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位于貴陽市南明區(qū)都司高架橋路的一棟民國仿西式建筑，迎來了一群特殊訪客。他們中很多人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是華東師范大學遍布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對于他們來說，貴州此行有著特殊意義。
1937年11月至1945年1月，大夏大學貴陽講武堂校門。（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 供圖）
赤水遷校紀念碑。 （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 供圖）
1924年6月，為求教育強國、光大華夏，大夏大學創(chuàng)辦于上海，主要資助人正是這舊居的主人——貴州興義人王伯群。
作為同盟會元老，王伯群自青年時代起追隨孫中山，組織參與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和南北議和，奔波于救國救民、追求民主共和之途。建校后，王伯群出任大夏大學首任董事長與第二任校長，在艱難時世中運籌帷幄，倡導“教師苦教、職員苦干、學生苦學”，僅用十數(shù)年時間便助推學校享有“東方哥倫比亞大學”之譽。
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再次改變了大夏師生的命運。為保存教育文脈，大夏大學與復旦大學組成抗戰(zhàn)時期第一所聯(lián)大——復旦大夏聯(lián)合大學，在烽火歲月中間關萬里，先遷江西廬山，后遷貴州貴陽，再遷貴州赤水。抗戰(zhàn)勝利后，于1946年遷回上海。1951年，以大夏大學、光華大學為主要基礎，華東師范大學成立，是新中國成立后組建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師范大學。
從1924年到2024年，百年風云轉眼而過。作為抗戰(zhàn)內(nèi)遷貴州最早、辦學最長的高校，貴州的許多地方志書里都留有大夏大學的身影。
據(jù)《貴陽市志》（教育志）記載，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冬，大夏大學由上海遷到貴陽，借南明河畔講武堂作臨時校舍上課，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大夏大學在貴陽時校長為王伯群，副校長為歐元懷，設有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教育學院。《遵義地區(qū)教育志》則記錄了大夏大學遷校赤水的經(jīng)歷：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寇壓境，獨山失陷，乃遷校赤水縣（今赤水市）。次年3月開始，部分與原赤水博文中學共校舍，部分在赤水縣城文昌宮等處上課。大夏大學遷赤時，校長王伯群不久病逝，由歐元懷繼任。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學在貴州辦學近9年，得到長足發(fā)展，遷來時300師生，離開時有1800師生，在貴州畢業(yè)學生共計1576人。這段歷史對貴州社會文化發(fā)展尤其是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而貴州人民也以博大的胸懷、無私的奉獻、飽滿的熱情，給予大夏師生一個安定空間。
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語，背后也許映射著波瀾壯闊的時代。那些實實在在的個體生命，在歷史的巨浪中，也曾經(jīng)劇烈碰撞，綻放光彩。
湯濤是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著有《王伯群年譜》《亂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時代》等作品，主編了《王伯群與大夏大學》《大夏大學：90年90人》《圖說大夏大學》等書籍。在他關于大夏大學及王伯群的研究文本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語：“世人每每提到大夏大學，就想到王伯群，王伯群與大夏大學不可分離。王伯群單槍匹馬，在國內(nèi)連年軍閥混戰(zhàn)、民窮財盡狀況之下，于上海創(chuàng)成大夏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屬罕見。”
大夏大學西遷貴陽后，1938年，王伯群在《大夏周報》的復刊詞中號召全校師生要善于利用貴州“重要之地理環(huán)境，發(fā)揮我大夏固有師生合作精神，以貴州為研究對象，在學術上有所新發(fā)現(xiàn)，貢獻諸政府，增強抗戰(zhàn)力量。”
在貴州辦學期間，大夏大學為財政部鹽務總局開設鹽務專修班；王伯群創(chuàng)辦聚康銀行、利民公司、仁岸和永岸川鹽運銷處并任董事長；大夏校友趙發(fā)智為貴州首次引進烤煙種植與烘烤技術，多方助力西南社會經(jīng)濟建設。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大量開展苗族田野調查，出版《貴州苗夷社會研究》《貴州苗夷歌謠》等，對研究貴州的民族發(fā)展史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也讓外界進一步認識貴州人。大夏大學教授馬宗榮、謝六逸主持的貴州文通書局編輯所，編輯出版188種、10余萬冊圖書，有力地促進了文化傳播、民智啟迪，增強民族信心。
從教育方面來說，1941年，以大夏大學教育學院為基礎，貴州成立的國立貴陽師范學院是今貴州師范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2000余畝花溪校區(qū)并入貴州大學，成為今貴州大學東校區(qū)的重要基礎。王伯群主持增設的大夏附中，后改為伯群中學并入貴陽一中。
1944年11月25日，王伯群與眾教職員代表在貴陽市護國路135號召開了第49次校務會議，就當時的抗戰(zhàn)形勢做出了大夏大學疏散至赤水的決議。時任副校長歐元懷憶述道：“十一月下旬，敵人窺黔南，貴陽震動，先生仍作遠大之決定，將大夏大學三遷于黔川邊境之赤水，赤水又水道通重慶，可沿大江東下，三次遷校是兼為復員時之準備的。”
星夜呈報，爭取疏建費；四處發(fā)函，尋求八方支援……今存于《王伯群與大夏大學》《赤水文史》中的一份份電報函件，記錄了王伯群在最后歲月中為大夏大學唱響的生命挽歌。
歷時三個月長途跋涉，取道重慶、鴨溪，大夏大學師生與圖書儀器全部安全抵達赤水，得到了當?shù)剜l(xiāng)紳和教育界的歡迎。1945年春，在赤水各界人士的熱心支持下，大夏大學以文昌宮為校本部，同時借省立赤水中學、私立博文中學、縣立赤水女中等部分校舍正式復課，直到1946年遷離。臨別前，由中文系教授陳湛銓撰寫的《大夏大學遷校紀念碑碑文》，立于赤水校本部，記錄下了這段西遷歷史。
仔細翻閱檔案資料，我們會發(fā)現(xiàn)除了王伯群，大夏大學的辦學歷史上還延聘了一批黔籍教授和附中校長，得到了一批黔籍大學和附中校董的資助。比如：著名社會教育家馬宗榮是貴州貴陽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科。大夏大學西遷貴陽后，他被聘任為貴陽文通書局編譯所所長。同為貴陽人的謝六逸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創(chuàng)辦人，受聘為大夏大學教授后，又被聘為貴陽文通書局編譯所副所長，主編《文訊》月刊和《貴州晨報》副刊《每周文藝》。
此外，貴州麻江人周昌壽畢生致力于物理學著作的編譯工作，是早期向國內(nèi)介紹量子論和相對論等物理學新成就的學者。編寫了系統(tǒng)的中學物理和大學普通物理教材。他是大夏大學的物理系主任，學校內(nèi)遷后，周昌壽留守上海，堅持辦學。
傳承文明、寓教于學，施教于民、佑啟鄉(xiāng)邦，當“東方哥倫比亞大學”在貴州群山間閃閃發(fā)光，使得華東與西南、學校與地方就此結下不解之緣。1947年，已回遷上海的大夏大學為紀念在貴州辦學歷史，將校內(nèi)麗娃河支河改稱“赤水河”，同時在河上修建赤水橋和貴陽橋。華東師范大學成立后，一批批走在麗娃河畔的貴州學子，如果知道這段歷史，也會去“赤水河”邊看看，在赤水橋或貴陽橋上合影留念。
百年歲月，弦歌不輟。近年來，華東師范大學與貴州始終保持密切的合作與友誼。2012年，華東師范大學在校內(nèi)重鐫大夏大學遷校碑。2023年，赤水市政府向華東師范大學贈送赤水丹霞石，上題寫“赤水橋”名。
今年是大夏大學創(chuàng)校100周年。5月16日，華東師范大學與貴州省政府簽署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旨在戰(zhàn)略決策咨詢、科研合作、學科建設、教育合作、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深化務實合作。隨后，華東師范大學校友們從世界各地匯聚到貴州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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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曹雯
來源丨貴州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