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上映的電影《51號兵站》，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上海灘為背景，講述了新四軍干部梁洪秘密運送軍用物資的故事。電影中，有一個片段令人印象深刻——梁洪在接受組織委派的任務去上海時，想起了領導的叮囑：“只要你牢牢地記住，上海是我們的國土，是我們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搖籃，是我們黨的誕生地，那你就會有力量戰勝所有的敵人。”上海人民與新四軍在攜手戰斗的過程中，掀起了城市地下斗爭與根據地武裝斗爭相結合的浪潮。
新四軍集會歡迎上海煤業救護隊員參軍。上海檔案館 藏
人力支援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江蘇省委，“應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軍戰斗的地方去，并從上海有系統地動員學生、工人、積極分子、革命分子、黨員到那里去工作”。
根據相關指示，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動員民眾踴躍支援新四軍。1938年，上海煤業救護隊的青年職工和學生100多人加入新四軍。這是抗戰后上海最早參加新四軍的人員，為軍隊后勤戰線和各級兵站儲備了重要人才。上海難民工作委員會三次組織1200余人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很多人成為軍隊里的專業人才。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及其創辦的神州職校通過舉辦知識講座、專業培訓班等形式，將系統接受過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教育的革命青年輸送到新四軍。
1939年夏，新四軍需要補充干部以加強軍隊和地方工作，上海黨組織一次性送去了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20余人；新四軍創辦的華中建設大學以及出版的報刊，從校長、教授、學生到社長、編輯、記者，也大多是從上海輸送去的。同時，上海還輸送了一批作家、藝術家、學者以加強新四軍的文化建設，代表人物有中國現代文學家、劇作家阿英（錢杏邨）。阿英于1941年離開上海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文藝工作，推出了新淮劇《照減不誤》，指導了《鹽阜文娛》和《農村戲劇》等刊物的出版，寫下劇本《李闖王》并成功演出30多場。
除此之外，上海地下黨還舉辦無線電培訓班，并動員組織一批印刷、印鈔、醫務人員去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通過秘密交通線，在“一帶十、十帶百”的“滾雪球”方式中，上海地下黨組織支援新四軍的人數達21000多名，有力地配合了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后，在敵人占領區開展游擊戰爭”等戰略任務。
物資支持
抗戰初期，中共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將工商界愛國人士捐獻的細布7000匹、膠鞋4萬余雙和大量藥品，輾轉運送至新四軍軍部。
1938年，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上海銀錢業業余聯合會、上海保險業聯合會開展群眾捐獻活動。中共江蘇省委通過《每日譯報》發表《上海各界告全市同胞書》，在全市人民中開展節約獻金活動。在捐贈隊伍中，有永安公司總經理郭琳爽親自參加的募捐義演，有四川“自貢抗敵劇團”演出后的匯款捐助，還有老人帶著小孩捧著儲錢罐前來捐款。
在節約獻金活動之后，上海人民還開展了募捐寒衣、節約救難和慈善公演活動。1938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通過救亡團體聯席會議開展紀念“九一八”活動，發動全市人民募獻寒衣，提出捐募棉背心20萬件目標。一些學校積極組織女學生縫制棉背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征募10萬件棉背心的任務。
1938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通過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發起節約救難運動，并專門成立委員會，趙樸初、張宗麟等為常務理事。上海的士紳名流紛紛捐款，僅工商界捐獻的金額就有178500余元。
1939年下半年，中共江蘇省委又發動上海各界開展義賣、義演活動。以茅麗瑛為主席的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舉辦“物品慈善義賣會”，將義賣所得大部分捐給新四軍。令人痛心的是，茅麗瑛因為這次義賣活動而慘遭日偽特務殺害，犧牲時年僅29歲。
上海淪陷后，日偽軍控制水陸交通要道和車站碼頭。上海地下黨利用各方關系，采取各種辦法，沖破敵人重重封鎖，將眾多物資安全輸送到根據地。
1941年初，新四軍以開設振興貿易公司的名義采購價值百余萬元的藥品、布匹、五金、顏料等，并將其秘密運往蘇中根據地。
1943年秋，新四軍來滬采購通信器材、無縫鋼管等軍用物資，并利用商人貨船分批運往蘇中根據地。是年冬，制造迫擊炮用的無縫鋼管、柴油機，做炸藥用的廢膠卷，還有印刷機和鑄字銅模等物資，經歷種種艱險后在第二年春天運到淮南根據地。
輿論聲援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軍抗戰，不僅表現在人力、財力和物力上，還體現在發揮上海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利用報刊及其他各種媒介廣泛宣傳新四軍這支人民軍隊。
1938年至1939年，上海各界派代表組織上海民眾慰問團、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職協戰時服務團、國民救亡歌詠協會宣傳團等赴皖南慰問新四軍，并帶回大批照片、圖片資料和繳獲的日軍戰利品，通過展覽以及組織慰問團等，向黨內外干部、統戰對象、各界群眾作介紹，廣泛宣傳新四軍堅持抗戰。
上海地下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主辦的現代知識講座以及神州職校夜校主辦的講座、訓練班，也積極介紹、宣傳新四軍的宗旨、性質和英勇戰績，進一步激起上海人民支援新四軍的熱情。
這一時期，《申報》、英文《大美晚報》和《良友》畫報及時刊登上海慰問團慰問新四軍的文章和照片；《導報》和《導報增刊》通過報道新四軍在大江南北英勇殺敵的壯舉，鼓舞和激勵了上海乃至整個淪陷區人民的抗戰意志。
《譯報周刊》推出《新四軍特輯》，介紹新四軍的組成、戰績及其在群眾中的影響，指出老百姓們“知道這個軍隊‘好’，也知道‘怎樣的好’和‘為什么好’了。所以他們信仰這個軍隊，擁護這個軍隊，他們把這個軍隊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了”。
1938年10月，《申報》對新四軍的戰績進行詳細介紹：“新四軍唯一的特色，就是軍紀的嚴明，與政治意識的高強，在統一指揮之下，戰斗力也格外堅強。過去四五個月的活動，已有光榮的戰績可考。”《大公報》于1938年12月刊載有關新四軍的報道：“安徽江西兩省新四軍，為日軍后方最可怕之軍隊。自成立以來，七月之間，與日軍作戰五十余次，僅一次小挫折而已。”
《新聞通訊》發表《新四軍的醫療工作》《在長江流域的游擊戰士中間》《中國的新四軍》等文章，客觀報道了新四軍的發展狀況：“新四軍作戰靈活機動，在這段時間里已經得到重大發展，成為一支組織良好的力量，包括農民自衛隊在內，已有近20萬人。”
盡管新四軍得到的裝備和供給是相對不多的，但它的作戰記錄頗為引人注目。當時，新四軍英勇殺敵的消息像傳奇故事一樣在群眾中流傳著。身處“孤島”的上海人民，更是對我們黨領導的子弟兵寄托無限的希望。
國際援助
上海是新四軍接受國際援助的中轉地，起到了聯結世界愛好和平、反對法西斯人士的紐帶作用。許多國際友人通過上海了解中國的抗日戰爭，又通過上海進入中國大后方和抗日根據地，與新四軍、與中國人民一起戰斗。
以宋慶齡為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于新四軍東進江南時期，宗旨是“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
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在史沫特萊的引薦下，曾向宋慶齡致函請求援助。知悉相關情況后，保盟上海分會派出民眾慰問團，攜帶6000碼蚊帳用料、20萬片奎寧藥、12萬劑預防霍亂疫苗、2000個消毒包、400聽麥乳和近2萬條毛毯等到皖南新四軍軍部。
在保盟的積極呼吁下，新四軍還收到了大量的國際捐贈物資，有“新西蘭左派圖書俱樂部的1100條毯子，一些藥品和含糖煉乳；美國醫療援華會的10捆毯子和9箱醫療用品；加拿大維多利亞醫療援華會的40箱毯子、繃帶和衣物”等，有力緩解了新四軍冬季御寒衣物及其他物資短缺的困境。
此后，宋慶齡和保盟大力支援新四軍根據地的醫療建設，逐步建立起國際和平醫院、軍部醫院、后方醫院及其分院，確保團有衛生站、營有衛生隊、連有急救隊，還辦有衛生學校，大大改善了新四軍的醫療條件。
1941年3月，奧地利人羅生特從上海秘密到達鹽城新四軍軍部，為新四軍創辦衛生學校、培訓醫務人員、救助傷員，被稱為新四軍中的“白求恩”。從延安返回上海的斯諾夫婦同新西蘭進步人士路易·艾黎溝通后，在中國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這是一個專門提供軍事物資和民間物資的組織，對新四軍組織人民進行生產和自救、克服戰時經濟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
總之，新四軍的艱苦奮戰、英勇殺敵，鼓舞著上海人民。上海黨組織和抗戰力量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通過各種途徑支援新四軍，又進一步增強了中華兒女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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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侯清 曹景文（華東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