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師承記》是清代吳派經學家江藩的名作，以傳記體的形式綜述清代前中期的“漢學”發展歷程。經學史家周予同曾在1933年出版過一部《漢學師承記選注》（下稱《選注》），置諸近現代不斷推陳出新的《漢學師承記》研究論著中，實有篳路藍縷之功。
與更早問世的《經學歷史注釋》（1928）一樣，《選注》也是周予同宏大的經學史著述計劃的組成部分。《選注》凡例明確說：“本書原擬依拙著《經學歷史注釋》計劃，不加刪節，使成完璧……”，表明二者是一脈相承之作。細檢內容可知，前書有相當多的材料都被采擇到了后書之中。此外，二書撰寫時間的銜接相當緊密。周予同在1927年末致信旅居廣州的顧頡剛，說道：“讀江藩《漢學師承記》，言惠士奇曾配祀于廣州三賢祠。該祠在何處？今尚存在否？所謂三賢系何人？可為一查否？”（《與顧頡剛書》）三賢祠無關宏旨，周氏之所以有此數問，應當就是在為注釋江著做資料儲備。
關于《選注》撰寫的具體時間，周氏好友王伯祥留下了一些重要記錄。王氏當時亦供職于商務印書館，所藏校經山房刻本《漢學師承記》書衣有題記說：“墉書涵芬樓時，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參校，辛壬難后見歸，并附以識語，深致嘆恨于寇禍。”周氏識語署1932年8月，其中說：“十九年（1930），為商館編注江藩《漢學師承記》。承伯祥兄惠借校經山房單行本，以與各本校讎。”（《庋榢偶識》）《選注》序言中，位于所列各單行本之首的校經山房光緒重刻本，應當就是王氏藏本。據此推知，周氏正式的校注工作應集中開展于1930至1932年間。此時他承擔的工作至少還包括主編《教育雜志》以及撰寫《群經概論》《中國現代教育史》等，加之時局動蕩，參考書籍欠備，撰《選注》時的繁忙與艱辛不難想見。
作為《學生國學叢書》中的一種，《選注》的編選原則值得注意。按照叢書主編王云五的要求，體量較大的著作可刪減篇目，但不可于一篇之中刪去某段。（《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漢學師承記》原有正傳40人，附傳17人。周予同只選擇20人，其余盡皆刪去。他在吳派中選取三惠、余蕭客、江聲、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在皖派中選取江永、金榜、戴震、孔廣森、凌廷堪，與吳皖二派都有交往的學者選盧文弨為代表，浙東學派則以邵晉涵為典型。再加上首卷的閻若璩、胡渭、張爾岐，末卷的黃宗羲、顧炎武，基本呈現了《選注》序言所概括的“黃宗羲一系演為浙東派”“顧炎武一系分為吳皖兩派”的學術譜系。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長期從事教育學研究與實踐的周予同，不惜有違編例，常于一篇傳記中刪去天文、算學、樂律等過于專門的內容，以保持正文內容對初學者的適用性。
《選注》的大量校注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顧炎武傳》引《論語》“博我以文，約之以禮”，周予同在查閱《亭林文集》原文后指出，“我以”二字當作“學于”。可見校勘精細，一字不茍。再如《張爾岐傳》過于簡略，周氏特補充《碑傳集》中的四篇張氏傳記以供讀者參考。《戴震傳》中承襲《戴東原集》的文字尤多，舉凡出自《春秋改元即位考》《與王內翰鳳喈書》《與是仲明論學書》者，《選注》皆原原本本標明起訖。這類頗為考驗文獻功底的注釋，為《漢學師承記》繁難的史源學研究提示了諸多線索。
最能體現周予同非凡學術眼光與識見的一個問題，當是黃宗羲、顧炎武在江藩心中的真實地位。江著將黃、顧二人置于末卷，并補記了一段“客問予答”。晚清以來，研究者多據“予答”立論，批判江氏拘泥于“漢學”門戶者有之，認為江氏不滿于黃、顧政治立場者有之，斥責其識見卑陋、個性褊急者亦有之。周氏的意見可謂獨樹一幟。《選注》序言說：“顧、黃二氏不臣清室，則以義不當列于清儒。但‘漢學’家法源于二氏，又不無木本水源的關系，所以于傳后，故用主客問難的體裁以明附錄的命意。這可見江氏的苦衷，而同時可見當時文網的余威。”此處著重強調“漢學”淵源與政治忌諱，頗能表出江藩隱衷。倘若留意“木本水源”四字出自“客問”而非“予答”，便知周氏已經認識到江藩的真正立場隱含在“客問”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江藩對黃、顧的真實態度是“表抑而里揚”（《經學歷史注釋》），可惜后來的研究者多未深究此說，以致將江藩之意完全讀反了。近來陳鴻森重考此案，在博引眾說、征諸歷史后，認為唯有《選注》中的見解“稍覺近實”（《江藩〈漢學師承記〉纂著史實索隱》）。在20世紀的清學史研究領域，周氏這一洞察江著隱微的說法堪稱彌足珍貴。
通過《選注》的撰寫，周予同極大地擴充了自身的清學知識范圍，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自身清學史研究的基調。自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問世后，學界多有重皖輕吳的傾向，但周氏始終認為吳皖是乾嘉“漢學”并駕齊驅的兩支。他強調“吳派在搞史料上是重要的”（《中國經學史講義》），這里的“史料”主要指歷史上的各類經說，而這也正是周氏本人最關注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周予同的學術氣質更接近吳派（參《新文化運動百年祭》）。與此相應的是，在晚清今文學的研究上，梁啟超更看重的是常州學派揚今抑古的復古解放思潮，而周予同最關注的則是今文學經說體系的再現。周氏筆下的“清儒復古，其解放是消極的自然結果，積極的目的在于‘求真’”（《經今古文學》），自是有為而發之論。
對清學史的關注一直持續至周予同的晚年。由他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長期用作大學文科教材，下冊部分（唐代以后）出自清代的篇目便占去半壁江山。他不僅在課堂上反復強調《檢論·清儒》的重要性，還計劃開展“清代學者對于古史研究的貢獻”“清經義考”等研究課題。晚年的周予同依然十分重視《漢學師承記》，將它列于清學史的參考資料之首。他遺憾于當初未能注釋全本，希望弟子可以重新修訂并補齊全書，可見一直掛懷于《選注》的修訂與完善。
《選注》出版迄今已逾90年。作為《漢學師承記》第一部相對完整的注本，該著誠然存在一些疏漏與訛誤，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文本校訂、經說闡釋、史源搜討、字詞解詁等方面皆具開先河之功。近藤光男《漢學師承記譯注》與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對之都有大量吸收與借鑒。周予同善于將經學史研究與經典注釋、歷史教育相結合，而《選注》恰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正是因此，對該著進行檢視與剖析，無疑有助于深入理解周予同的學術履跡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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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趙四方（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