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在日記中袒露心跡：“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
1934年10月4日，夏鼐先生（1910—1985）在寫給劉古諦的信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的學術志向，“我初入大學的一年是弄社會學的，后來轉入歷史系，已經是十字街頭鉆入古塔中，但是對于十字街頭終有些戀戀不舍，所以要攻中國近代史，以便進一步剖析當前的社會。現在忽而改讀考古學，簡直是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離十字街頭更遠了，喧擾的市聲，漸隱漸微了。”（夏鼐《燕園·清華園日記》）不過，據汪遠涵、王祥第等故友的回憶，夏鼐之所以改學考古學，還有一段“插曲”在其中，“比夏鼐早一年畢業留校的歷史系當助教的楊紹震來找夏鼐，楊說歐洲近代史這門考試我已準備一年時間了，你若也報考歐洲近代史，那我必將落第了。……夏鼐同意了楊的要求報考考古學了。榜示后，夏和楊都錄取。”（王世民編《考古泰斗夏鼐》）
王世民談及夏鼐早年“改行”的緣由時說，盡管夏先生“考古情結由來已久，早在童年時代便收集過古錢；就讀于燕京和清華時期，先后參觀過北京故宮、歷史博物館和地質調查所；對瑞典學者安特生在周口店發掘所獲人類化石及石器、古器等文化遺物，在河南、甘肅采集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等物，曾經發生極大的興趣”，但仍對“近代經濟史尚未忘懷，1935年招考的清華留美公費生有經濟史一門，隨即寫信懇請校方‘通融’，將自己的專業改變為經濟史，校方未予同意。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國留學，又不能改變專業，只好下定決心，‘咬牙硬干’這門考古學”。夏鼐先生在1934年10月2日的日記中袒露心跡：“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作為大學尚未畢業的年輕人，在終身志業的抉擇上顯出困頓迷茫，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以說，各種因緣際會，再加上自身的天資與努力，成就了夏鼐先生這位中國考古學界的一代大師。
夏鼐先生在考古學（埃及考古學、中國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等）、先秦史、科技史、敦煌學、中西交通史等領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貢獻。隨著《夏鼐文集》《夏鼐全集》的相繼問世，以及有關夏先生的多種紀念文集、日記、書信集、傳記、影像輯等學術資料的出版，人們有機會全面了解夏鼐先生精彩而輝煌的一生。筆者擬從語言文字與南海史地兩個方面，結合與先生有關的學術史資料，試談對先生讀書之“勤”與“廣”的一點認識。
大學時代的夏鼐，以“讀書之勤、讀書之廣、讀書之精”聞名，亦曾獲陳寅恪先生“讀書細心，敬佩敬佩”的嘉許。夏先生在學習歷史學、社會學之余，也常做各種哲學的思辨。如1931年11月4日所記，便帶有語言邏輯的意味：“在王栻處談到Eaton[伊頓]的Logic[《邏輯》]一書中，以抽象的個體物Universal[普遍性]與Singular[單一性]對待，我以為不大穩當，因為據伊頓的意思，單一性應該是（1）個體而非群體，（2）具體而非抽象，故抽象的不論個體或群體都應該歸入普遍性（如權利、愛情之類）。我以為分類的標準，僅可有一個，如有兩個標準，那么如非‘不必要’（如相同）便是‘不可要’（如互相沖突）。”
1934年8月17日所記則是關于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之間密切聯系的思考，“閱書：Kroeber，Anthropology[克羅伯：《人類學》]。其中論及言語及其他文化因子之聯系性，頗可為近來討論歐化語者之參考，即對于大眾語的爭論一問題亦不為小助。……我以為大眾是否有能力創造大眾語的文學，而不是現在冒充大眾語作家者假裝不三不四的大眾語文學。大眾的文化一般地升高，侵入文學中便會使文化自然地大眾語化了。”
夏鼐從燕京轉入清華歷史系后，修讀了“中國通史”“甲骨文字研究”等課程。1934年8月，夏鼐參加公費留美考試，顧頡剛先生所出“中國上古史”試題，包含“殷墟文字”和“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石鼓文”等，夏鼐考出了九十五分的好成績，足見其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優良基礎。《言語和中國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較》（林語堂著、夏鼐譯）、《賓詞數量限制說之批評》則是夏鼐早年所撰（或譯）直接關涉語言文字之學的著述。
1935年9月，夏鼐留學英國，先后在藝術研究所、倫敦大學學習考古學，“一方面繼續閱讀西文考古學書籍，一方面對于中國金石學及文字學等與考古學有關者，加以學習”（王世民、湯超編《夏鼐書信集》）。因慮及“如欲學埃及、希臘、羅馬考古學，須先學文字，至少須費二年功夫學習文字”，故有“轉學愛丁堡學習史前考古學”的打算，然而“攻史前考古學，對于未曾學習過之地質學及解剖學等，亦不得不補習。是以事實上必須再讀二年，以學習基本科目”。
在此期間，他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著作頗有留意。如1937年3月19日記：“聽Karlgren[高本漢]講演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中國語言學的演進]。”1938年6月5日：“閱畢Karlgren，Sound and Symbol[高本漢：《語音與符號》]（pp.1-112）。此書為通俗性質之書。關于音韻學部分，雖極簡略，頗多作者創見。文字學部分，則甚淺薄。書中時有誤解中文之處，如：p.46謂‘束肉’（‘Tied meat’meaning‘teacher’s fee’）似為束修之誤。p.71將名詞父兄解為father’s brother。p.63謂蒙恬造駝毫筆camel’s hair brush，未免偽造史實。p.60謂筆順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一+く+丿=女，也是該打手心（因為中國人寫此字順序為く+丿+一，故草書作‘め’）。”
夏鼐的論著目錄中有一篇題為《一個古埃及短語在漢語中的對應例子》的短文，是不折不扣的語言學論文。他在1937年11月5日簡單記錄了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今天念到Late Egyptian Stories[《新埃及文故事》]中Horus and Seth[荷魯斯與塞特]，他們喝慣了牛奶的毛子看不慣。我拿中國‘乳臭小兒’一語來解釋，伽丁納爾教授很高興，叫我寫下來，交給JEA[《埃及考古學雜志》]去登載”。30日記道：“閱畢Chester Beatty,Papyrus I[切斯特·貝蒂：《紙草文稿》之一]關于荷魯斯與塞特的故事（預備埃及文讀本原文）”。1940年4—5月完成的《關于貝克漢姆巖的幾點評述》，“發現埃及象形文字新材料”，并與艾倫·羅威先生就“祭壇”舊說抑或“塔門”新釋之優劣進行辨論。1965年10月16日，夏鼐致郭沫若函，論及埃及象形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及兩河流域之最古文字，甘肅辛店彩陶圖形、朱家寨仰韶文化墓葬所出骨板符號、廣西花山巖畫圖像是否為原始文字等，對文字起源的普通文字學問題發表了看法。
中西交通史是夏鼐先生用力甚勤的領域之一。《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略談番薯和薯蕷》《“和闐馬錢”考》《作為中非交通關系證據的瓷器》《和田馬錢考補說》《漢唐絲綢和絲綢之路》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論文。夏先生治此學，擅長利用所掌握的多種語文知識，從考古資料切入，結合傳世文獻，從中西比較的角度探尋名物的傳播方向與路線。
《夏鼐書信集》收錄了1979年10月至1984年11月期間，夏鼐寫給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的六封長信，以及譚先生的兩封復信，專就譚著《七洲洋考》《宋端宗到過的“七洲洋”考》諸文展開往復討論。夏先生對譚著所說的“時至今日，認真整理南海諸島的歷史已為我歷史學者一項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我們不能容許錯誤的說法再廣為傳播下去了”這一呼聲，作了極為嚴謹、認真的回應。
以《書信集》為例，除了譚先生之外，夏鼐在致梅冷生、韓儒林、李德清、羅榮渠、吳德鐸等的信函中，都曾或多或少地談及南海史地之問題。其1962年日記中所提到平時的閱讀資料，涉及此的例如：“閱馬歡《瀛涯勝覽》（馮承鈞校注本）”“閱Miller[米勒]的《北周書》異域傳的英文譯注本”“閱向達《蠻書校注》”“閱《中印政府官員談邊界問題的印度方面報告》（1—114頁未完），寫的很長，但多不切題，更有些怪話，如為英帝國主義辯護，及對史料強不知以為知（印方72頁，以為有隋裴矩《西域圖志》的地圖）”等，也都是相關的工作。
夏鼐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余，熱心推動先賢的重要著作整理出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便是有關元代周達觀撰《真臘風土記》（以下簡稱“真臘”）的校勘注釋。該書是了解當時真臘（今柬埔寨）等南海諸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的重要文獻。為此，夏先生努力尋訪《真臘》的各種版本。1961年2—3月的日記多有記述。次年4月5日，溫州籀園圖書館的梅冷生館長致夏鼐函說及：“托查溫州刻本《真臘風土記》，元序跋末頁亦殘缺。其板尚存文管會。張宋庼知其來歷，出瑞安許氏仿宋巾箱板本，前由宋墨庵介售于我。茲檢原書奉寄，或出四庫本翻刻也。其中各則文字并未缺少，孰當孰失，未取各本細對，幸恕諒。”此函另有附記：“《真臘》不必急急寄還，將來連同其他書同寄。”不巧的是，《真臘》該刻本在托親友帶回溫州途中遭竊。梅館長后來致夏函說：“《真臘》板片存，后可印制。”
1976年，夏鼐又開始為《真臘》一書忙碌。11月3日記，“上午中華書局謝方同志來，希望我明年能將《真臘》的校注本交稿”。1979年，夏先生將王祥第請至北京中華書局，這對“三同”（同鄉、同學、同庚）之交共同推進《真臘》的校注工作。這年秋冬，是兩位集中編輯書稿的重要時期。12月9日，《真臘》書稿宣告完成。
1981年1月6日，中華書局將《真臘》三校交給夏鼐。數天后，夏鼐看完最后一次校樣。同年3月，該書正式出版。從開始為撰著此書而搜集各種《真臘》各種版本，到最終問世，前后整整二十年。書稿出版之后，夏鼐先生仍然很注意搜集相關資料，作為日后續補之用。
“我對于宋元史及東南[亞]史，皆非所長。《[真臘風土記]校注》乃舊作加以整理，或許能供學者之參考。”1983年5月1日，夏鼐在致李德清的信中如是說，庶幾可以視為夏先生撰著此書初衷的簡潔描述。徐蘋方先生作了如是的評價：“他能夠從考古學的研究兼做古籍整理工作，這是我們前輩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優勢，他的《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便是古籍整理方面的杰作。”
夏鼐先生讀書廣博、精深，而且平易近人、態度謙遜，但同時也有不平則鳴的嚴肅一面。李汝寬先生回憶夏鼐曾在一封信中對其使用英文名沙米（Sammy）頗不以為然，“程尊函副本，實則報道先生時，何不用‘汝寬’大名？不僅沙米傷牙，而且讀之實覺洋味過重”。夏先生還會激越直言：“我也知道現下有些大人物，信口發表關于這些專門學科方面的意見，高談闊論，基本不知道自己所談的是什么學、什么學是什么東西。我希望像足下這樣專攻冷門學問的專家，不要湊熱鬧，以免把學術研究引入歧路。”
最后還可一提的是，夏鼐先生身居要職，公務繁冗，與中外學界學人的書信往來，自然是措辭謹嚴、不卑不亢，但同時又有率真詼諧的一面，比如在給王栻先生等交情極為篤深的同鄉、同學的信中，就能讀到調侃式的幽默文字，“不意冷門近來忽然走運。‘文物外交’不僅國內要招待外賓（包括外籍華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流）”，更有“王道士”“景榮公”等對老友的戲稱。至此，一個生動鮮活的長者形象，宛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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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鄭偉（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