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君子以言行動天地。君子主要通過口說的言辭或書寫的文字參贊人類之福祉與天地之化育。
1923年，一批中國學人便通過“言”做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史稱“科玄論戰”，或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此事稱得上“轟轟烈烈”，不是因為當時顯得熱鬧，而在于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以至于百年后的今天仍值得我們向之回溯。
此次論戰由張君勱、丁文江發動。張氏時為北京大學教授，研習哲學和社會科學；丁氏為地質學家，1922年還與他人共同創辦《努力周報》。此前，丁、張二人的一個重要交集是在1918年參加梁啟超組織的歐洲考察團。雖說私交甚篤，卻并不妨礙二人在一些時代大問題上見解不一。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園演講《人生觀》，主張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丁文江旋即發表長文《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指責此說實為謬論：“玄學的鬼附在張君勱身上，我們學科學的不能不去打他?！彪S后，二人往復辯難，諸多名流加入爭鳴，生發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轟轟烈烈的“科玄論戰”。
參與爭鳴的思想家，對于這場論戰的意義有明確的自覺。梁啟超在論戰之始便指出：“這個問題是宇宙間最大的問題，這種論戰是我國未曾有過的論戰。學術界中忽生此壯闊波瀾，是極覺莫大光榮?！闭搼鸾Y束不久，上海亞東圖書館將25萬字論戰文字編為《科學與人生觀》，并延請陳獨秀等人分別作序，還將其稱之為“空前的思想界大筆戰”。
百年之后，翻閱《科學與人生觀》，那種活潑潑的自由氣息依然透過文字撲面而來，文明生發期所特有的盎然生意令人心馳神往。論戰者依其基本立場分為玄學派與科學派。前者以丁文江為主將，成員包括任叔永、章演存、朱經農、唐鉞、王星拱、吳稚暉等；后者以張君勱為主將，成員包括梁啟超、林宰平、孫伏園、張東蓀、范壽康等。兩派之間，私誼與公議，并行不悖而兩不相害。
包容的雅量，體現為論辯者的私德，更呈現為社會的風氣。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高校，以《努力周報》《晨報》《時事新報》為代表的媒體，以上海亞東圖書館、上海泰東圖書館為代表的出版界，共同搭建了發表不同觀點的開放性平臺。同時，論辯各家具有不同的國內外學術背景，如丁文江服膺實證主義（實用主義）與乾嘉漢學，張君勱、梁啟超則信奉德法唯意志論與宋明心性之學。這個開放性平臺雖在中國，卻儼然是世界性百家爭鳴的大平臺。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百家爭鳴，新思乃長。在“科玄論戰”中，思想家各抒己見、往復辯難、相互啟發，逐漸明晰“科學”“人生觀”等核心概念，逐漸聚焦科學與人生觀之關系這一核心議題。一些重要的現代性議題也逐一浮現并得到初步探討，如斯諾所謂“兩種文化”（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合、自由意志與因果決定論的沖突等。在此意義上，“科玄論戰”實為一場圍繞現代文明而展開的集體學習活動。
從內容上看，此次論戰觸及到時代大問題。張君勱提出人生觀不受科學方法支配的主張，其意之所在乃是破除時人“迷信科學之毒”，在科學萬能的空氣中闡明“科學能力有一定界限”。張君勱自許的科學反思，在“夙以擁護科學為職志”的丁文江看來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反科學論調。從張氏立場反觀，丁氏的觀點則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唯科學論或科學萬能論。
特定的科學觀，又總是關聯著一種特定的形上學（論戰中所謂的“玄學”）及更一般的哲學（包括形上學、倫理學、知識論等不同的部類）。因此，科學觀之爭也是形上學之爭、哲學之爭。據此，當時參與筆戰的張東蓀發出評論，丁文江“只是采取與自己性質相近的一種哲學學說而攻擊與自己性質相遠的那種哲學學說”。
一些歷史意識敏銳的思想家，還自覺地在歷史脈絡中去思考“科玄論戰”的意義，并進一步指出：中國當時的問題，不是科學帶來災難，而是科學遠遠不夠昌明。因此，張君勱的主張乃是“不合時宜的有害之論”。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圍繞現代文明展開的集體學習活動始于19世紀中葉。起初，“開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覺者看到了西方的船堅炮利，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過，他們似乎更多把堅船理解為孤零零的獨立實體。后來，張之洞等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時，堅船已被理解為現代工業體系中的一個要素。不過，他們也只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器物層面，繼而主張中國的“道”，包括倫理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是用不著變的。
甲午海戰之后，嚴復批判“中體西用”，強調一種文化（無論中西）的有機性：“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眹缽蛯ξ鞣轿拿髦w系性理解更為全面：不僅有見于器物，還有見于制度與思想文化。不過，嚴復對文明體系的理解依然是僵化的，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學人的思想雖然傾向與重點之不同，但又呈現鮮明的共同特征：一方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入，標舉其根本面向科學與民主；另一方面，開始反思西方現代文明的不足之處，認真思考中國傳統文明的當下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主張在意欲方向上實現中西的深度融合，生發出一種新的意欲方向。這一思路的突破之處在于，通過調和“中體”與“西體”來創造出新的“體”。依此理解，文明體系不再是僵化的，而是生成的。
“科玄論戰”將新文化運動的思路繼續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一方面，通過論戰，對科學的理解更加明晰細致；另一方面，對科學及西方現代文明之盲點的批判性考察前所未有，由此拓展了接納中國傳統思想的必要空間。丁文江批評張君勱復興宋明“玄學”。但換個角度來看，張君勱的努力何嘗不可理解為跳出西方現代性、對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的沖動？
文明體系是在文化激蕩中逐步生成的。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真正躍入“古今中西”各種要素氤氳化醇的大結構。古今中西，和生新體，即由舊體之和而生出新體。“新體”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這個處于胚胎狀態的“新體”，在當時沒有得到命名。今天，我們可以自信地將其稱之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或“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點，也許是在百年之后回溯“科玄論戰”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閱讀原文
作者丨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東方哲學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