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對于促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加強大灣區與長三角的聯動發展，是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
主旋律
第一，創新發展理念為大灣區提供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一是制度創新。大灣區涉及三個關稅區，有不同的運行規則。制度創新為大灣區內部三個關稅區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提供了保障，使生產要素流通更為便捷。
二是產業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為大灣區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基礎，令優質企業更為集聚。
三是治理創新，為大灣區的協同發展提供了保障，現代化治理體系亦得以進一步完善。
第二，開放、協同發展理念促進大灣區邁向世界級城市群。
在改革開放前期，珠三角的發展以接受香港的經濟輻射為主。隨著珠三角經濟實力上升，珠三角和港澳經濟發展出現了雙向融合趨勢，大灣區成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平臺。
在構建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的過程中，香港、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大灣區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集群之一。
通過發揮港澳的開放示范作用，結合粵港澳三地的司法交流與協作，優化了大灣區營商環境中的司法服務和保障；通過深化金融領域的改革開放，推進了大灣區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升了跨境貿易投融資的便利化。
第三，綠色發展理念為大灣區樹立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則。
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引，粵港澳三地的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機制不斷完善，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聯合行動不斷推進，生態環境質量持續走在全國前列，區域生態文明邁入綠色低碳發展新的階段。
第四，區域協調發展理念促進大灣區和廣東省內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廣東省內區域發展差異大，為此推出了一系列加強省內區域合作舉措。珠三角地區最發達的六個市（廣州、深圳、東莞、佛山、中山、珠海）作為產業轉出地、粵東西北地區作為產業轉移承接地相互結對，建設產業轉移園區。
2023年，廣東宣布重點支持建設五大承接產業轉移主平臺，分別位于汕頭、湛江、茂名、清遠、江門。由深圳主導建設管理的深圳汕尾特別合作區，在跨市區域合作實踐中突破了現有行政區劃的限制，其管理體制創新對于長三角推進區域一體化具有示范意義。
總體上看，大灣區依托粵港澳深度融合，在制度創新、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下一步，要以廣州、深圳和香港、澳門為中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一步拓展區域合作的空間。
大灣區還可發揮好面向東南亞、印度洋的地緣優勢，成為連接中國與東盟以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兩個扇面的樞紐。對內而言，要加強兩個空間層次的區域合作：一是加強大灣區與廣東其他地區的協同發展，帶動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起飛；二是帶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創新綠色發展。
新態勢
長三角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是對外開放的兩顆明珠，兩地間存在長期的、緊密的經濟社會聯系。
例如，上海和深圳在集成電路產業鏈、供應鏈上具有很強的合作關系，深圳在高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強，上海在集成電路制造上有優勢；上海和廣州、深圳之間的航空客流量僅次于上海和北京之間的航空客流量，居全國第二和第三位；兩地在金融、貿易、會展、航運等方面，也已形成互補的態勢。
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同樣具有卓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長江入海口、西太平洋的沿岸，是環太平洋經濟帶中的重要一極。上海浦東開發開放標志著中國開始實施全面對外開放戰略，上海率先建設自貿試驗區、舉辦進口博覽會，表明對外開放不斷向縱深引入。
新形勢下，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加快建設上海“五個中心”、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上海要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科創中心，需要不斷擴大與世界經濟連接的管道。上海東方樞紐國際商務合作區建設為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國際商務合作區可對標深圳前海、河套深港合作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統籌開放和安全，構建與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盡快形成全球先進生產要素在此匯聚和流通的功能，并向長三角輻射。
二是提升面向全球的科創能力。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頒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香港—深圳—廣州”、北京、“上海—蘇州”分別位居全球科技集群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位。其中，大灣區擁有粵港合作、民營科技企業發達、體制靈活等方面的優勢，北京、上海擁有一批大科學基礎設施、科技金融較為發達。下一步，有必要加強三大城市群創新系統之間的合作，合作建設一批科技創新合作平臺，使產業鏈創新鏈聯系更為緊密。
三是創新制度推進一體化發展。學習廣東促進區域合作的先進經驗，進一步完善長三角結對合作幫扶制度，如建立皖北承接產業轉移平臺等，使結對合作幫扶工作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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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寧越敏 鐘韻（作者分別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暨南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錢夢童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