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在俄媒體刊發的署名文章中提到， 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提出“人類文明共同體”理念后，“又相繼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與實踐路徑，為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提供了中國方案。”
今起，文匯講堂刊發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系列談”，邀請國際問題研究專家聚焦外交領域重大事件，以專訪和署名文章的形式，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深度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十周年對中國特色外交和世界的意義。
第五篇為署名理論文章，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劉梁劍。
3月15晚，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主旨講話
居今之世，人們無疑首先棲身于民族國家之中。而且，歸功于人類的進步，大多數人已生活在文明的國度。然而，隨著世界歷史的開展，人們越來越需要跨越國界。于是，那個國與國“之間”的虛空之處，或者說國“際”，越來越實在地進入人們的生活。國“際”無時不在，看似無形，卻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地帶。然則，就是這個如此重要的國“際”，雖有聯合國、國際法等組織及制度層面的治理措施，卻似乎依然處在自發狀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循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僅如此，一些“高度”文明的國家甚至或明或暗地鼓吹叢林法則。國“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然屬于無正義可言的野蠻之鄉。國“際”如不文明，則世界無以文明，人類社會無以文明。
如何讓世界、讓人類社會文明起來？這是時代所提出的世界文明“大哉問”。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15日晚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演講，針對世界文明大哉問，如醫家之把脈開方，如佛家之論“苦、集、滅、道”，勾勒人類社會現代化當下面臨的種種挑戰，進而推明其故，擘劃理想藍圖，發出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所倡議者，正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康莊大道。分而言之，包括四條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與創新，加強同際人文交流合作。四條道路，互補交融，共同筑成人類社會通往文明的正道。
人類現代化十字路口的抉擇：康莊正道和邪歧之路，非此即彼
有正道，亦有歧路。為了走上正道，人們就要避免走上歧路。習總書記指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李強總理3月3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開幕式上也引用此說，指出亞洲和世界在今天都處在歷史演變的十，字路口。在這個十字路口，不是兩條彼此皆可的道路的交叉，而是康莊正道與邪徑歧路的交叉。
《荀子·王霸》述楊朱哭歧路：“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走差半步，等發現時已是千里之謬，且不痛哉！就整個人類而言，又何嘗不是“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面對人類發展的分歧之路，如何判定其中哪些是康莊正道，哪些是邪歧之路？簡言之，衡之以人類理想目標：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文明進步的渴望。因此，“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我們要合作共贏而不要零和博弈。“照抄照搬別國模式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我們不要照抄照搬別國模式，而要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零和博弈、冷戰思維、文明優越，如此等等，這些“意識形態”（ideology，之前曾有一個頗為傳神的音譯“意底牢結”）之物歸根結底乃是自負自利的唯我獨尊。無論是在“理”的層面，還是在“利”的領域，都以自身為文明之化身，以現代化為自身所有之“專利品”；進而，在實操過程中“通過打壓遏制別國現代化來維護自身發展‘特權’”。
面對康莊正道和邪歧之路，我們必須作出是此而非彼的抉擇。不過，有意思的是，我們所擇取的康莊正道，其要義卻是主張“道并行而不相悖”“條條大道通羅馬”意義上的多樣性。倡導合作共贏，勢必強調“人類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主張文明平等與文明包容；倡導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勢必主張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反對“搞簡單的千篇一律、‘復制粘貼’”。全球文明倡議發出四點“共同倡導”，居其首者便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
文明包容肯認“多多益善”，文明互鑒則強調多多“益”善
文明包容有進于文明寬容。《聯合國憲章》有言：“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這里的“容恕”正是通常所講的寬容。寬容包含一種必要的悖論或張力：一方面，我并不認同對方身上呈現出來的差異性，而且，這種不認同并非沒有正當理由；另一方面，我并不因為不認同就去不干涉對方放棄差異性，當然，這種不干涉也并非沒有正當理由。秉持寬容精神，我對于差異性與多樣性可以說是承認之。包容比寬容更一步：我對于差異性與多樣性不僅承認之，而且肯認之、欣賞之，進而還樂于在行動上襄助之、促成之，由此“參贊天地之化育”。
秉持文明包容精神，不同的文明形態之間、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之間并行而不相悖。“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然而，更積極地看，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不同的文明傳統之間并非簡單地并列共存，靜居其位而彼此界劃分明；相反，它們彼此映照、相互影響，形成活潑潑的“互鑒”態勢。當我們說“映照”“影響”“互鑒”的時候，已經棲居在光與鏡的隱喻之中。
習總書記也巧妙地利用了光與鏡的隱喻，對生機勃勃的“多”之樂做了詩意盎然的描畫：“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不同的文明閃爍著璀璨光芒，交相輝映，你豐富了我，我豐富著你，重重無盡，猶天地網珠。如此，文明互鑒又有進于文明包容。如果說，文明包容在靜態的意義肯認“多多益善”，即越多越好；那么，文明互鑒更是在動態的意義上強調多多“益”善，即多多互涉帶來善的增益。
文明交流中走向交融共生、向命運共同體的“體同”而去
然則，這樣的動態還只是理解意義上的動態，真正“動”起來，離不開實踐層面的交流。通過語言層面的溝通，特別是理性的對話，人們有望建構商談倫理（哈貝馬斯）、達成重疊共識（羅爾斯）。然而，僅有語言的交流顯然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不能指望“僅僅以理智就將整體的世界整理得秩序井然”（雅斯貝爾斯）。人不僅是語言的動物，人還因事而在（楊國榮）。交流還應包括物資層面的互通有無、人員層面的共同做事，如此等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傳統的人們在一起勞動、工作或行動的共事過程中成為同事，逐漸擁有共同的生活世界，“不斷擴大理念契合點、利益匯合點”，不斷生成共享共有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通過實踐層面的交流，不同的文明從和平共在走向交融共生，真正成長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因何而“同”？不是因為人類是同一個類（《墨經》所講的“類同”），也不是因為人類同居一個地球村（《墨經》所講的“合同”），而是因為人類成員真切感受到彼此之間痛癢相關、休戚與共（《墨經》所講的“體同”）。
值得一提的是，交流乃是民主的本質要求。美國哲學家杜威已有見于此。他在名著《民主與教育》中指出，民主首先是一種聯合生活的方式，一種共同交流經驗的方式。一個群體是否民主，有兩個判斷要素：就內而言，群體成員有意識參與的共同利益有多少；就外而言，這個群體和其他群體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什么程度。倘若如此，我們便不難判定，一個秉持冷戰思維的國家很難說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倘若杜威天上有知，必不許今日美國為民主之國家。羅蘭夫人有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仿此，我們也可以說，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打著民主旗號挑動分裂對抗，本身就是對民主精神的踐踏”。
人類文明的正“道”：行之而成。圖為從甲骨文、金文至秦漢的“行”字
如何讓世界、讓人類社會文明起來？惟有走文明包容、文明互鑒與文明交流的正道、大道，舍此別無他途。《莊子》有言：“道，行之而成。”耐人尋味的是，“行”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為象形，摹寫十字路口之象；至秦漢之際則衍生出“行走”之義：“人之步趨也。”（《說文》）居今之世，在人類文明演變的這個十字路口，既需坐而論道，更須起而行之。大道之行，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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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來源丨文匯網
編輯丨趙一航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