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深刻闡述，極大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中國式現代化”概念意蘊豐厚，將對人類反思現有文明形態、探索文明新形態產生革命性的深遠影響。它的意義，既是中國的，同時又是世界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初步構建，標志著中華文明自我理解的一次升維提級，標志著世界現代化概念的一次升維提級，標志著人類思維的一次升維提級，最終必將在實踐中促成人類文明形態的升維提級。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不斷吐故納新，生生不息。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古今中西”之爭大背景下，中華文明開始了自發端以來前所未有的艱難蛻變。學習西方現代文明，實現后發現代化，一時成為我們理解中華文明現代更新的通行范式。依此范式，中國向西方學習，先是學習器物（如洋務運動歆慕“船堅炮利”），然后學習制度（如中華民國廢除帝制），進而學習觀念（如新文化運動表彰“德先生”“賽先生”）。依此范式，中西方處于同一文明發展歷程中的不同階段，西高而中低，中國落后而西方先進。依此范式，現代化=西方化：19世紀中葉之后，以工業化和民主政治為代表的歐洲現代文明成為世界新文明的典范，開始對世界其他文明產生壓倒性影響，而世界其他文明舊形態面臨解體，無論是接受還是反抗西方文明都必須通過西方化來實現現代化。西方似乎代表著世界歷史演進的唯一正確方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若要救亡圖存，若不想被開除球籍，唯一的出路就是師法西方，以同化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方式獲得生存空間。依此范式，中華文明的現代更新是一個依傍西方改造自我卻總是在某個地方學得不像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學得越像，越是喪失自我的過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世界歷史并非單線歷時演進，而是多點共時并進。與之相應，中國歷史的另一幅圖景也將展現：“古今中西”之爭背景下的中華文明現代更新，不是中華文明單向學習西方文明的過程，而是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以及消化在中華文明內部的印度文明因子）在中國大地上交融互動，由此生發出世界性新文明的過程。經過現代更新的中華文明——自然，這樣的更新過程還在持續之中——不僅是中國的，同時是全人類的。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說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一條屬于中國但又具有世界意義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以及為什么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又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另一方面致力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過程。中國與世界之間存在微妙的辯證關系。不難看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標志著中華文明自我理解的一次升維提級。
經此升維提級，中華文明獲得了新的自我理解，而身處此文明中的人也將以新的方式理解中華文明的古代傳統、中華文明的現代更新以及中華文明的當代使命。中華文明的現代更新，其意義不止于中華文明由古向今的自我更新，更在于中國大地上展開一場規模宏大的人類文明創新實踐。經由中西文明既交鋒又交融、古今文明既對抗又互滲的艱難歷程，實際上已經孕育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種種端倪，“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對這種端倪的一次明確標識。中華文明的當代使命，便是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所要擔負的開顯人類新文明的歷史使命，突破西方現代化范式加諸人類思維的種種限制，踔厲奮發，勇毅前行。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論語·子罕》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時在匡地遭人拘禁。雖身處險境，孔子身上依然洋溢著“斯文在茲”的文化自信：“‘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經2500年，先師勇毅擔當的浩然之氣依然撲面而來。居今之世，文不在茲乎？中華文明亦當有如此自信。當然，需要超越孔子的是，我們擔當斯文的方式，不只是繼承前輩先哲創造的優秀文明傳統，更要扎根活生生的社會實踐，對優秀的文明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以及轉化性創造與發展性創新。非如此，不足以維持斯文（即人類文明）于未喪，更不必說發皇之、張大之。
“現代化=西方化”是一種以西方中心論、一元單線發展觀為底色的現代化觀。有意思的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思想家已經對這樣一種現代化觀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反現代性、后現代性、多元現代性、未完成的現代性，諸種觀念和思潮層出不窮。不過，囿于西方立場與西方經驗，西方思想家有見于現代化在西方內部的多元樣態，如美國的現代化不同于歐洲的現代化，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現代化也有別于西歐的現代化，但不太會強調在西方式現代化之外還別有一種中國式現代化，尤其是這樣一種現代化不僅沒有劣于西方現代化，而且有其獨立價值，并在某些方面代表著世界現代化未來的方向。自19世紀中葉以來，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氣勢恢宏的實踐為人類貢獻了有別于西方的現代化經驗。這些經驗經過總結與提煉、比較與綜合，無疑將為世界現代化概念增加新穎獨到的內涵。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初步構建，標志著世界現代化概念正在進行一次革命性的升維提級。比如，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既有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所忽視的。西方現代化自發軔以來，便信仰“知識就是力量”，相信人類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大膽運用人類獨有的計算理性，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制自然而用之，由此導致包括全球氣候變暖在內的種種生態問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基于中國傳統“天人之辯”的轉化與發展，從西方現代化所標舉的“人是萬物之主”走向更加合理的“人是萬物之靈”：人生天地間，“得其秀而最靈”（周敦頤語）。但是，這一特殊地位不是給予人類征服自然、利用萬物的無限權力，而是賦予人類參贊化育、呵護萬物的神圣責任。
中國式現代化主張，不存在一種先驗的現代化標準，也不存在一種由某個國家或某單一文明所提供的普遍的現代化標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 這鮮明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思維方式，即體用不二。現代化概念或標準是體，世界上具體多元的現代化模式是用，體不是獨立于用之外的先在的、不變的抽象物，而是在用之中“一以貫之”的“一”。引入體用不二的思維方式，有助于我們克服在“共殊”“一多”問題上的思維困境。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標志著人類思維的一次升維提級。
“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從宇宙演化、哪怕地球演化的尺度來看，人類文明迄今為止數千年的歷史不過是電光火石一瞬間，可能尚未走出“小兒時節”，或者尚處于襁褓之中也未可知。人類歷史沒有像黑格爾所想象的那樣圓滿于普魯士，也沒有像福山所講的那樣終結于西方（或者更確切地說，終結于美國）。歷史，人所造；人類歷史，地球人所造。在人類歷史已進入世界歷史階段的今天，無論東西，世界各地的地球人都將參與人類歷史的創造過程，而經過升維提級的中國人，無疑將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更大貢獻，為人類文明的升維提級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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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劉梁劍（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
來源丨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