，展望二十世紀的商業的發展方向：
自去歲巴拿瑪運河落成，為近世商業開一新紀元，其關于太平洋、大西洋兩岸諸國影響甚巨。……列強對于吾國之國際關系，當必愈形緊逼。
鑒于當時美國和日本在經濟上突飛猛進，回顧國內卻“金融緊迫，實業凋零，哀鴻遍野，萑苻時虞，國民生計，有儳然不可終日之勢”，裘氏大為憂慮：
彼（列強）挾其商業政策，國民富力，操刀待割，乘時進取者，固大有人在。循自以往，恐戶內蠻觸之爭未已，而他人已入室矣。
他憤而警告：
立國于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場，茍國民于新企業、新工藝之智識，茫無所知，而猶沿中古式詭譎侵陵之政策以為治，則國未有能倖免者也。
因此，在其著述中還有如《吾國實業不振之原因》等分析種種緣由，同時又屢有鼓吹如何提振本國經濟的種種辦法，可謂苦口婆心。
其次，展現了民國初年留美學生的心態和生活。裘氏在《游美聞見錄》開門見山直陳，國人游歷歐美各國，作評論時，“必先去其二弊”。何謂二弊？“一為學究之眼光，一為洋迷之眼光是也”：
學究之眼光，則以吾國舊禮教、舊風俗無不善，亦無一不當保存，甚至西國政治學術之可采者，亦必以吾國舊說附會之。……洋迷之弊，則適與之相反。洋迷一履西土，無殊登仙，景仰西人，無殊天人。無論西國之秕政陋俗，咸詡為美談；無論西國鄙夫俗子，咸視為神圣。而語及我國政教風俗，似有深恨宿仇，必丑詆之而后快，一若吾國自皇帝堯舜至今，野蠻已五千年，無絲毫文化之可言者。
他作《聞見錄》，雖說“不敢偏于學究，亦不敢偏于洋迷”，但其鑒于“近年以來，國人中洋迷之毒者愈甚”，批評的主要還是“洋迷”問題。
比如裘氏在文章中提醒不可偏聽偏信所謂留洋經驗。他指出“茍欲求世界智識，如通外國文者，不如多讀西書西報，如不通西文者，亦可擇譯書譯報之佳者讀之”。他以自己初到美國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首先指出不可迷信“出洋老前輩”，其言可能反而多不切于實情。其次，如一般盲目推崇外人，稱其必定誠實可信、必定慎重人命等定論也不可全信。此外，在批評“中洋毒”的留學生時，更是辛辣諷刺。他以曾遇到的一位粵籍留學生為例，稱其不通中國普通方言，只能操英語相談。而二人交談后，更得知其粗通之國文，竟是習自游歷中國有年、年老來美的英國人傅蘭雅。而他在親自拜見傅蘭雅后更是大受刺激，因為傅氏也感慨：
中國近日之派遣留學生，何漫不選擇至此？余親見多數留學生，中學毫無根底，于中國內情隔膜殊甚，與一未至中國之外國人無異。即使學成，將使為中國人耶？為美國人耶？抑中國政府將為美國代造就國民耶？余不解此輩回國后果有絲毫之裨益于祖國否耶？
而有鑒于當時日本所派留學生的良好效果，裘氏痛惜中國留學界多怪誕離奇之現象，而仍無一定方法宗旨。同時批評中國留學生“在外時，既無選擇去取之辨別，回國后則務以大言嚇人，小試不售，即悍然歸咎國民程度之不到”。故裘氏主張：“評論歐美之政教風俗，是非優劣，宜各求其實，不可隨聲附和，一味贊美，致未出國門者閱之，疑鬼疑神，無所適從也。蓋制度法令，無絕對之利，亦無絕對之弊，而一國之大，萬民之眾，俶詭奇離之風俗，煩頤復雜之政教，決不人人賢良，事事優美也。”正是其“不敢偏于學究，亦不敢偏于洋迷”的立場，使得其立論雖也偶有偏激之處，但仍不失務實懇切。
第三，裘氏的著述多集中于歸國后不久，此后發表的作品明顯減少。又由于裘氏個人資料的奇缺，只能知道在1921年6月，他已參與了上海華商證券棉花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后成為常務理事之一；同年11月，又參與了大東物券日夜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籌建，后也成為常務理事之一，顯然忙于從事經濟活動。在此之后或許正是忙于經商，幾乎看不到裘氏任何著述，最后一個發表高峰要到三十年代了，而其思想已明顯發生了很大的轉向。
錢基博和唐文治所撰書評序言中的裘毓麐
時至1933年，裘氏在《青鶴》雜志上發表了《匡廬筆記》三篇，其中自道：“近年余喜閱宋明諸儒性理等書。”同時批評“乃一二妄人，對于吾國舊有之學術，不惜出全力以抨擊之。一若是類書籍，深有害于人群，礙于文化，非絕跡于國內，則決難圖改革者”。這當然與其留美期間批評“洋迷”問題有著一貫性，仍主張“吾國茍欲免敵人之侵凌者，當先去學術上之奴性”，但其為學的根基，明顯已非西學，而歸于佛典、宋學等。
裘氏后期的學術，本可以通過其所撰《思辨廣錄》一書加以了解，但可惜至今難覓原書，或許該書本就未曾刊行。不過幸好可由1935年錢基博和唐文治所撰的書評和序言大致了解，尤其是錢基博的書評，名為《十年來之國學商兌》，實則便是向學界推薦裘氏的《思辨廣錄》。文章開頭對于裘氏的生平經歷作了一些介紹：
先生，名毓麟，匡廬其字，慈溪人。舊譯學館畢業，升入京師分科大學，以民國二年赴美，留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習政治經濟。五年回國，曾為文著論歐美社會之崇勢利而薄仁義，終無以善其后，而不如孔孟之道為可大可久，刊登《時報》。方以新思潮澎湃莫之省也，于是閉門讀書二十年于茲，精究程朱，旁參釋老，積久有得，而著為書。
錢文對于裘氏的治學經歷與該書主旨作了大量的摘錄與介紹，其摘錄裘氏自敘治學之經歷，則為“三十以前，年少氣銳，事事喜新惡舊”，且“三十歲以前，固為一純粹學校之學生，彼時所喜研究者，厥惟西儒之科學。吾國圣經賢傳，尚不厝意。”而在回國后數年間，“偶得佛經讀之，恍然如久處黑暗之中，驟睹光明，奇趣妙理，日出無窮，讀之愈久，好之愈篤。……往年余思研國學，欲略知宋儒學之梗概，取《近思錄》讀之，不能得其精意。”但憑借著“讀之愈久，好之愈篤”的求學精神，因而得以撰成《思辨廣錄》，對于近代以來中西古今學問之爭，對于青年修習國學的方法，對于清代學術，對于儒釋道三教會通等等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得到錢基博超乎尋常的贊賞：“觀其所稱，見解超卓，議論中正，以聰明人，說老實話。其論不必為近十年發，而近十年之國學商兌，惟先生殫見洽聞，洞見癥結，人人所欲言，人人不能言。”（錢基博：《十年來之國學商兌》，《光華大學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而唐文治在序言中也稱贊裘氏此書“舉凡辨章國學，匡救時弊，致廣大，盡精微，而會歸于有用”，故在文末“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教中國、救世界之責，屬望于裘君”。（唐文治：《廣思辨錄序》，《國專月刊》1935年第1卷第4期）
裘毓麐一生治學從西而中，由新而舊，漸漸對于中國舊籍和傳統學問有著更多同情和理解。裘氏由譯學館出身，后留學美國，對西方文字、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了解絕非停留于紙面，歸國后，隨著經歷學識見長，卻能轉入宋學甚至佛典之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轉變的軌跡，或可說是一位學人成熟深思的回歸。裘氏能有如此思想轉向，在1940年還一度引起晚年吳虞的注意，吳氏在日記中稱“裘毓麐為美留生，竺信朱子”，而裘氏的思想轉向與吳氏晚年自覺“考訂訓詁，煩瑣無補身心”頗相契合。這種自民初新文化運動以后的思想回瀾，也有助于我們反思近代反傳統運動的不同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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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裘陳江（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