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母親出走的感受。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以及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墻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
在這座監獄的高墻里，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單親）兒童。
以上內容是媒體人袁凌的調查報告作品集《青苔不會消失》中一篇題為《高墻內外的留守》的報道的開頭。在這篇報道里，袁凌記述了多位留守兒童于教育、親情缺失的環境中長大，最終不幸墜入犯罪深淵的歷程。
彼時，袁凌跟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張丹丹一同探訪了這所男子監獄，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墻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研究結果顯示，留守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
張丹丹研究的對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前有留守經歷的人，即人們口中的第一代留守兒童。
這些年，留守兒童的整體數量雖在下降，但與第一代相比，二代留守兒童正在經歷怎么樣的生活，是否會走上父輩們的老路？我們還不知道。
上圖：生存環境的改變，很容易讓今天的留守兒童將自身與其他小朋友隔絕，甚至對立起來，形成留守兒童的孤島效應。
爺爺去世后
“你們是怎么看待我們這類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們？”2013年，張丹丹獲準進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監獄做“留守兒童與犯罪”調研項目。灰暗、陰郁的環境里，除了那一張張20多歲的面孔，一名服刑人員的這句話多年后仍然縈繞在她的腦海里。
2012年在北京大學任教后，張丹丹一直關注流動人口與犯罪問題研究。
“研究資料顯示80%的犯罪都是流動人口作案，流動人口是犯罪群體的主體。但是當我在城市層面上尋找城市的犯罪率和城市農民工比重之間的關系時，根據全國100多個縣級以上城市的樣本，卻發現在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既然農民工比例高并不必然增加犯罪率，為什么統計數據上顯示農民工是犯罪的主體呢？”張丹丹表示，要回答這個問題，只在城市層面上研究是不夠的，要落實到個體上，因為犯罪還是個人行為，要細化到這個層面才知道他們為什么會犯罪。
第一次去監獄時，張丹丹有些不安，帶了20多個男學生，還在當地經過了培訓。“到后來慢慢適應也就無所謂了。”她參照美國的監獄服刑人員調查問卷，翻譯設計出兩套關于犯罪認識的問卷，每套都有十多頁。
針對“留守兒童”這一指標，張丹丹設計了包括個人及家庭背景信息、犯罪歷史、心理及性格特質、認知、行為偏好等多個模塊的調查問卷。“要識別他們是否有留守兒童背景，就要問他們是16歲之前還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誰在一起，沒有在一起的時間有多長，為什么沒有在一起，是因為父母離婚還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張丹丹介紹道。
抽樣調查后，張丹丹發現有兩個因素顯著地影響著流動人口群體的犯罪行為。一個是出生地的性別比——如果老家男多女少，他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另一個是有無留守兒童的背景——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犯罪的可能要比普通農民工高出17.3%。
這個數字看似不高。但在2013年，張丹丹的調研對象平均年齡在29歲，往回推13年，即2000年時平均16歲。因此，他們大多屬于2000年之前被留守的第一代，大部分是80后。而當時，中國留守兒童的數量在2000萬左右。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留守兒童的數量達到6100萬左右。換言之，那十年里，留守兒童的數量翻了3倍多。
不同于一般經濟學家只看大數據，為了搞清楚“留守兒童到底為什么會犯罪”，張丹丹又從服刑人員的樣本里找了七八個符合條件的，比如16歲之前沒有跟父母在一起的，不同的犯罪類型，做了較為深入的訪談，“每個人大概都聊了3個小時”。
“我覺得他們在情感上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和普通人不太一樣的地方。”張丹丹講到了一個當時20歲出頭的男孩，因為搶劫被判了18年。小時候，他常年留守，怨恨父母，跟爺爺關系最親。入獄前，他在珠海通過做傳銷已經有房有車，還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直到有一天，得知從小照顧他的爺爺得了癌癥。他放棄在珠海的工作，趕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積蓄給爺爺治病，但老人半年多后就去世了。
“他整個人特別消沉，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依附于爺爺的。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整個人就一蹶不振了。后來他為了‘東山再起’，跟一個團伙合作搶銀行，幫人開車，結果被抓，判了十幾年。”張丹丹總覺得這跟他留守的經歷，以及親情的缺失很有關系，“他們的情感依附性都比較強，一旦這個東西被打斷，就會有一些影響”。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服刑人員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沖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沖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因此，這群人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于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
2015年，張丹丹和團隊還進行了女子監獄的研究項目，收集了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員的信息。“女性那邊，感覺留守經歷與教育不足高度相關從而影響犯罪，給定同樣的教育程度，留守對犯罪的影響就變弱了。”
而在張丹丹團隊針對深圳市男性城鄉流動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中，童年期間父母缺席的持續時間對子女犯罪行為產生顯著影響，父母每多離開孩子一年，子女成年后的入獄率平均會增加0.2個百分點。張丹丹團隊結合深圳調查時2.5%的入獄率，以及服刑人員樣本中7%有過留守兒童的經歷進行推斷，兒童每留守一年的經歷可導致調查地區（珠三角）的入獄率提高6.7%。
“我們做這個研究絕對不是說留守兒童一定會犯罪，只是說這個群體相對于沒有留守經歷的犯罪可能性會增加，我們不能歧視有留守經歷的孩子。”張丹丹強調道。
上圖：韓國電視劇《少年法庭》劇照。
新一代留守兒童的困擾
20 世紀 80 年代，由于打破了城鄉間人口流動的限制，出現進城務工潮，加之改革開放后第二次出國潮的出現，留守兒童問題逐漸凸顯。“留守兒童”的概念，最早是在1994年《瞭望》雜志的報道中首次提出。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教授崔麗娟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留守兒童社會適應促進與反社會預防研究”。她指出，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進城經歷了三個階段——先鋒階段、大眾化遷移階段和家庭化遷移階段。
在崔麗娟看來，大眾化遷移階段的農民工紛紛走向城市，把在城市掙到的錢再返回家鄉改善家庭住房，逢年過節給孩子帶回新奇的禮物，這一切會使大眾化遷移階段的一些留守兒童，對未來生活有一定的期待。當然，這個階段的留守兒童也會因為與父母依戀的斷裂，對其身心成長可能帶來不良影響，也因此，備受社會關注。但相對于家庭化遷移后的今天的留守兒童，他們的成長環境還是很不一樣，發生了很多變化。
首先，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隨著在城市逐漸穩定下來后，他們就想把孩子帶到城市，享受城市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給孩子更寬廣的視野，希望孩子未來能成為城市人，于是城市出現了大規模的流動兒童，很多留守兒童離開農村，跟隨父母在城市學習和生活。
在大眾化遷移階段的留守兒童，其生活的農村社區和學校，周圍多是跟自己一樣的留守兒童，而家庭化遷移后的今天，其生活的農村和學校，留守兒童越來越少，他們成為群體中的少數。
生存環境的改變，很容易讓今天的留守兒童將自身與其他小朋友隔絕，甚至對立起來，形成留守兒童的孤島效應。所謂孤島效應，是指個體心理自我封閉的一種狀態，不愿意融入群體，從而導致個體出現“喜悅無人分享、痛苦無人關注、利益無人在意”的狀態。一般而言，有“孤島心理”意識的孩子，很容易產生內向、沉默不語等外在表現，又容易形成焦慮、自卑等內在心理特征。
其次，家庭化遷移階段，在城市打工的父母沒有把孩子帶到城市，可能是父母自己在城市尚沒有穩定，或者是父母在城市穩定了但離異了，前者會讓孩子感受社會排斥，后者還會讓孩子感受家庭排斥。這樣的留守兒童，恐怕對未來很難有期待，而穩定的經濟來源的缺乏，也使他們成為社會中最貧困的兒童。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給留守兒童的自我適應帶來困難，影響其對生活的幸福感、滿意度，還有自信、自尊的發展。
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農村，涌入城市，越是偏遠的農村，年輕人越來越少，孩子越來越少，由此更不太會投入資金為這些所剩不多的農村社區孩子配備少年宮、配備少年兒童活動中心等，出現了留守兒童社區空心化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留守兒童健康的社會交往，缺失了來自社區或社會生活環境對留守兒童身心健康成長的支持與引導。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尹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則表示，一方面農村大規模的學校合并，讓孩子需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讀書，或者需要住宿，無形間跟家里父祖輩的接觸也少了，“這代留守兒童面臨的依戀斷裂更嚴重”。另一方面，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變得多樣，現在的留守兒童回到家可能更沉迷網絡，也比以前更不聽話了。
兩位專家都認為，犯罪與否跟年齡沒有太大關系。青春期的孩子由于情緒比較躁動，做事不計后果，比起成年人，一旦犯罪可能更“腥風血雨”，更殘忍，“但我們也不要去污名化留守兒童”。
“為什么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容易犯罪，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更容易遇到挫折。受制于社會資源或自身教育水平，他們在滿足的需要的過程當中就更加容易受挫折，以至于把這樣一種挫折歸咎于社會不公平。”崔麗娟解釋道，這種情緒若對外，就容易產生憤怒，導致人容易犯罪；若情緒向內的話，就容易產生抑郁，甚至自殺。
上圖：2023年，湖南省寧遠縣大元自然村的大元社藝術文化交流中心。志愿者通過藝術活動與留守兒童互動。
如何預防？
近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行“兒童早期發展與未成年人犯罪”專家座談會。在主旨演講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從非認知技能發展視角，解釋了留守與未成年人犯罪的關系。
所謂非認知技能，指的是個體在心理學和經濟學方面進行自我情緒管理的能力，也叫執行功能，包括行動前的認真思考、管理憤怒、抑制沖動等。如果人們能在正確的時間、地點很好地應用非認知技能，則可能避免許多激情引發的暴力事件發生。
赫克曼教授介紹了美國自1962年就開始實行的一項社會實驗——“佩里計劃”。其實驗對象是當地有色人群、低收入人群和單親家庭的3至4歲兒童。實驗者把同等智力水平的孩子隨機地分為兩組，對實驗組進行每周五天的開放式教學與每周一天的教師入戶家訪，并鼓勵家人與孩子交流溝通。
從1962年至今，實驗團隊追蹤受試孩子50余年。“佩里計劃”的目的是測試早期教育對孩子日后發展的影響。實驗結果表明，實驗組孩子在其日后的發展上許多方面勝過對照組。
令人意外的是，長期的追蹤數據也表明，實驗組的孩子犯罪活動的參與率顯著降低，而且即便有犯罪行為，其程度也較輕。
“佩里實驗”證明了提升兒童早期養育驚人的效果與影響，也告訴人們，“壞孩子”并非天生如此，對兒童進行早期干預，能夠從生理和心理等多個層面提高個體適應社會的技能，進而提升其與外界互動的質量，甚至避免許多犯罪的發生。
事實上，在充滿人際互動的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都不是社會議題的局外人。
根據2023年8月教育部發布的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是1550.56萬。這就意味著，目前仍有1550萬個16歲以下、連續三個月以上由農民父母托留在戶籍地家鄉，通過父、母單方或其他親屬監護的少年兒童。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家，崔麗娟覺得應該擔負讓人們生活＝得更美好的社會使命，這也是她致力于研究留守兒童社會適應促進與反社會預防的動力。
“讓留守兒童覺得通過努力需求可以達到滿足，只要有這種期望感，就可以降低他們犯罪的可能。”崔麗娟表示，現在各個部門，包括民政、婦聯、共青團，還有一些企業，其實都在持續幫助留守兒童，“但仍存在一些地方重復救助，一些地方救助空白的情況，管理效率很低，如何讓各個責任主體間不要相互孤立，能有一個組織統籌來讓每個留守兒童盡可能都能從中得到社會支持，我覺得很重要”。
尹琳則提出，政府層面從經濟政策的角度，可以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讓人們能就地就業；學校層面要加強對孩子的生命教育；從家庭本身，如果父母要外出打工，需要建立一個“監護代理制度”。
“現在一般是委托給家里的老人，但我覺得發揮不了作用。是不是可以讓村委會，或者村里比較德高望重的人來擔任代理監護人？”尹琳表示，此外還需要增加留守兒童課余健康的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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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應琛
來源丨新民周刊
編輯丨錢夢童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