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經典中，唐詩享有很高的、廣泛的當代認同。它不僅創造了一種語言的藝術，還撐開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浪漫高華。
唐詩學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唐詩發現了無限。”這里講的“無限”，不僅是一個物理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一個精神的空間；不僅簡單指某個人，更指向整整一個時代的壯闊氣象。
盛唐氣象的核心，是少年心，是具有生命朝氣的青春心靈。宋代有宋代的美好，明清有明清的精彩，如果說“少年心”，在我看來恐怕是盛唐時代的華夏心靈。我將其稱之為“十字打開的精神空間”，橫向與豎向打開，一橫左右是蒼生與家國，一豎上下是國史與宇宙。
少年心所系念的是天下的蒼生。盛唐時代的讀書人，蒼生與家國是連通一體的，歷史與宇宙是上下貫通的。譬如李白，心接千載，讀圣賢書，做豪杰事，又上通宇宙，“風煙望五津”，歌詠宇宙的遼闊。“你心中的一團錦繡，終有脫口而出的一日”，是浪漫高華的青春抒放。
這是一種特別的詩美學。經過先秦的《詩經》《楚辭》種子孕育，魏晉南北朝的青澀生長，一直到唐代，中國特有的興象詩學真正成熟了。
殷璠《河岳英靈集》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唐人選唐詩”。河岳英靈，意為大地山河的精靈。“神來、氣來、情來”是殷璠評價李白的，“興象”則是他對整個盛唐詩歌的一個評價。
宋代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了另一個很重要的盛唐詩美學，即“興象風神”。他是真正奠定唐詩美學核心概念的人。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還提出一個概念，叫“格高調美”。后來，“格高調美”就成了對盛唐詩歌專有的評價。格，詩歌的精神內涵；調，詩歌的音節唱嘆。襟懷灑然，高舉遠蹈，又一唱三嘆。
再具體一點，興象詩學的內在結構有兩個部分，我將其稱之為“相間”與“交錯”。兩兩相對的要素，既相區分，又相聯系。區分，叫作“相間”；連接，就叫“交錯”。
比方說“興”，主要是講人的心靈感發；“象”，主要是講大自然的物象。兩個東西，一個是外在的，一個是內在的。當它們區分時，叫“相間”；交織在一起，就是“交錯”。意境也有兩項內容：一個是“情”，一個是“景”；一個是“意”，一個是“味”。“格高調美”也是，“格”偏向于內涵，“調”側重于形式。
律詩是盛唐詩中頗為成熟的一種詩體，包含七律和五律。它的底層邏輯是平仄、對偶，即聲音與意義各自的“相間”與“交錯”。“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為什么不能是“石頭流”呢？因為“上”與“間”同為方位詞，這是詞性的交錯；而“上”是仄聲，“間”是平聲，這是聲音的區分。“月”與“泉”是天上地下的區分，“明”與“清”又是天地間美質的交錯。律詩就是“相間”與“交錯”不斷流轉融合的藝術。
懷素的書法，形就是講書法的結體、點畫，神就是流轉在其中的韻律、元氣。好的書法，一個是“相間”，形與神各自有成立的理由，彼此對照，彼此區分，互為對象而存在；另一個就是“交錯”，相互對照而存在的兩元，彼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發生一種錯綜交互的關系，融合在一起。
更加追根溯源一點，什么叫“文”？《說文解字》解為：“錯畫為文。”中國文化中的“文”，核心意義就是“相間”與“交錯”，既區分，又連接。
唐代的“興象”是真正的詩性精神，不是溝通人神，而是溝通人心與人心，是大地人心之間的溝通以及大地萬物之間的交錯。詩歌就成為連接山河萬物的一個精靈。
電影《長安三萬里》劇照
浪漫高華，還源于“精神空間的伸展”。
《河岳英靈集》講“神來、氣來、情來”，準確表達了李白生命直上直下的元氣，充沛的想象力，強烈的抒情姿態。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完全可以用這三個“來”加以概括。這是盛唐詩人的一種標志性特征，精神空間一種向上撐開的美。
陳子昂的《修竹篇序》，用“氣骨”和“剛健”來描繪盛唐的詩歌美；《文鏡秘府論》講到“飛動體”，也是精神空間的伸展。杜甫的“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這兩句詩里包含著不一樣的兩個東西，既相區分，又相交錯。寫生命的自尊自愛，卻透過反襯來寫：一個是生，一個是死；一個是沉醉，一個是覺醒；一個是靈妙的鬼神，一個是寂然的溝壑；一個是高歌，一個是饑餓。相當不一樣的兩件事，卻又神奇地連接在一起，一個因為另一個而尊貴、而驕傲。
如果沒有個人生命意識的張揚，沒有生命向上的撐開，那就沒有“高歌”，也沒有“鬼神”。這個精神空間在盛唐那個時代打開，給人一種期望，給人一種遙想。
在唐代詩人中，高適做官做得很高。他有兩句詩極有名：“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恐怕只有盛唐詩人才寫得出來，表達了一種對未來、對人生命運能夠去把控、去上升的一個精神空間。
岑參是最具代表性的邊塞詩人之一。唐朝在安西設立都護府，經營河西走廊。詩人說：“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一路向西，有詩與綿延不盡的新精神空間的展開。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畫面感充滿著磅礴的生命力、向上的生命力。“大漠孤煙”也好，“長河落日”也好，其實都是一種生命的意象，是詩人內在生命力的一個形象外化。又如“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猶如流動著、飄飛著，在山嶺、山河之間的一個精靈。
“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也有兩項元素：一個就是“水窮處”（斷仄的空間），一個是“云起時”（飛揚的時間）。詩意可以這樣翻譯：只有行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方，才會有云起云飛的生命。這是一個流轉起落如航拍的意象與畫面，時間轉化為空間。表面上看，它寫的是一個人在山水間行走或者靜觀，實際上是典型唐人的精神圖式。
僅就王維的詩歌而言，我們可以用“有”與“無”來概括。“有”“無”之間其實是不固定、不確定的。恰恰在這種不確定當中，我們可以得到緊張的一種松動、生命的一種展開。“有”與“無”也指向動與靜、生與死，可以相互地交錯、相互地強化，形成一種生命的張力。唐詩的這類意象，有變化流轉的時間和空間，有對生命真實的還原與承受。
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中國詩歌史》前言，引到“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他解釋：這里，不僅詩行之間，而且在每一詩行當中動與靜、生與死都彼此照應。在空間（就是“水窮處”的“處”）和時間（就是“坐看云起時”的“時”）當中，人積極的運動，變成沉思的觀察。反之，漸漸的逝去（窮）的自然（水）聚集到時間的一個新的起點。于是，人積極地走過死亡的“陰”的空間，變成生命的“陽”的時間。在其中割舍了外表，而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一種內省的生命力。洞見到“一種內省的生命力，在精神上顯示出活躍的生命力”，就能夠進入王維詩歌所表達的盛唐精神圖式。
再看大家更熟悉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今古茫茫，宇宙無限，“吊影孤危，百感交集”。錢鍾書說，只有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到來的時候，才會有一種使命、一種擔當，才會有一種生命的省視回顧，由此產生一種莊嚴、充實。這個時候，詩人就會有一種英雄感、一種身份的認同。
李白《月下獨酌·其一》里最后的一句“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為什么叫“無情游”？其實是一種生命的意氣風發。“相期邈云漢”就是我們在遙遠的天邊、在宇宙的深處來會面。這可視為盛唐人特有的感覺，我稱之為：一個叫“體無”，一個叫“傷孤”。
德國哲人康德說，人看這個世界的“看”，從來沒有無概念的經驗世界。也就是說，任何人在看世界的時候，頭腦中一定預設了一個概念的框架。用康德術語說，就叫先天圖式。時間、空間，就是先天的概念框架。運用這些東西，你才能夠理解，才能夠看這個世界。
不僅是詩，整個盛唐皆有浪漫高華之美。這可從四個維度看，每一個維度皆表明盛唐時代文化精神的張力與充實。
第一個是文質彬彬，南北文化的融合。
經歷了400多年的天下紛爭，社會民生的黑暗、道德生命的分斷、政治生命的漂泊、士人生命的向下墜落，讓“杏花煙雨江南”和“胡馬秋風冀北”終于有了整合的自覺。
從氣質上說，南方偏“文”，北方偏“質”，“文質彬彬”是時代的理想。到了盛唐，它得到了“合其兩長”的新結晶，包括盛唐詩歌、書法、建筑。李白在《古風》中提到的“文質相炳煥”，表明了這是一個時代的自覺。就此，中國人的精神意態，真正擺在了長江南北這樣一個廣袤的大空間里。
第二個是國家與個人之間一種發展的平衡。
“傾全力經營西北”，是初盛唐時代的意識形態。陳寅恪先生分析，唐代傾全國之財力經營西北，代表著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從唐中宗時代開始，科舉考試制度建立起來了。當時，這個制度能夠激發廣大讀書人的創造活力。它用一種高的教育、高的文明去召喚年輕的生命、年輕的心靈向著文明的方向去發展。
“文”和“野”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分疏。用錢穆先生的話說，中國文化歷史貫穿著一個強大的生命力，那就是士人、讀書人地位的提高。無論是百家爭鳴，還是崇尚經術，抑或看重清議，背后都是讀書人地位的提高。權力向讀書人開放，讀書和文教成為一種文明的力量，從此在歷史上制度化了。
“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尚賢、納諫。唐太宗說：“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為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文化價值。白居易的《策論》說“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而始矣”，就奠定了唐代政治文明的一個基礎。
第三個是開放進取的文化活力。
盛唐時代，比漢代還要開放，跟300多個國家、地區有來往。因為有開放，國家才更有活力。
當時的長安城朱雀大街寬達150—155米，迎來送往各地使節。當時，長安與西方的許多城市都有聯系。
唐代長安有很多寺廟，還有道觀、女觀、胡天寺等。其他城市，像泉州、揚州、廣州、成都，也廣建寺廟。
第四個是傳統與創新。
這里必須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悠久積淀，厚積而薄發。詩歌代表著一個民族精神的飛揚的生命。
從建安時代起，詩歌就開始受到重視，形成了重要的詩人群體，以曹丕《典論·論文》中“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標志。
另一個標志性著作就是范曄的《后漢書》專列《文苑傳》，標志著文人的活動與君王、武人和貴族一樣規格了，意味著詩人可以參與歷史。
到武則天時代，“以詩賦取士”的制度成為一個新的標志，改變了原先通經致用的方式。這一時代，只要寫上一首好詩就可以博取功名，正所謂“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
最后，我想用唐代詩人王灣的詩句來概括盛唐詩人心靈的樣式，那就是“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里，一共有三大要素：
第一個，唐人所認為的天地之大美、自然之偉觀一起來到人間。黎明、春天、新年這三樣美好的東西，使人間成為美好的存在。
第二個，生命化的大自然。“海日生殘夜”的“生”、“江春入舊年”的“入”何等日常、簡單，但它背后的精神意態是用熱情奔放的生命活力，去擁抱一個新的時代。
第三個，詩歌背后有宇宙人生的哲理，經典地體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中國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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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胡曉明（上海交通大學特聘訪問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所研究員）
來源丨上觀新聞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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