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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學校的演講、報告會和各類研討會的盛況，恐怕與別處也沒有什么不同。等到我們這些后知后覺者聽到風聲，趕往某個地點，往往早已人滿為患，有時甚至連窗戶外和走廊里都圍了好幾層。幾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懶散或孤僻，我們就假裝不喜歡去這樣的場合湊熱鬧。總是在事后聽人說起李澤厚如何如何，李歐梵如何如何，汪國真如何如何；誰與誰搶話筒而大打出手，誰因為連續五次要求發言被拒，最后血壓升高，當場昏厥……這就好比自己錯過了一場電影而只能聽人復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來我們宿舍閑坐。陳村來，多半是來找姚霏。我那時與姚霏相善，也時常有機會聆聽陳兄教誨。陳村為人厚道，卻也錦胸繡口，幽默風趣，往往清茶一杯，閑談片刻而去，不給人任何的壓抑感和心理負擔。馬原來，動靜就要大得多，而且一來必要住上數日，他與李劼先生過從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圍著一大群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馬原看似木訥，實則能言善辯，極有機鋒。
余華來上海改稿，常到華東師大借宿。永新、吳亮、甘露諸君便時來聚談。王安憶也來過數次，記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寢室里略坐了坐，就覺得寒氣難耐，便執意要將她們家的一個什么暖爐送給我。她給了我鎮寧路的地址，也打過電話來催，不知何故，我卻終于沒有去取。
到了八十年代末，來華東師大的人就更多了，連遠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這里的常客。不過，只要北村一來，清談往往就要變成“劇談”了。蘇童認為北村是中國新時期文學中真正的“先鋒派”，此話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說佶屈聱牙，連我們這些被別人稱為“晦澀”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來，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說善談能辨，大概無人能出其右。更何況，此人來自盛產批評家的福建，反應敏捷，擅長辯駁，當年流行的各類理論、術語和復雜概念無不爛熟于心，且頗多發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辯越亂”。話雖如此，可每次與他一見面，幾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題，高談闊論起來。
華東師大的白天倒還清靜。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計和寫作，很少往來。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馬就會像幽靈一樣出沒，四處找人聊天。套用龔自珍的話來說，“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那時候朋友間聚會聊天，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我記得到了凌晨兩三點鐘，大家翻過學校的圍墻去餐館吃飯時，竟然還常常能碰見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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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有各色各樣清談的圈子，既私密，又開放。當時的風氣是英雄不問出處，來之能談，談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對較為固定，不是吳洪森、李劼處，就是徐麟、張閎、宋琳等人的寢室。
李劼處去得相對較多。他年紀輕輕即聲名顯赫，且交游廣泛，他的寢室照例是高朋滿座，勝友如云。只是到了后來，他在門上貼出了一張紙條，規定凡去聊天者必須說英文之后，我們才有點望而卻步。因擔心不得其門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練了一陣子英語對話。一年下來，李劼的口語程度已經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課了，我們卻沒有什么長進。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學習的間隙嘗試用英語交談，盡管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絕。坐在一旁的外文專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裝聽不見，苦笑而已。
在八十年代諸師友中，我與洪森聊得最多，最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讓人難忘的則是徐麟的茶會。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壯碩，學問淹博，其言談極富思辯性。在他那兒，常能見到王曉明、胡河清、張氏兄弟（張閎和張檸）、毛尖、崔宜明諸人。所談論的話題除文學外，亦兼及哲學、宗教、思想史諸領域。唯獨談及音樂或遇某人興致高漲欲一展歌喉之時，徐麟往往表情嚴肅，一言不發。我們私下里都認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簡直就是五音不全。沒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興起來，隨手抓過一把已斷了兩根弦的小提琴，豎著支在腿上權當二胡，像模像樣地拉了一段劉天華的《除夕小唱》，把我們嚇了一大跳。
每次去徐麟那兒聊天，王方紅女士總要央我帶她一塊去。她對于我們的談話未必有什么興趣，因她總抱怨說，聽我們說話腦仁兒疼。她頻頻催促我“去徐麟那兒轉轉”，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親手泡制的檸檬紅茶而已。
在北風呼嘯的冬天，每有聚會，徐麟必然會用美味的“徐氏紅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電爐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簡陋，多為大號的搪瓷碗，而飲茶的杯子則為形狀、大小不一的醬菜瓶子。茶葉似乎也很一般。據說，徐麟總能搞到上好的祁門紅茶，可我們每次去，他那珍貴的祁紅總是不幸“剛剛喝完”。不過，即便是再廉價不過的紅茶末子，他也能烹制出令人難忘的美味紅茶，其關鍵或許在于檸檬的制作。有人透露說，新鮮的檸檬買來之后，要洗凈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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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華師大校報編輯部曾組織過一個全校性的“小說接龍”游戲。參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還有幾位已畢業的作家校友助陣。這次活動具體有哪些人參加，什么題目，寫作的順序如何，究竟寫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記得參加者被邀至編輯部的會議室，大致定下題材和故事動機，由某位作家開頭，隨后十幾個人依次接續，由校報分期連載。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為總擔心將人家的構思寫壞掉，頗受了數日的失眠之苦。
華東師大中文系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今后從事于文學理論研究的學生，必須至少嘗試一門藝術的實踐，繪畫、音樂、詩歌，小說均可以。本科生的畢業論文也可以用文學作品來代替。我不知道這個規定是何人所創（有人說是許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確。），它的本意是為了使未來的理論家在實踐的基礎上多一些藝術直覺和感悟力，可它對文學創作的鼓勵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這是華東師大中文系最好的傳統之一。我因為沒有繪畫和音樂的基礎，只得學寫詩歌及小說。
另外，那時有太多的閑暇無從打發。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個人從未想到過有朝一日會成為“作家”，或去從事專業創作。《陷阱》《沒有人看見草生長》等小說，完全是因為時任《關東文學》主編的宗仁發先生頻頻抵滬，酒酣耳熱之際，受他慫恿和催促而寫成的。而寫作《追憶烏攸先生》是在從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車上。因為旅途漫長而寂寞，我打算寫個故事給我的同伴解悶。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吳濱先生來滬為《中國》雜志組稿，此稿由中忱帶回北京后竟很快發表，我也被邀請參加了中國作協在青島舉辦的筆會。
《迷舟》寫出來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只是在幾個朋友間傳看而已，我并沒有將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來吳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將他推薦給了《上海文學》。沒過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學》 周介人先生的一封親筆長信。周先生的來信充滿了對后輩的關切，但卻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而《上海文學》是不發表通俗類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學》退稿的消息后大為震怒，甚至不惜與周先生公開絕交。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與相知多年的朋友斷交，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據我耳聞，類似的事情在那個闊綽的年代里并不罕見。我是一個比較消極的人，若非洪森執意勸說我將《迷舟》轉給《收獲》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現在還在抽屜里。不過，現在想來，周先生當年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因為這個故事原來就是幾個朋友在草地上閑聊的產物，甚至我在文中還隨手畫了一幅兩軍交戰的地形圖（后來，《收獲》發表此文時竟然保留了這幅圖，令我最感意外，亦大為感動）。何況，他作為名聞全國的重要雜志社的負責人，認真處理了稿件，并給一個初學者親自寫來長信予以鼓勵，對洪森而言，也不能說沒有盡到朋友的義務。最讓我難忘的是，《迷舟》在《收獲》發表并有了一些反響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他坦率地承認當初對《迷舟》處置不當，作為補償，他約我給《上海文學》再寫一篇小說（這就是稍后的《大年》）。當時談話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讓我感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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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性”一詞，在批評界討論八十年代的文學創作時曾屢遭詬病。坦率地說，那個年代的寫作確有些游戲成分，校園寫作更是如此。當時很多作家都有將朋友的名字寫入小說的習慣。今天的批評界動輒以“元敘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這么做，大多是因為給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傷腦筋，也有人借此與朋友開個玩笑。當然，別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對某位批評家的正當批評銜恨在心，竟然將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這位歹徒最終被我公安干警連開十余槍擊斃。有時，作家也會將同一個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說，比如，有一段時期，馬原小說中的人物不時“陸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說則頻頻出現“王茂新”、“林展新”這樣的人名。記得我曾向北村當面問過這個問題，北村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每次從廈門坐海輪來上海，來的時候是“茂新”號，返程則是“展新”號。
如今在給學生上寫作課時，常被學生“如何寫作”這類大問題所困擾。在不知從何說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亂寫”二字答之。我這么說，并不是開玩笑或有意敷衍。廢名在談及杜甫和庾信的“亂寫”時，是在試圖說明一個高妙的寫作境界，當然難以企及；可對于初學者而言，要想徹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拋開毀譽得失，“亂寫”也實在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訓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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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格非
來源丨江南晚報
編輯丨李梓昕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