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大檔案館藏譚韞嫻學籍卡上的入學照片（AI修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當我們回望那段烽火歲月、宏大的歷史敘事之外，一份來自80年前的學生日記為我們打開了觀察抗戰大后方青年命運的微觀窗口。
這本日記的主人是大夏大學法商學院學生譚韞嫻。七萬余字的手書日記，記錄了1944年12月至1946年4月間，她從逃難求生到求職立業的完整歷程，更藏著一位中國女性對獨立與自我價值的執著追求。這份珍貴史料的現世與清晰呈現得益于華東師大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當代文獻史料中心的發掘、整理與保護。
史料現世：無錫民間收藏者的意外捐贈
這本日記的發現，源于無錫市孫冶方紀念館館長張建清先生的慷慨捐贈。張建清是一位民間收藏者和文學愛好者，長期關注民間史料的留存與傳承，在了解到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當代文獻史料中心專注于民間文獻的收集、整理、保存與利用時，遂與中心建立了長期聯系。
在得知華東師范大學與大夏大學的歷史淵源后，他專程驅車從無錫將這份珍貴的日記捐贈給中心，希望借助專業機構的保存條件與研究能力，讓這份史料面向學界、發揮更大價值。
從外觀來看，這份日記是一本裝訂成冊的黑底墨綠色邊筆記本，紙張因年代久遠已明顯泛黃，封面與內頁的磨損痕跡，無聲訴說著它跨越近一個世紀的歲月沉淀。
精心整理：師生協作破解7萬字“時光密碼”
為讓日記內容清晰呈現，文獻中心館員馬立民老師帶領羅皓月、梁琳兩位同學開啟了系統整理工作。
文獻中心分類整理現場
整理過程遵循嚴謹的文獻整理流程：首先由師生共同翻閱日記原件，逐字逐句錄入電腦；兩名學生負責完成初稿整理后，再由馬立民進行多次校對，確保內容轉錄的準確性。日記字跡整體相對清晰，但受年代久遠影響，部分文字因紙張磨損、手寫連體或縮寫等問題，辨認難度較大。
針對這一情況，團隊專門邀請中文系研究古文字學的研究生，以及蕭冬連、陳永輝等擅長書法的專家參與聯合辨認，尤其是民國時期的特殊用典與古文用詞，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得以準確解讀，有效解決了整理過程中的“攔路虎”。
內容核實環節同樣細致。對于日記中提及的歐元懷、王伯群等大夏大學歷史知名人物，以及日軍投降、重慶談判等重大歷史事件，均能通過權威史料查實佐證；而像譚韞嫻這樣的普通校友，因時間跨度大、相關記錄留存有限，部分細節暫無法進一步核實。
這也更凸顯出這份個人日記作為“微觀史料”的獨特價值——它讓一位原本可能被歷史遺忘的“小人物”，擁有了被看見、被銘記的機會。
烽火逃難：從貴陽到重慶，一段“非人之生活”
回到日記本身，譚韞嫻的故事始于1944年12月的烽火逃難。
彼時日軍侵入黔境，貴陽告急，因日軍侵華早已被迫內遷貴陽辦學的大夏大學，無奈決定遷往赤水。這位來自廣西的姑娘，正就讀大夏大學法商學院，被迫加入逃難行列。
大夏大學西遷圖
1937年11月至1945年1月，大夏大學在貴陽講武堂辦學（1941年10月入學的譚韞嫻就讀于此）
貴陽時期，大夏大學教學樓
貴陽時期，大夏大學圖書館
1944年11月25日，大夏大學關于疏散至赤水的校務會議決議
日記中，她詳細記錄了這段顛沛流離的經歷：
12月初，校內水電中斷、秩序混亂，她與同學輾轉于三橋、息烽等地，車輛難尋、物價飛漲讓本就拮據的生活雪上加霜。寒冬時節，她曾夜宿荒野，甚至蜷縮在汽油桶上過夜，在日記中無奈感嘆“此種遭遇尚屬生平首次嘗試，此時此地所遇之生活實系非人之生活耳”。
從貴陽搭乘難民車至遵義，再從遵義徒步130余公里至松坎，后經舟行、乘難民車赴渝，途中歷經七十二灣等險要之地，目睹物價飛漲、難民聚集、士兵欺壓百姓、人心惶惶，讓她深切體會到“難民之苦”。
直至1944年12月底，譚韞嫻終于抵達重慶，在大夏大學友人的幫助下，入職重慶軍政部第二織布廠擔任會計，生活暫時得以安頓。但字里行間，仍能感受到她對學業的牽掛與對家人的思念——即便身處生存邊緣，這位年輕學子始終未放棄對未來的期待。
苦學堅守：從“流亡學生”到為母校爭光
安頓后的譚韞嫻，得知大夏大學劫后重啟，第一時間重返校園。
1945年3月，她回到已遷往赤水的大夏大學，面對借住赤中校舍、教授匱乏、學術資源短缺的艱苦辦學環境，她以大夏大學“三苦三不”精神（教師苦教、學生苦學、職工苦干；學不厭、教不倦、行不惑）為支撐，潛心鉆研，最終完成畢業論文《無形資產之研究》，于當年6月順利畢業。
1945年6月，大夏大學全體師長暨第20屆畢業同學紀念合影（1945年6月畢業的譚韞嫻應在其中）
畢業后的求職路充滿挑戰。譚韞嫻先回到重慶軍政部第二織布廠任職，因不滿官僚作風與低薪，辭職備考銀行系統。1945年9月，她與中央大學、復旦大學、重慶大學等國立大學的學生同臺競爭，最終憑借過硬實力脫穎而出，成功考取四聯總處銀行人員訓練所，為母校大夏大學爭得榮光。
日記中還提及，期間她曾因體格檢查險些被拒，最終仍成功錄取，日記里難掩“以能力立足”的自豪。
亂世覺醒：一位中國女性的“反世俗”宣言
翻開譚韞嫻的日記，最動人的不僅是苦難中的堅韌，更是她超越時代的女性覺醒。在“女性以婚姻為歸宿”的年代，她明確寫下“以事業為寄托，決不隱埋家庭”，用行動打破世俗偏見。
AI生成的譚韞嫻工作圖
出身底層、家境貧寒的她，始終保持對時局的清醒思考。
日記中對日軍投降、重慶慶祝勝利、國共談判等重大歷史事件皆有記錄，她從“底層視角”反思“依賴他人勝利非光榮”；看到身邊友人因早婚被家務纏身、放棄學業，她更加堅定“女性要實現經濟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獨立”的信念，“誓以本身之力量，創造未來之幸福。”
她聽郭沫若演講延續文學夢想，從鄧穎超、宋美齡等人的演講中思考“新青年、新女性”定義，即便求職受挫、靠救濟金與友人資助度日，也從未想過用婚姻“改變命運”。
正如整理日記的馬立民老師所言：“她的日記里很少提及兒女情長，主線始終是學業、求職與自我成長，這種‘事業心’，放在今天也值得年輕人學習。”
歷史價值：填補空白的“小人物”敘事
目前，整理團隊計劃將日記出版。馬立民提及：“譚韞嫻本是歷史上的‘小人物’，若沒有這份日記，沒人會知道她的存在。但正是這份‘小人物’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了抗戰歲月里最真實、最鮮活的青年力量。”
這份日記不僅是譚韞嫻的個人生命記錄，更填補了抗戰后期知識青年研究中“集體記憶”對個體多樣性的遮蔽，展現了青年在“生存—學業—職業”鏈條中的主動性與局限性。
從“逃難學生”到“銀行職員”，她的身份轉換，折射出戰后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新可能”（考試制度帶來的公平機會）與“舊瓶頸”（人際關系、官僚作風的阻礙）。她在日記中所反映的“世人”與“世相”，“焦慮”與“憂傷”，及個人立世而選擇的“理性適應”，如考公、自學等，為理解1940年代青年群體的政治疏離與社會參與提供了新視角。
值得一提的是，她對“女性獨立”的追求，更跨越時空，與當代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訴求相呼應。
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這份日記的發掘與整理，不僅是對歷史記憶的保護，更是一次“與先輩的對話”——當我們讀到譚韞嫻在荒野中堅持學習，在競爭中奮力突圍，在世俗中堅守自我時，或許能更深刻地理解：所謂“英雄”，不僅是戰場上的英勇戰士，更是苦難中不放棄理想亂世中堅守初心的每一位“普通人”。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時譚韞嫻在日記中寫下：
間者太平洋戰事節節勝利，桂境失地全部收復。美國發明原子彈，首次投擲廣島，幾乎全部毀滅，日人畏懼。十號晚上，正值織布廠發薪之時，余手口并用，頭暈腦脹。忽傳來日本投降消息，狂歡不已，頓時忘覺工作之疲勞，舞之蹈之……
來源｜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 采寫｜戴琪 史料整理｜馬立民、羅皓月、梁琳 AI制圖｜孫峰 資料圖｜檔案館
編輯｜戴琪、張新燁 編審｜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