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性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傳播，并在各種思潮的激蕩競爭中被中國人民所選擇。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和創新的過程中，契合性自身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知識分子自覺提升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契合度，二者開啟了由自在契合向自覺契合、原初契合到高度契合的轉變進程。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
從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角度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性，有助于我們解答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夠被中國人民選擇這一問題，從而深化對“第二個結合”的認識。
社會價值目標上，“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所描述的社會發展終極形態存在契合性
早期知識分子對“主義”的選擇來自于對社會改造的渴望，“主義”所建構的終極社會形態始終是他們關注的重點，是他們選擇“主義”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主義”本身對社會理想的建構與知識分子自身潛意識中認定的社會理想形態的一致性，有助于“主義”的傳播與接受。從《禮記·禮運》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反映著不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互助平等、共有共享理想社會的憧憬。這與共產主義所要實現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自由聯合體等不謀而合。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多數知識分子關注馬克思主義、傳播社會主義正是源自“大同社會”“天下大同”與“共產主義”在理想社會發展終極形態上的一致性與契合性。他們在理解和翻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時往往將其與“大同”相比附，孫中山談到自己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是“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并不局限于中國，還包含著對“天下”秩序的輻射，“天下大同”體現儒家在超越王朝之上對政治文化共同體建構的追求。中國早期知識分子在世界革命秩序中定位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鏈條中審視中國革命，將中華民族視為國際視野下的“無產階級民族”，而中華民族之自救肩負抑強扶弱的正當性訴求，是關系世界平等以至全人類解放的大問題。正如1919年，正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提出“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1923年，瞿秋白在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赤潮曲》中寫道：“從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產大同！”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性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動因之一。而對社會理想狀態追求的相似性，符合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心理訴求。正如吳玉章回憶，“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窮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中國古代天下大同的學說”。可以說，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來看，無論是國內“大同社會”理想的比附，還是“天下大同”的空間想象轉移到近代中國場域，都從知識分子的理解中彰顯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價值追求上的契合性。
社會價值原則上，“天下為公”與馬克思主義倡導的“公平正義”具有契合性
無論是大同社會的憧憬還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狀態的展望，其內在都蘊含著公平、公正的價值原則，這種價值原則促使產生于西方語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國有”“共有”“公有”等觀念不斷被接受。“公”在中國政治文化主流價值中極具正面意義。《禮記》早有記載“天下為公”，“公”與治理國家密切相關，如“公則天下平矣”。“公”在處理社會關系與政治事務中體現的公正、公平、大公無私等，體現對弱者、弱勢群體的幫扶。這點在大同社會倡導的“人人為公”“人得其所”“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均有體現。而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科學社會主義部分中也非常強調“公”的理念，體現為對“大多數人利益”的關照以及在體制上生產資料“公有”“國有”的架構。二者的契合性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亦可窺之一二。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者，……概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吾中國固夙有之。”杜士珍則在《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中指出，“均貧富為一體，合資本為公有，公之至，仁之盡也”。在此過程中，生產資料“公有”“國有”的觀念逐漸被接受，譬如“凡一國之礦產、鐵路、田產之類，均歸公家出賣，富者不得獨多，貧者不得獨少”以及孫中山“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的民生主義等。可見，正是由于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公平”價值觀與“天下為公”的價值具有原則上的相通性，才使得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各種西方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個體價值追求上，儒家倡導的理想人格與馬克思躬身力行的人格特征具有相融性
無論是追求“至善”的目標設定，還是“公有”“共有”的原則堅守，都離不開人自身的“德性”“修養”的規約以及人對世界的深度融入和持續改造。《禮記·大學》論述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入世思想，呈現著由個體自我修養到國家責任之間的價值傳導，倡導個體注重“仁愛”精神，提升道德自我修養、品格德性，同時積極承擔家國責任，為社會發展積極貢獻力量。這點從孟子的“達則兼濟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再到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以貫之。同時，馬克思主義所闡發的通過社會改造和普遍交往實現人的自由發展，馬克思本人作為其學說的創立者也積極以“改造世界”的濟世思想極大彰顯了儒家倡導的理想人格。馬克思特別注重為世界發展貢獻自我精神追求，這點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便可窺知一二——“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自我完美、為同時代人謀幸福等與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個體價值追求相契合。
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知識分子除了大量譯介馬克思主義學說外，尤其注重介紹馬克思對儒家理想人格的躬身力行。如1919年，陳溥賢在《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中提到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期間，生活極為貧困悲慘，卻表現了“其堅忍不拔之決心，獻身救世之精神的崇高境界”，此救世之心讓彼時知識分子聯想到儒家“成人”之命定，遂又寫到“天之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馬氏大著作，實成就于此種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馬氏者歟！”。早期共產黨人李季在撰寫馬克思傳記時認為，馬克思不僅是“一個精思玄妙的學者”，還是“一個奮勇無匹的戰士”，“凡替他作傳的人對于這兩點倘若忽略了一點，則這種傳記便只描寫出‘半個馬克思’”。由此可見，馬克思其人其事所彰顯的儒家理想人格特質，同樣也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和推崇，此乃契合性體現的又一面相。
總之，從社會價值到個人價值的契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和接受。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性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傳播，并在各種思潮的激蕩競爭中被中國人民所選擇。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和創新的過程中，契合性自身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知識分子自覺提升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契合度，二者開啟了由自在契合向自覺契合、原初契合到高度契合的轉變進程。
閱讀原文
作者丨陳紅娟（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趙一航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