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并沒徹底消解鄉村,鄉村的發展反而極大地彰顯了傳統村落對于現代化力量的多元反應方式,并由此帶來了“鄉村性論爭”。事實上,學界無論是對近現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組織方式的深入理論剖析,還是對當下農村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生態等問題的具體實踐探究,都離不開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進一步說來,對于中國農村社會治理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等諸多問題,尤其是農村社會治理主體性研究,一直以來我是保持著較大的研究興趣的。本書主要有三點內容更容易引發我們的學術思索。
《鄉賢文化傳承與當代鄉村治理》 季中揚 張興宇 著 商務印書館
一是較為系統地梳理了鄉賢文化的歷史傳統與傳承發展脈絡。作者在本書的前半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來闡述中國古代鄉賢文化的傳承與當代鄉村治理的傳承與發展邏輯。他們將古代鄉賢文化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鄉賢積極主導、參與鄉村公共事務,自覺以德行引導、教化鄉村社會的行動及其精神；二是國家推選、祭祀鄉賢的制度安排及其影響,其與宋代以來紳士階層的興起密切相關。實際上,對于這種“自覺性”與“制度性”鄉賢文化的兩分法,在某種程度上調和了古代中國對于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的基本邏輯問題,即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基層社會,如何從國家和民間的視角來有效引導社會精英參與鄉村治理事務。在此基礎上,作者也敏銳地注意到,當下基于農村社會的現代性視角生發出的對新鄉賢話語的集中討論,首先應當明確的概念是,新鄉賢并非屬于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而應把它看作整合鄉村社會資源的一種榮譽性稱號。因為農村社會是一個相對復雜的有機體,基于理性的、經濟人假設的現代科層制管理未必完全適合村莊社區；在現代社會,鄉村自治邏輯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過程,恰恰可以利用該群體的地方性知識和資源輸入來促進當代鄉村發展。作者對于古代鄉賢文化歷史脈絡的爬梳,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鄉賢文化的古今衍變邏輯。
二是較為全面地開展了對當代鄉賢文化的田野調查研究。除了對中國社會的鄉賢文化傳統等內容進行梳理之外,本書中作者還充分利用社會學和民俗學的田野作業方法,對我國各地的新鄉賢文化當代實踐狀況進行了比較扎實、細致的田野調查研究工作。必須承認的是,農村社會學研究天然地要求我們要親近農村、貼近農民、走進鄉土,在以村落為基本單元的田野研究過程中,方能深切地感知到這些來自鄉土且十分鮮活的田野素材的文化力量。與施堅雅教授從基層市場結構的“掮客”視角討論這些農村社會中的精英群體有所不同,盡管這些精英群體在一定意義上也發揮著“掮客”的作用,但該書的作者主要使用了“文化中間人”的概念去解釋新鄉賢群體的時代價值。因為當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倡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其注意到了新鄉賢能夠成為“文化中間人”,他們的權力獲得與運作可以依托于鄉村內部固有社會資本中的“文化網絡”,而不是“懸浮”在民間社會之上。借助微觀視角的村落田野觀察,不僅有助于理解當下農村百姓的所思、所為及其日常生活實踐,還能夠進一步闡釋清楚當代新鄉賢文化傳承發展的多元表達和實踐機制。
三是凝練與深化了當代農村社會治理主體性問題的學術思考。眾所周知,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的各種社會現象,關鍵在于如何明確和處理好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及其邊界問題,尤其是在鄉村治理和建設過程中對于農村優秀人才資源的挖掘利用問題。作者在書中拋出了“消極村務”與鄉村“內聚性”發展、新鄉賢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強關系”與“弱關系”、新鄉賢與鄉村文化治理、新鄉賢參與基層協商民主等幾個有意思的討論話題,無疑是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于當代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問題的思考的。例如作者指出,“消極村務”并非不重視鄉村發展,只不過其相關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主要傾向用于村莊文教、村莊環境和村民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鄉村“內聚性”發展主要是指從鄉村社會的整體發展情形來看,即使其在經濟層面出現停滯現象,但是由于受到現代城鄉互動發展新格局之影響,鄉村社區內部往往在村莊環境改善、村民生活保障等領域仍然可能不斷獲得內聚性發展。此種背景使得各地的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實踐工作具備了現實基礎。又比如作者提出,“在村”新鄉賢群體所借助的社會網絡屬于一種“強關系”,而“在外”新鄉賢群體所借助的社會網絡則屬于一種“弱關系”。對比這兩種關系形式的運行機制,新鄉賢關系網絡的“強關系”存在著不受規范約束的風險,而其“弱關系”則面臨難以深入其中的治理困境。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在充分理解農村社會新鄉賢文化的傳承邏輯過程中,更應該注意并回應這一參與治理的主體的能動性和異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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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文軍（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來源丨北京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