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這些年，中國世界史學科已實現了多點突破，破除西方中心論成為共識，挖掘中國元素轉為共鳴，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化為共行。盡管如此，中國世界史學科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新時代背景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中國世界史研究者的使命與擔當。
創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
概念是學科體系的基石。每個學科都擁有一批核心概念，這既是每個學科知識體系的基礎和關鍵，也是理解和研究這一學科的必要前提。政治學聚焦權力、治理、政策、國家、民主、自由、平等、權利、責任等討論，這些概念成為分析和解釋政治行為、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統的支撐；文學圍繞敘述、風格、象征、隱喻、主題、結構、悲劇與喜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等展開，這些概念幫助人們理解和欣賞不同文學作品的藝術技巧和深層意義；為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行為，社會學更關注結構、關系、網絡、分層、變遷等概念。
歷史學也有類似的討論。德國史學家科澤勒克曾在《歷史性基本概念詞典》中探討了德語語境下若干歷史性概念的演變和變遷，如“歷史”“帝國”“發展”等。德國學者共同編撰的《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詞典》匯集了101個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核心概念，如“時代”“描述”“進化”“記憶”“歷史意識”“歷史文化”等。一些概念極具創新性，如“同時代的不同時代性”這一概念，挑戰了歷史時間的均質性，即在不同領域、社會層面或文化背景下同一時段內的歷史經驗和時間感受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在世界史學科中，研究者曾集中討論諸如“文明互動”等概念，將之視作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因為它挑戰了西方世界史書寫中的“歐洲中心論”和“以民族國家為本”的觀念，并提供了一個更加全面和均衡的歷史視角，從而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全球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
但總體而言，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概念依然不多，且缺乏系統性。沒有概念，就難以建構自主的學科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不僅是學科發展的要求，更是構建中國特色世界史學科體系的關鍵。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核心概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理論成果，也是對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所給出的中國方案?！叭祟惷\共同體”可以作為構建中國特色世界史學科體系的思想理論基礎以及全球史、整體史的研究視角。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有組織科研、確定一批重要概念并作出科學解釋，是逐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的重要途徑。我們承認某些概念最初來自西方，但可以“洋為中用”“為我所用”，實現知識的創新與轉換。換言之，這些概念應當既具有普適性，又同中國歷史發展息息相關。以“現代化”的概念為例，它在融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后，已不再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現代性理論中的概念，而是充分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后展現出“多元現代化”復雜多樣的內核。另有一些概念來自當下，且別具中國特色，但同時又具有強烈的世界精神，如“新質生產力”。當這些概念形成規模，構成體系，便是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建成的標志。
夯實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術體系
研究內容是學術體系的靈魂。每種學術體系都專注于各具特色的研究內容，并在研究實踐中逐漸形成其學術核心理論。
19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研究主要圍繞著兩個方向前進：一是民族主義，二是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式的世界史學術體系或體現為“拼盤”，或表現為“同心圓”。前者將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視作世界歷史的主旋律，進而把不同民族國家的發展路徑合并歸一，以至于既忽視了早期文明世界的多樣性，又把近代以來的復雜歷史進程簡單化了。后者聚焦于研究者本身所屬的民族國家視野，以本民族國家為圓心，由周邊向遠方逐層擴大，雖然層次分明，但缺陷凸出，這既不利于本民族國家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也容易喪失其自身定位的準確性。帝國主義式的世界史學術體系凸顯宗主國與附屬國“中心—邊緣”的敘事結構，中心是少數西方發達國家，邊緣是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心國家壟斷政治權力、攫取經濟利益、把持文明話語。宗主國的統治機制成為“霸權式和平”的保障，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現代轉型則被簡單描述為中心文明的復制與擴展。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世界歷史敘述下，非西方國家只是作為西方文明史的陪襯。這些做法都應得到徹底檢討。
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術體系應該以“交流互鑒”為內涵，超越民族主義的狹隘視野，同時避免帝國主義的話語陷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我國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曾提出，世界歷史的敘述不僅要注意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社會形態由低向高發展的“縱線條”，也要注意各個地區之間相互聯系不斷加強的“橫線條”。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里，文明都不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的。所謂民族國家，其實是19—20世紀的歐洲發明，絕大多數文明都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最新研究也發現，即便在近代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系也非單向流動，而是雙向影響的，不同區域之間的聯系與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是貫穿人類歷史的常見現象。
進一步而言，有關現代文明發展的研究，不僅要凸顯多元性，還應關注多源性。如在人們通常談及的啟蒙思想中，除了西方社會傳統觀念的繼承性發展外，中國元素的吸納和創新性轉化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18世紀歐洲長達百年的“中國熱”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大規模接觸和交流，不少歐洲人將中國看作世界上最理想的國度，啟蒙思想家們為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展開了激烈論爭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換言之，西方現代性的形成同樣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結果。
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這種“交流互鑒”如何在中國世界史學術體系的更新換代中發揮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我們應該吸收借鑒，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一方面，我們要在吸收借鑒的過程中防止“西方中心論”的各式包裝產品大行其道，跳出西方建構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立場；另一方面，更要借助文明互鑒來吸納各國的優秀文化并進行創造性轉化，找到適合的發展目標和前進方向，從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術體系。
全方位建好中國特色的世界史話語體系
研究路徑是話語體系的依仗。建設話語體系，必須選擇一條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話語體系的建設，旨在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聲音比較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
話語體系的建設應當包含兩個環節：一是生產環節，作為生產方，涉及國內有關中國知識的生產速度、強度和深度，需要用中國獨有的話語表達方式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二是消費環節，作為消費方，涉及國際關于中國知識接受的背景、層次，采取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中國聲量，擴大中國話語受眾，提升國際的接受度和認可度。然而，目前的問題在于有關國外消費環節的研究較弱，導致生產方的目標導向不足。具體而言，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并沒有針對國外讀者的知識水平或知識需求來設計和推進。相反，國際傳播往往基于國內中國研究，以至于下了功夫卻并未產生預想之中的效果。由此，要解決知識生產和消費環節的問題，筆者建議用“區域國別研究”作為抓手，全方位梳理不同國家在有關中國知識方面的缺陷——這恰恰應當成為世界史研究領域的新視野。如圍繞外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展開研究，人們才會發現其中涉及中國的內容不僅少且錯訛諸多。所謂“中國偏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同外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水平及其政治目標息息相關。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才可能進行有針對性的知識生產，如編寫相應的歷史參考書。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新要求、新路徑。世界史學科應當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通過概念創制、內涵聚焦與路徑更新，不斷實現世界史學科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從而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作出更加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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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孟鐘捷（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丨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