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潘文國，浙江寧海人，1944年生于上海。語言學家，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二級教授，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名譽會長。1967年本科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英國語言文學專業，1981年碩士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漢語史專業。先后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對外漢語系（對外漢語學院）。著有《韻圖考》《漢語音韻學引論》《漢語的構詞法研究》《漢英構詞法對比研究》《漢英語對比綱要》《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等，發表論文300余篇。作者供圖
2002年，潘文國（右）在英國拜訪《紅樓夢》英譯者霍克斯及其夫人。作者供圖
“黃忠廉，大會總結你來做？！”是問？是令？在會議茶歇室，當著一眾專家學者的面，潘文國就這么定了。這事發生在2002年，一場全國博士生論壇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他是承辦方負責人之一。
“好的！”我嘴上答應著，心里卻想：完了，不能輕松聽會了。兩天的會，我老老實實聽完，宏觀勾勒，微觀抓新，大會閉幕式那天，以《七大問題 三大特點》做了小結，但愿未負信任。
“過渡的一代”
“我始終覺得我們這一代只是過渡的一代，我們既缺乏前輩那樣的扎實功底和深厚學養，又缺乏年輕人那樣的闖勁和視野。”潘文國此話既是謙辭，也是內心真言。
潘文國生于上海，啟蒙早，識字多，少時讀書泛而雜，未經系統的國學教育，卻迷上了古典文學，不事新詩，獨愛舊體。入高中，對古詩的興致未減，還愛上了數學，身為學習委員，他組織幾位同學將數學教材內容與公式列表匯總，供全班使用。
他與中外語文結緣，得益于高中時三位語文老師的青睞與傳遞接力棒式的培養，作文常被當作范文朗讀。受英語啟蒙老師金峰從語音到氣質三年一貫的深刻影響，高中才學英語的他成績長期位列全班第一，班主任夸他是雙語“絕對權威”。這可是對一位少年的最高褒獎！
年少的潘文國就已懂得讀課外書的重要。中學時代，他閱讀的種類與數量均超越同班同學。他負責全班圖書借閱，同學交來的借書單就是他的參考書目。他借讀同學所讀之書，擴展了閱讀面，明確了閱讀點，進而積累了閱讀量，廣涉中外文學、歷史傳記、音樂、美術、科普常識等。視野開闊的優勢，一直保持至今。
1962年考大學，他選復旦。文理俱佳，他最終入了外文系。大學五年，他學得如癡如醉，畢業趕上“文革”，等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被分配至江西一所公社中學，教的卻是語文。后來恢復外語教學，他被調至南昌師范學校，才開始教英語。1978年他考研回滬，1981年留華東師大任教，1988年留學英國，如期歸來。面對有人“為何不留在英國”的不解之問，他答曰：“I love English, but I love Chinese more.”（我愛英文，但我更愛中文）“中國人學外語，學外語為中國。”學人愛國，學術報國始于所愛，沒有比這更能表達他心跡的回答了。
潘文國雖然自謙是“過渡的一代”，卻是幸運而幸福的。人生之幸莫過于圓夢，尤其是實現夙愿。少年多夢，高三寫的作文里，他夢想用英文向全球譯介中國古典文學，那是1962年。時隔幾十載，一語成真！近十年來，他初心復燃，將研究興趣轉至中國文化外譯。回首過去，他不禁感嘆：“我的‘古今中外’，其實在那時已埋下了種子。”60余年來，他先學英語，后教研漢語，研究語學，兼涉譯學，跨入文學文化外譯領域。九九歸一，人生軌跡與事業發展的邏輯高度合一，經典外譯成其“最好歸宿”，他圓圓地畫了一個完美的圈，恰如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前會長羅選民所言：“文國先生的學術研究以博古通今和兼賅中外為特色，在學界獨樹一幟。”
“揚長避鋒”
超凡之人必有超凡之道。潘文國少時讀書成長已有所不同，問學生涯也迥異于常規，往往有意避開或偏離尋常進路，獨辟蹊徑。最典型的要數1978年他報考華東師大碩士研究生時的選擇。英語專業畢業的他，教過英語，報考本專業當是最佳之選，可他卻轉報了冷門的漢語音韻學。“其實這是我的‘揚長避鋒’之舉”——他認為偏鋒取勝的概率更大，原因有四：不想與返城的同窗擠獨木橋；音韻學自己不懂，多數中文專業的學生也不太懂；自信有古詩詞基礎；外語絕對占優。結果他完勝，以全校總分第一考入。眾所周知，漢語音韻學至今仍屬“冷門絕學”。這顆劍走偏鋒而最終得勝的大腦，是何等清醒！
讀研之始他就鉆音韻學，語學研究開啟于微觀，即音韻學理論的核心——等韻學。其碩士論文《韻圖考》居然寫了17萬字，起步就與眾不同，完全是碩士自當博士讀！可見其抓本、溯源與攻堅的意識。這種敢啃硬骨頭的意志奠定了他科研高起點的基礎。
面對其學術成就，我們曾認為，不研究更多具體問題、有別于當下研究的主流，不是他不能為，而是來不及為，因為他讀碩時已是34歲。事實上我們誤解了——潘文國清醒地認識到，“散錢”固然重要，“錢串子”更重要。他不僅研究一般問題，更側重于研究規律性問題。他特意追究宏觀性，由木見林，躍居高端通觀全局，幾十年堅持宏觀重于中觀與微觀，漢語研究如此，漢英對比研究亦如此，翻譯研究更如此。這種戰略格局對學界具有引領性作用。
潘文國愛走“偏鋒”，既是學來的，也是悟得的。他入復旦時，外文系名師云集，而令其念念不忘的是三年級精讀課老師劉德中。與重課文內容的主流不同，劉氏“中心詞開花法”偏重詞義和用法。越到后來，潘文國越認定這是最佳英語教學法，理由很充分：英語語法章法相對簡單，“再笨的人一兩年也學會了”；而詞匯與習慣用法“是要終生花氣力的”，至于課文，“本來只是起個引導作用”，將重點定于回答課文內容，他認為是“舍本逐末，得不償失”。因為有如此特立獨行的老師，才有如此清醒的學生，難怪復旦誕生了葛傳椝、陸國強、陸谷孫等一批詞匯學或辭書大家。
習得的偏方成了問學良方。研究生畢業后，他教了七年古漢語，“中心詞開花法”用得得心應手，進而發現由音韻而文字，循字、詞、句、章、篇之次而貫通全文，是古文學習的基本方略。他繼續深掘，發現中外語文學習相通之處并非語法，而是字詞。這一偏得催生了潘氏“字本位”觀。于此之中，他廣讀古籍，夯實小學基礎，擴展國學知識，正如他所言：“我從小學入手的途徑卻與時下很多談國學的學者不同，從字詞入手更容易有新的發現和創見。”
潘氏的研究成果，不是三五萬字的長文，就是對研究作鳥瞰，或是將文章擴展成書。1988年，他留學英國，合作導師建議他系統研究構詞法。導師之一現身說法：研究問題，須全面透徹地掌握資料。于是他放棄寫零星論文的念頭，盡力找全海內外文獻700余篇（部），耗時近兩年，摘錄的內容、寫下的筆記達數千頁，以此為基直接著書。一年后回國，僅完成的綜述就超過40萬字，他索性先行將其單獨出版，得《漢語的構詞法研究：1898－1990》。正是這難得的訓練，奠定了潘文國善于綜觀、梳理歸納、掌控全局的思維能力，而這一能力至今仍為中國語言學界所亟須。
與統括能力相伴而生的，是史料整理能力。他深刻認識到：“一定要重視基本知識和材料的積累，有時需要用一些最笨的方法，做最枯燥的工作。”潘氏研究方法的特色是窮盡史料，以梳理激活史料，繼而慢工出細活、出精活，看似“笨”，成就卻大。所練的功夫看似“偏”，實為硬功、基本功。
英漢互譯，他也有所偏向，“以漢語為本體”始終是其所持的立場。中國文化“走出去”，他早已踐行，還有代表作——上下兩冊的巨著《中籍英譯通論》。理論與實踐，他又是典型的知行合一者。他漢英互譯方面的譯作有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1998）、《赫茲列散文精選》（1999）、《朱熹的自然哲學》（2003）等，他以“深入淺出”解析漢籍英譯的過程：“深入”，指理解漢語原文要深刻；“淺出”，指理解原作后用淺易且便于接受的英語表達，既求地道，又適度轉化。
潘氏的獨到見解也體現于教育觀，如“本科打基礎，實踐能力為主；碩士生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博士生以純理論為主。考本科看學校，考碩士看專業，考博士看導師”，本科階段重氛圍與基礎，碩士階段重專業與人生規劃，博士階段重經師更重人師。
上述種種，看似避“鋒”，實在磨“鋒”，或在隆“峰”。他獨創了一條“以哲學為基、借歷史作鑒、從漢語出發”的漢英對比、甚至是漢外互譯的研究之路，《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為題記，足以顯其志。
“我基本上做到了”
自步入語言研究領域之初，潘文國就明確了目標與主張，一定要做到“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語言與文化打通”。回眸來路，他說“我基本上做到了”，充滿了學術自信與人生豪情。
中國語言學界歷來存在“兩張皮”現象。所謂“兩張皮”，即外語界與漢語界“老死不相往來”，呂叔湘、許國璋、王宗炎等前輩都曾對此作出批評。潘文國則指出古今漢語研究、語言與文學研究也是“兩張皮”。“兩張皮”見木不見林，既阻礙各自研究的深入，也難窺研究對象的真正面貌。潘氏“三個打通”正是以此為“的”而放矢。
前述“三個打通”與潘氏的成長一脈相承。首先，他做到了學貫古今，其成長過程即是佐證。此外，面對典籍英譯“兩頭熱，中間冷”，潘文國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是文化傳承的關鍵期，不探研宋代，難明中國之根本。為此，他身體力行，主編“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系列”叢書，填補對外英譯的空白，推動文化“走出去”，讓中華文明遠播全球。他約請楊國榮、莊輝明、陳引馳、陳大康等知名學者撰寫介紹《朱子全書》《資治通鑒》《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的專書，再請有傳統文化素養的英語專家將其譯成英文。在這套叢書中，他親自譯介了《〈朱子全書〉及其傳承》，以作范例。
漢語研究是潘文國的本業與基業，其古今研究代表作有《韻圖考》（1997）、《漢語音韻學引論》（1992）、《字本位與漢語研究》（2002）、《漢語的構詞法研究》（1993，2004）等。最后一本繪就了漢語構詞法研究“五合一”的新格局，即漢語構詞法由析詞法、借詞法、造詞法、分詞法與用詞法五部分組成。該書1993年在臺灣首次出版，引起很大反響，為其在海外中國語言學界奠定了地位。
潘氏學通中外的成就更是享譽漢外語兩界，主要體現為中外文化對比研究。其代表作多部，如1990年的《漢英構詞法對比研究》灼見頻出：對比以漢語為本體；漢英基于單向重雙向；宏觀對比更重要；漢語語法“隱”而“柔”，英語語法“顯”而“剛”；宜從哲學與思維層面認識語言；音義互動……在此基礎上，潘文國1997年推出了《漢英語對比綱要》，2006年的《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繼而上升至歷史與哲學的高度，總的觀點為“對比語言學的最終任務就是要在所對比的具有或大或小的差異背后的、作為人類語言的共同性，以此來作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們共同友好相處并進行互相交際的基礎”。
正是基于中國傳統，潘文國探索與發展了語言研究的“中國路子”，還催生了“副產品”——譯學研究。他從語言到文章，以文章學重釋嚴復的“信、達、雅”，啟用傳統術語“義、體、氣”，創建了中國特色鮮明的“文章（學）翻譯學”，令譯學界耳目一新。同濟大學教授陳琳認為他提出的“翻譯就是做文章”的論斷“凸顯了翻譯的書寫性與創作性，強調了譯文的文采性與文體性”。上海大學教授尚新綜觀其成就，說：“他對中華優秀傳統的傳揚，有機融合了國際前沿研究，成就了先生在國內及國際上的‘一家之言’，樹立了其所涉研究領域的‘中國氣派’。”
古今中外的會通多基于語文打通。在此，“語文”囊括語言文字、語言文章、語言文學、語言文化，乃至語言文明。古今中外語文研究，潘文國一直耕耘于這五個層面，只是時分古今、地分中外而已。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會長期間，他一直強調：語言要中西相較，比其差異；文化要中西有機結合，取長補短；理論要放眼全球，不可偏食。早在2006年，潘文國就撰文《語言學是人學》，并斷言：語言學須定位于人文學科，研究應體現人文關懷。
正是從中國文化外譯出發，他深究了“中國文化”問題，以傳統目錄學為羅盤，全面梳理中國文化，匯成《經典通詮：經史子集的文化釋讀》一書，指出“經史子集”四部體系鑄就了中國文化框架，并貫穿了“國家治理”精神。潘文國如同橋梁，跨越中外語文兩岸，促進了中外思想與文化的交通。2002年他訪學英國，合作導師蒙娜·貝克教授對潘文國敬重有加，破例將辦公室讓他使用半年。據河南師范大學教授趙文靜回憶，訪英期間潘文國多次應邀到多所高校演講，訪學成了講學，促進了中西語文的深度交融。
憑借“三個打通”，潘文國在古今中外語文研究中游刃有余。他善選題、勇挑戰、敢批判，頻發學術之聲。譬如，針對文化外譯的問題，他提出中國文化輸出的新思路，即“重返原生態的中國文化架構”“理清源流”“精讀原典”“正校譯名”，再經“會通”以達“超勝”，聞者嘆服。
潘文國崇尚“誠”字，待人以誠，為學亦以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始終貫穿其學術研究與著述全過程。譬如，他關注中文使用狀態，為化解中文困境提出系列對策。對學科分類過細的問題，他認為應該注重“寬”“廣”的教育，而非只重領域的深度研究。他強調應立于國家戰略高度認識翻譯的重要性，主張從漢語與中國文化本位出發，關注那些涉及中國文化核心內容與核心價值的非文學作品。
他堅信真理，有一說一，言皆由衷。古今中外，他都持理針砭，直抒己見。在西方學界影響甚大的“語言工具論”“語言自治論”等均是他批評的靶子。面對中國現代語言研究與傳統漸行漸遠的狀況，潘文國深為擔憂。他認為，中國語言學尚無本體語言學和語言理論，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語言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需要學界堅定而持久的努力。他批評語文庸俗化、重語輕文、厚今薄古、“科學主義”、語法中心等，呼吁從實踐到理論、從傳統到現當代都要立足中國，建構中國的話語體系，發展中國特色語言學。他多次強調要擺脫對西方論說的過度依賴，尖銳指出：有人過于崇拜西方理論學說，“視國外為國際水平，奉西方為學術前沿”，缺乏民族情懷與自我認可。河南大學教授牛保義因此評價他“學術眼光犀利，具有大家風范的學術霸氣，敢于挑戰常識和開創新路，具有強烈的學術勇氣”。
“讀譯書屋”
潘文國給人的直觀印象是：語速快，思維快。他有口才，筆頭也厲害，能把思想說得清、寫得明，又富有文采。文章篇篇有看頭，著作部部有內涵，不說大話，更無假話。所談皆為真問題，不用或少用描述性詞語，多用準確的科學術語，讀來又不感覺枯燥，以至復旦大學教授何剛強說潘文國“是一位才子型學者，他的文字充滿靈動和美感”。
在我們看來，他是活在當下的古人，身上有股“士”氣。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戴汝潛介紹，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潘文國批駁一些他不認同的所謂“理論”，批得極有風度與氣度，口吻一如既往不溫不火，儒雅而睿智。
2023年，潘文國把家搬進養老社區。那個社區環境幽雅，風景宜人，醫、食、住等一應俱全，他拋開萬事紛擾，只管“好好活著”。“好好”二字，就是讀好、譯好、寫好中外書文。社區里還有一道因他而生的別樣風景——“讀譯書屋”：一張茶幾，一圈沙發，四壁一萬余冊圖書皆由他獻出，既自用，也供他人品讀。在窗的兩旁，他自題一聯“讀今讀古通千載，譯外譯中會萬邦”。
潘文國一直在中外學術間披荊斬棘，在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傅勇林眼里，他做到了“‘持平入妙，銖兩悉稱，良無間然’‘發前人所未發，開一代學風’‘發潛德之幽光，啟來哲以通途’”。因其博學廣識，曉古知今，通達多科，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王寅別出心裁，送了他一個親切的雅號——“潘子”。
閱讀原文
作者丨黃忠廉 南美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教授；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來源丨光明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