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國刑事立法漸趨“活性化”局面，大量增設新罪特別是輕罪，刑罰處罰范圍也因此不斷擴大。基于防衛社會、回應民眾安全需要和利益訴求，也基于推動犯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考慮，增設部分新罪，適度擴大犯罪圈，確有必要。但是，“有前科者，須入另冊”“一日行竊，終身是賊”的刑罰標簽觀念一直深深根植于我國民眾的群體意識中，反應在立法上，就是我國承認犯罪記錄的終身存在，而缺失體系性的犯罪記錄消除制度。只要行為人曾經被定罪處罰，不論輕罪重罪、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也不論犯罪人實際改造成效，其罪刑記錄都要伴隨終身，并終身承受附隨懲罰性后果——就業、升學、入伍、個人名譽或信用、社會待遇等都要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并且，還會產生株連效應，他們的家屬在就業、升學、入伍等方面也受會到限制和影響。嚴重挫敗了有犯罪記錄者回歸社會重新做人的信心，還因此樹立更多的社會對立面，激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安寧。
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國、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形勢下，借鑒域外成功立法經驗，體系性地構建中國特色輕罪記錄消除制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其一，教育和就業機會平等是憲法平等原則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具體要求，建立輕罪記錄消除制度，及時撕掉“犯罪標簽”，可以讓那些悔過向善的有前科者平等地享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為他們和親屬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其二，對于犯輕罪者，在刑罰執行完畢后，滿足一定的條件，將社會因其犯罪記錄而施加的各種不利影響予以消除，無疑是堅持公平正義原則和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需要。如果讓其終身承受犯罪記錄帶來的各種資格剝奪、限制等不利后果，不僅有違比例原則和公平正義原則，也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精神相違背。其三，“不能拒絕真誠悔過的人，否則他將數十次百次地瘋狂犯罪，來報復社會。”羅曼·羅蘭的這番話語至今仍具有現實的警示意義。因此，輕罪記錄消除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排除有前科者的更生障礙，消除對他們的身份歧視，幫助其順利回歸社會，預防其再犯，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立足國情和法律的整體框架，我國的輕罪記錄消除制度在立法設計上，可以考慮在刑法總則中增加“犯罪記錄消除”一章，具體規定犯罪記錄消除制度的適用對象、條件、程序、提前撤銷和效力等基本內容。關于適用對象，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罪犯，可以適用犯罪記錄消除制度；犯罪時不滿18周歲，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應當消除其犯罪記錄。關于犯罪記錄消除的實質條件，需符合在刑罰執行完畢或依法被赦免之后，5年之內沒有再犯罪或沒有其他嚴重違法行為。建議設立“提前撤銷前科”制度，對表現突出或者為國家、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有前科者，可以提前撤銷其前科。關于犯罪記錄消除的程序，可以采取申請人申請啟動和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相結合的程序。未成年犯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內未犯罪或嚴重違法的，作出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采取犯罪記錄消除措施；其他類型的，由申請人提出書面請求，并提供符合犯罪記錄消除條件的相關證明材料，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決。
最后，關于犯罪記錄消除的法律后果。（1）罪、刑記錄一并取消，在法律上視同未犯過罪的人。卷宗材料由相關司法部門加密封存、不予公開，并采取“污點不入檔”的做法，即從當事人的人事檔案中撤出犯罪記錄。（2）免除前科報告義務。對于輕罪記錄消除者，在入伍、就業的時候，無需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3）因犯罪記錄而引起的刑法不利后果消滅，即被消滅前科的人再次犯罪時，不構成累犯、再犯；在量刑時，曾經被定罪量刑的事實亦不再作為量刑中考慮的情節。（4）因犯罪記錄所引起的擇業、入伍、信用、信譽降低等資格限制或禁止的不利后果消滅。還需要設置相應的配套機制，對有關法規、規章、地方法規、行業文件中有關與輕罪記錄消除制度相違背的規定進行清理，為輕罪記錄消除制度有效實施提供完善的政策環境。同時，任何個人、企業與單位對已消除犯罪記錄的人不得歧視或施加不公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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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錢葉六（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來源丨上海法治報
編輯丨趙一航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