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大三升大四的階段，“保研”（正式說法是“推薦免試研究生”）都受到大學生密切關注。近年來，“拼保研”出現低年級化趨勢，不乏大學新生在入校之初，就對照所在學校制定的“保研”標準，有針對性地加以努力，以至于“宿舍全員保研”成為一類傳播范式。然而，最近“××學校，這個宿舍全員不保研”這一句式的流行，讓“全員保研”得到更多審視。
對此，一位大學生的觀點代表了不少年輕人的內心想法：大學要追求“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不是單一維度的“優績主義”；普通人身上也有很多值得挖掘的點，一些默默做事的“平凡榜樣”應該被更多人看到。
學術界一般認為，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在1958年出版的《優績主義的興起》最早使用了“優績主義”的概念。近年來，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等人深入探討了優績主義。在國內，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等人的介紹，讓“優績主義”走向大眾輿論場。
從“內卷”到“優績主義”，這些學術話語成為年輕人的流行語，反映出一類普遍的社會心態。讀懂青年的真實呼聲，才能更好地支持他們成長、鼓勵良性競爭，進而增強他們的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
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中闡述了他對優績主義的理解。他認為優績主義給兩類人群都帶來困擾——讓處于頂端的人感到焦慮和身心俱疲，同時產生“精英的傲慢”；而對那些被分類機器篩選掉的那些人來說，這又讓他們產生令人沮喪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敗感。劉擎進一步解釋說：“優績主義”本來是一種相對正向的道德理想，但當優績過度地支配了我們的社會想象和自我理解，讓其他重要的社會和人生價值（比如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友愛）都被漠視了。
“優績”當然不是完全消極的。在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中，主流價值都崇尚“擇優錄取”及“能者多得”。大學生點贊“全員不保研”，不是出于對學習的發泄，不是否認以保研為代表的成績評價模式，更不主張消極“躺平”。正如桑德爾所言，克服“優績至上”并不意味著優績不應該在工作和社會角色的分配中發揮作用。
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當“優績”成為“主義”，即單一的量化評價替代更廣泛多元的質化評價，非但難以創造預期的公平環境，甚至加劇了部分年輕人的不公平感。
具體到國內年輕人面臨的困惑，優績主義呈現出以下表現：
一是聚焦部分而忽視多樣性。拿“保研”來說，一些重點大學有30%的學生獲得推免機會已經算很高，很多普通高校并沒有那么多的名額。就算是報名條件更開放的考研，也是選拔性考試，也會篩選掉一大批人。“保研”和考研成功固然能夠證明成績的優秀，與此同時，應當鼓勵年輕人以不同方式探索自己的成功之道。如果僅僅出于直覺，認為某種單一的成功路徑能夠激勵大多數人，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二是讓競爭從手段異化為目的。競爭要實現公平，需要明確的衡量依據，有必要引入量化指標。但在有些時候，過于追逐競爭的結果，以至于把競爭當成目的本身，就可能讓人的行為發生異化。為了取得理想競爭優勢，就有人鉆規則的漏洞，利用制度欠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對此，縫補制度缺漏固然能夠解決一時的問題，但隨著制度之網越織越密，競爭的靈活性也會一點點弱化，讓“內卷化”的感受與日俱增。
三是產生不和諧的對立心態。在“優績至上”的作用下，大學生可能被分為“保研的”和“沒保研的”、“拿到獎學金的”和“沒拿到獎學金的”、“發論文的”和“沒發論文的”，或者籠統地說成“上岸的”和“沒上岸的”；在更廣闊的社會領域，“優績”也可能被引入住房、職位、身份地位等外在指標。聚焦于這些以“優績”導向的指標，可能壓縮不同群體本來擁有的理性對話空間。
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為競爭創造公平條件，是為了增強社會流動性。人們應當從局部的競爭中適當抽離，追求更高層面的公平流動。比如，近年來一些高校實施“自強計劃”“筑夢計劃”，讓邊遠、欠發達地區的優秀農村學子接受優質高等教育；再比如，有關部門為營造公平就業環境，嚴禁發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樣的招聘信息。通過有效的政策引導，為不同群體提供同等機會。
“優秀”的定義多種多樣，為不同領域、不同身份的年輕人鼓勁加油，告別單一化的“成功范式”，才有可能在根源上消除優績主義的消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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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王鐘的
來源丨中國青年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