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日，華東師范大學前身大學之一——大夏大學創建100周年。一百年滄桑巨變，一百年精神永存。回顧大夏大學光榮的歷史，我激情滿懷、熱血沸騰。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一家三口和侄女、外甥女等都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尊重歷史的我們都在曾是大夏大學教學樓的群賢堂前，在象征著“自強不息”精神的潔白門柱旁流連忘返，還因為我的大伯蔣子英先生曾在大夏大學這塊熱土上留下過難忘的足跡。
一、從廈門大學到大夏大學，讀書救國
蔣子英先生
1901年，蔣子英出生于江蘇宜興漕橋的一戶普通人家。酷愛學習的他，幼年在宗祠私塾讀書，后來輾轉常州、上海的新學堂學習。1922年9月，他考上廈門大學，開啟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廈門大學的日子里，蔣子英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養分，同時在思想上追求進步。1924年，因參與反對校方專制做法的抗議活動，他與眾多師生被迫離校。然而，這并未阻斷他的求學之路。在歐元懷等教授的帶領下，他們在上海創辦大夏大學，寓意“光大華夏”。同年9月，大夏大學在上海舉行開學典禮，蔣子英成為文學院的首批大學生，并于1926年順利畢業。
歐元懷先生晚年回憶，大夏在建校初期提出了三個口號：倡導“讀書救國”、發揚“三苦精神”（教師苦教、學生苦學、職工苦干）、堅持“師生合作”。其中“讀書救國”是核心，另外兩個口號是辦學的理念與特色。
我以為用“讀書救國”四個字來概括蔣子英在大夏大學的學業生活最為貼切。
——理論上闡述“讀書救國”思想
1925年9月28日，蔣子英在《大夏周刊》（第22期）上發表署名文章“救國求學與大夏大學”。文中對“讀書救國”的思想作了精辟闡釋。
蔣子英批判了對救國的兩種片面看法：一是主張專門“從事社會活動”。他指出，“將書本拋諸高閣，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所得甚渺，干事無力，與國家前途，究有何益？”二是主張“坐于斗室，埋首痛讀”。他說，“這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的態度，又是荒謬之甚了！”
蔣子英提出“求學與救國不可偏廢”的觀點：“我大夏的同學，須拿求學與救國打成一片，右手執劍左手執書”。他列舉了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和當時（1925年）的歐戰中，“學生雖軍衣在身，猶弦誦不輟”，一旦需要“都拋開課本，離去教室，而荷槍實彈與兵士同入戰場”的例子，并認為“這種能求學能愛國的精神”是“很可借鑒的”。
蔣子英呼吁青年學子要有擔當精神：“在智識階級的青年，應當用其所學，出面宣傳、實行，使風雨飄搖的中國，修輯補輟，方可免于滅亡；在社會上當為救國之指導者。”
這篇充滿理想與激情的文章，是激勵青年學生擔當讀書救國使命的沖鋒號角。
——行動上踐行“讀書救國”思想
蔣子英學習異常勤奮，可以說是廢寢忘食；他富有鉆研精神，任何知識點和問題都要把來龍去脈搞得清清楚楚；社會調查是他擅長的學習方法，他的文章和著作接地氣、現實針對性強、所舉案例生動詳實；他還博覽群書：精通古文、通曉中外歷史、在政治和法學方面頗有心得。
蔣子英不僅自身奮發學習，更是優良學風的倡導者。1926年，他于大夏校刊《夏聲》首期發表署名文章“優良學風之陶養”。該文抨擊了彼時社會上學風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講虛表而不論實質，行不顧言，言不顧行”。在深刻剖析學風不正的6種現象后，作者指出：“今欲建國家于不拔之基，置社會于磐石之安，則不可不先陶養優良之學風，方是振國威而厲末俗！”
針對上述不正學風，蔣子英給出了陶養優良學風的7條建設性對策：“須養成注重社會情狀之學風”、“須養成富有國家觀念之學風”、“須養成耐勞刻苦之學風”、“須養成崇尚實學之學風”、“須養成忠恕儉樸之學風”、“須養成崇尚氣節之學風”、“須養成眼光遠大之學風”。
蔣子英期望教育界和大夏大學能擔當起營造優良學風的責任：“前列諸端，均為吾國教育界所亟應提倡”；“以身作則，感化群倫，開導全國之學風，尤屬吾大夏之本職”。
這篇文章站位有高度、分析有深度、視野有寬度。體現了蔣子英的憂國憂民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文章中的一些觀點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蔣子英對“救國”思想的踐行主要反映在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上。
參與上海的孫中山追悼大會籌備工作。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4月12日，上海的孫中山追悼大會（公祭儀式）在西門外體育場隆重舉行。社會各界400多個團體的群眾大約10萬人積極參加，盛況空前。宋慶齡抱病出席追悼會。大會執行了“默哀、讀遺囑、讀祭文、報告孫中山歷史功勛、演講、獻花”等程序。會后舉行游行，群眾沿途高呼口號：“中山不死”、“打倒軍閥”、“打倒外國資本侵略主義”。追悼大會達到了寄托哀思、宣傳孫中山思想、弘揚孫中山精神、繼承孫中山遺志，推進國民革命、實現孫中山理想的目的。
追悼大會成功舉行的因素之一，是有一個實力較強的、由34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其中不乏名人）。大夏大學派出學生代表蔣子英參加籌委會，他被安排在由俞秀松（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負責的宣傳組工作。從追悼大會的策劃設計，到會場的精心布置；從孫中山演講、著述、遺像等資料的收集，到會議要發放的小冊子、特刊的準備；從游行的組織實施，到對外的宣傳報道，每一項工作他都樂此不疲，最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大夏大學在這一聲勢浩大、富有重要意義的愛國行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蔣子英也在這一活動中得到了鍛煉、收獲了成長，并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他的“讀書救國”理想。
積極參加五卅運動。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大夏大學愛國進步學生作為學聯的重要力量，參與組織了與工人及勞動大眾并肩戰斗的“三罷”運動：罷工罷市罷課；他們還走向街頭散發傳單、游行示威，以抗議日本資本家的罪孽；同時，他們又到租界里去宣傳講演，向公眾闡明罷工事件的真相，并籌款救濟因停工面臨困境的工人。蔣子英積極參與上述各項抗議活動，且始終站在斗爭的第一線。此外，作為學生會負責宣傳的干部，他通過《大夏周刊》報道五卅運動，并利用暑假，負責出版《大夏五卅特刊》等兩本刊物。
1926年5月21日，蔣子英在《夏聲》第6期上發表了篇幅長達兩萬字的署名文章“五卅慘案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經過近一年來的思考與探索，他對五卅運動又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他在文中深刻揭示了五卅慘案的實質：這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一個局部問題，尤其不是一個經濟斗爭問題，而是涉及到“外人侵犯中國的主權，壓服中國獨立運動，和中國人要求國際平等、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一個大問題”。
文章對五卅運動的意義作了高度評價：稱“中國人自己起來與帝國主義決斗，為民族爭自由、為國家求獨立，這就是五卅運動的真正意義，也就是五卅運動唯一的使命”。
作者在分析了五卅慘案與不平等條約之間的緊密關系后指出：“我們現在要雪五卅的羞恥，要救中國”，“當先要廢除為帝國主義作靠山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作者特別強調廢除不平等條約“當須自己起來努力，勿依賴他人的仁慈”。
這是一篇帶有研究性的深度文章，頗有說服力和感召力，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蔣子英畢業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他畢業前后做的幾件與“讀書救國”相關的事，值得一提：
與廈大離校舊同學發起成立同學會。1926年1月20日下午，“廈大離校同學會”召開成立大會，并歡送畢業同學。蔣子英致開會詞，他闡明了同學會成立的目的：“團結”離校同學，“繼續共同奮斗”，不忘“離校讀書運動之初衷，鞏固大夏之基礎”。他寄語畢業生：“本屆第一次畢業同學均屬廈大離校同患難之同學，此次畢業出校，救國愛校責任宏重”，他希望大家將大夏大學的精神和傳統發揚光大，為救國榮校作出積極的貢獻。歐元懷等5位教授在會上演說。會議發表了《成立宣言》和《護校宣言》。“廈大離校同學會”是大夏大學的第一個同學會。
參與籌辦“建國學校”。1925至1926年間，蔣子英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領導下工作。其時正逢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上海市黨部負責人是惲代英（中共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和黃季陸（后曾任國民黨內政部長）。蔣子英曾與黃季陸等一起籌辦“建國學校”，從事宣傳“反軍閥迎北伐”工作。
在紀念“五四”大會上演說。1927年5月4日，大夏大學在大禮堂召開“五四運動”八周年紀念大會。據記載“教授同學到會共有600余人。本校區黨部代表蔣子英在會上發表演說”。
支持蘇州地區工人運動。1927年7月，蔣子英被委任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特派員兼工人部部長前往蘇州。作為國民黨左派，他對于地方民眾運動采取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此后勞資糾紛的調解中，蔣子英立場更傾向勞方，黨部工人部也成為工人訴冤的依靠”，因而與勢力強大的蘇州總商會關系惡化，引發了所謂“彈劾蔣子英”事件。蔣子英被迫于10月7日離開蘇州。之后他仍極力支持蘇州被“奸商壓迫”的鐵機工人，派人到蘇州“慰問工友”，并與其他6名國民黨左派人士聯名保釋因支持工人運動而被捕的人員。
親歷“五卅”帝國主義槍殺中國人民的血腥場面，“支持蘇州地區工人運動”未果而顯得難有作為，又在“清黨”問題上與國民黨主流意見不合，此時的蔣子英感到郁悶和迷茫：救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當時“西學東漸”風氣時興的情況下，他最后決定辭去國民黨黨內職務，前往歐美探尋救國的理論。
二、從歐美留學到大學教授，教育救國
從1928年至1948年，對蔣子英來說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歐美：是他本人接受“深造教育”期；第二階段在大夏大學：是他學術發展和培養人才上的“教育積累”期；第三階段在朝陽大學：是他學術上邁上高峰，為國家“法學教育”作出重要貢獻期；第四階段在抗戰期間：是他以筆代戎，喚起和激勵民眾投身抗戰的“廣義教育”期。這四個階段有一點是共同的，都與教育救國有關。
——懷抱“救國”理想，涉洋歐美深造
1928年9月下旬，蔣子英抵達美國密歇根大學開始攻讀政治學。由于是自費的，生活相當艱辛，只能成為“半工半讀之學生”。他在一艘郵輪上供職，高強度的體力活常使其汗流浹背，披星戴月回到住宿處亦是家常便飯。有報道稱他“而所博薪水，又極低菲。然蔣氏對于學問一道，依然發憤如昔”。
1931年秋，蔣子英在密歇根大學研究生畢業，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同年秋天，蔣子英馬不停蹄入境法國，在巴黎大學開始攻讀國際公法。他這時已獲得公費資助，經濟情況大有改觀，不用再去打工。盡管如此，他依然是分秒必爭、孜孜不倦、一絲不茍，深耕學問。1933年6月，他在巴黎大學研究生畢業，獲國際公法學博士學位。離開巴黎后，從1933年6月底至1934年初，蔣子英又赴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進行了半年時間的實地考察，隨后回歸祖國。
在海外的5年半中，他不僅在學術的主攻方向上突飛猛進，還開闊了國際視野，在相關領域也形成了一定的積累，曾被英國倫敦大學聘為研究員；同時，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十分崇拜，以致后來用馬克思夫人的名字來給他的大女兒取名蔣燕宜。通過5年半的刻苦深造和積極探索，蔣子英確立了自己今后前進的方向：學成回國，走教育救國的道路。他的人生即將展開新的一頁。
——歸國首站母校，精心培育人才
5年半的留學生涯即告結束。母校大夏大學熱情地向蔣子英伸出了橄欖枝。
蔣子英與培養他的大夏大學情深意厚，懂得感恩的他也有心回饋母校，于是兩者一拍即合。1934年至1935年，蔣子英在大夏任教，兩年中主要從事兩個方面的工作：擔任法學院教授，在第一課堂培養政法人才；擔任群育部主任，在第二課堂培養全面發展人才。
蔣子英在廈門大學讀書時曾修過“法政”和“社會學”，在大夏大學學習時修過“政治”“法制史”“法律”等課程，在歐美留學期間，又在學術前沿研究“政治”和“法學”，這為他日后回國在政法領域任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校檔案館所藏“1935年春季教授授課表”中有蔣子英的名字和所授課程的安排。他在那個學期共上四門課，分別為：比較憲法、行政法、比較政治、政黨政治概論，每周16節課，周一到周六，排得滿滿當當。授課對他來說稱得上是得心應手，他的加盟為大夏大學法政教師隊伍的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夏大學的法學教育不僅起步早，而且融入了地方特點，形成了比較教育的特色。蔣子英精通中、英、法3種語言（這要歸功于母校和廈門大學為他打下國文、英文和法文的扎實基礎）；在國外研究和考察5年半，深諳國際法；對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法律有所涉獵。基于此，應用比較法來講述中外法律是他的強項，他所教授的四門課程中有兩門是比較研究。蔣子英任法學院教授，無疑為大夏的法學比較教育特色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蔣子英在大夏大學任教時擔任群育部主任。《大夏大學編年事輯》顯示，群育部主要負責學生的思想引導、道德養成、知識拓展和能力培養，在校內承擔著第二課堂素質教育的任務。大夏大學布置給群育部一項特殊的任務：主持辦理導師制施行事宜。學校借鑒歐美經驗，從1929年4月開始，在國內率先實行了導師制。導師制先在新生和畢業班中試點，而后覆蓋到所有年級全體學生。
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蔣子英對國外的導師制度早有所聞，他對母校實行這一制度十分贊賞。他認為，導師制的推出針對了當時“各教授在教室上課而外，與學生接觸機會頗少”的狀況，同時也回應了學生在求學和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煩惱，亟需有人指點迷津的期盼，非常有必要。
蔣子英在工作中主動與導師們打成一片，希望他們不但在學業方面給學生以指導，而且在思想上要為學生釋疑解惑，在心理上要疏導他們，在生活上要關心他們，對具體的升學、求職、家庭、婚姻、處世、交友等問題都要認真加以指點。蔣子英以導師制的堅決擁護者和積極踐行者身份，在群育部的崗位上默默地深耕培土。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大夏大學為什么能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一躍成為全國著名高等學府，被譽為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我認為原因有三：一是學校有以“讀書救國”、“民族復興”為己任的辦學高定位。二是學校有以立校精神為支柱的辦學強動力。三是學校有三個顯著的辦學特色：在第一課堂，通過聘請國內外名儒碩彥、博學精通的教授授課以確保教學水平的高質量；通過群育部組織第二課堂教育，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通過導師制形成教師隊伍全員育人的好風氣。
蔣子英在大夏大學的工作經歷與這三個特色都有關。能在母校進行培養人才的“教育救國”實踐，他感到意義重大、無比榮幸、很有價值。
——受聘朝陽大學，法學貢獻卓越
1936年，蔣子英受聘于北京的朝陽大學，擔任該校教務長、法學研究部主任和憲法教授。朝陽大學創辦于1912年，是中國第一所法科高等院校，也是我國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私立法科大學。1929年，在世界法學會海牙會議上，朝陽大學被肯定為“中國最優秀之法律學校”。蔣子英能在擁有金字招牌的法科大學朝陽大學任上述重要職務實屬不易，表明他的學術成就已達到相當水平。在朝陽期間，他的學術逐步邁上高峰。學術界對他的評價是：“學識淵博、造詣精深，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知名專家學者，他為中國憲政建設和憲法教育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貢獻將被永遠銘記在中國法律教育史上，銘記在中國法和法學發展史上。”
蔣子英在法學方面之所以能取得載入史冊的成就，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是歐美留學拓展視野，接觸到了最前沿的學科知識，從而使自己的研究達到國際性的水平。其二是母校的栽培。大夏邀請國內外著名人士到校演講并給學生授課，讓其受益終身；在大夏工作時培養法學人才的實踐，又讓他有了豐富的積累。
蔣子英在北京朝陽大學工作時收獲了愛情，認識了燕京大學國際金融和社會學專業畢業的許玉珍（后改名為許漪云）。1937年3月，他倆喜結連理。伯母說她看中蔣子英這個“窮小子”，主要是欣賞他的耿直、正義、清廉人品和出眾才華。
——以筆代戎抗戰，力行教育救國
“七七事變”引發了全民族抗戰。1937年至1946年，蔣子英夫婦離開北京，途經南京轉至重慶參加抗戰。蔣子英在重慶期間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專員和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另外在歐美同學會和法比瑞同學會兼任理事。除了完成上述工作任務外，他還通過兩種途徑，積極投入抗日戰爭。
堅守教授崗位，變課堂為沙場。抗戰期間，朝陽大學內遷至成都和重慶，蔣子英繼續在該校任教，此外還分別在國立四川大學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中央軍校，亦稱陸軍大學，黃埔軍校為其前身）任教授，努力為抗戰培養人才。
當時，中央軍校的政治課程除了三民主義基礎課程之外，還開設軍紀軍法、社會發展史、憲法、資本主義政治學、經濟學、校史等，科目多達40余門。政治教官大多來自名校，其中不少為學界專才和著名人士，很多人都曾出國留學。軍校教官的軍銜從中校至少將不等，主要根據學歷和學術界地位而定，蔣子英于抗戰期間在中央軍校（成都）被聘為少將教官，相當于主任教授。
軍校的學員一畢業，立馬從昔日的課堂奔向殺敵的戰場。經過精心的教育和嚴格的訓練，這些軍官的素質都獲得了全面的提升。他們既能在后方戰場上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又能在前線浴血奮戰、刺刀見紅，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堅持著述立說，以筆代戎抗戰。在重慶期間，蔣子英出版了一本專著，發表了近20篇抗戰檄文，為全中國人民參加的民族解放運動鼓與呼。
《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一書于1940年由上海獨立出版社出版，印刷于重慶，這是蔣子英關于抗戰的重要代表作。該書圍繞“為生存”主題表達了三層含義：其一，“為生存”是人類最高也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目的；其二，“為生存”是人類正當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是國際公法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其三，一旦這種權利被侵犯，當事民族或國家的全部人民必須全力去抗爭，誓以一切犧牲去抵抗，直到最后的勝利。
《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
書中對抗日戰爭的性質、目的、任務和國際意義等作了深刻的闡述。該書既為喚起民眾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為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不怕犧牲、全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直至勝利，鼓舞了士氣、增強了斗志，也有助于國際社會全面深入了解中國的全面抗戰（包括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并在輿論上結成抗日的統一戰線。
蔣子英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文章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理論性文章：如《抗戰期間中國政治的演進》《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戰爭與民治》《地方自治實施之研究》。第二類是以國際為背景的文章：如《英法蘇合作與中國》《歐陸風云與中國抗戰》。第三類是宣傳鼓動性文章：如《中國青年應為三民主義而努力》《宣傳與教育》《編者之言1、2》。第四類是評論性文章：這類文章短小精悍、切入時弊、富有戰斗性。上述文章大部分發表在《中山月刊》（重慶）上，此外還有《民意周刊》、《歐亞文化》等雜志。
蔣子英任《中山月刊》主編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1946年，蔣子英一家6口也從重慶遷回南京，1948年開始居住上海。此段時間，蔣子英在南京、上海兩地兼任光華大學、東吳大學、暨南大學教授。那段時間教學工作的忙碌情形，用現在的話來說：“不在上課，就是在去上課的路上”。這種“流通”教授在當時功底扎實的學術界群體中并不罕見。
蔣子英一生酷愛讀書、熱愛教書，能通過教育來救國，是他一生的理想，雖然忙，但快樂著。
三、助力上海解放大夏榮耀，立功報國
1949年5月27日，蔣子英做了一件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意義的事情：勸降駐滬守軍，攻克解放上海最后一個“堡壘”。這件事為上海的最終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讓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拉回到75年前的上海。
上海戰役是渡江戰役的最后一役。這場戰役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上海地位重要。上海是遠東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的工商業中心，人口500多萬。二是上海防御牢固。在滬的國民黨軍有陸、海、空軍20余萬人，軍艦30余艘，空軍4個大隊。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戰斗打響。5月23日夜，第三野戰軍對上海發起總攻。至27日凌晨，蘇州河以南及以北大部分地區均已解放，只有一部分盤踞在楊樹浦發電廠和自來水廠的殘敵，憑借鋼筋混凝土廠房的掩蔽負隅頑抗。解放軍要用武力解決這股敵人并不困難，但交起火來，電廠和水廠的設備會遭到破壞，會嚴重影響全市生產和市民生活。最好的辦法是逼迫敵軍投降。
陳毅和華東局負責同志在27軍軍部聽取了聶鳳智軍長的簡要匯報。當說到楊樹浦發電廠和自來水廠還未攻克時，陳毅濃眉鎖緊，“他們屬于哪一部分？”聶鳳智報了守敵的番號，陳毅略一思索，脫口而出：“他們的副師長叫許照。對，你們趕快查找蔣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過去在陸軍大學任過教授，許照是他很得意的學生，請他做勸降工作。”
蔣子英當時租住在建國西路懿園。聶鳳智的電話直接打到懿園，蔣子英聽清原委后十分興奮，一口答應：“那沒問題，我一定盡力照辦”。蔣子英很快來到威海路跑馬廳（現人民公園）附近解放軍27軍的總部，他表示自己是民革成員，理應為解放上海作些貢獻，盡一份力量。
79師師長蕭鏡海換上便衣，與蔣子英等人坐上一輛吉普車向北進發，穿過火線來到國民黨230師師部，找到代師長許照少將。蔣子英對許照縱論局勢、分析利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反復勸說和商議，終于使他打消了顧慮。許照同意放下武器，守敵8000余人停止一切抵抗，隨后將工事及已埋設的炸藥全部拆除，等候解放軍接管。至此，國民黨守軍的最后一個“堡壘”被攻克，上海全部解放。
蔣子英的成功勸降，不僅避免了解放軍和市民的重大傷亡，而且也避免了因水電設施被毀而造成的整個城市運行的停擺。在這最后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全市的自來水供應照常，電燈依然通明，電話暢通無阻，工廠生產沒有停頓，市民生活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沒有癱瘓。這是上海人民的幸事！新中國的幸事！
蔣子英是冒著生命危險去進行勸降的。
首先，外白渡橋一帶，還有零散的敵軍，要防止中冷槍，且到達230師師部前要穿過火線區，極易遭到對方的襲擊。其次，老師勸說學生投降未必一定成功，當時被湯恩伯稱為“恩師”的陳儀（原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策反湯恩伯反被湯出賣而慘遭殺害就是實例。
蔣子英能在攻克解放上海最后“堡壘”的重要時刻不懼危險、挺身而出，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沖動，而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并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必然的行為。根據史料記載，主要是三個原因促使他義無反顧地去勸降。
愛國知識分子底色使然。蔣子英大學時代就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出國深造時，身在歐美，心系祖國；歸國后在多所高校任職教授，是一位心懷教育救國理想的著名學者；抗日戰爭期間，他又筆耕不輟，戰斗在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線。縱觀他的歷史，蔣子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愛國進步人士，一貫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對蔣介石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立場和血腥行動無比憤慨。現在國共兩黨到了決一死戰的關鍵時刻，他當然會選擇站在人民一邊，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
中共地下黨的依靠對象。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大量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策反工作是他們的重頭戲，地下黨為此于1948年11月專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是中共上海局宣傳和統戰部部長沙文漢。委員會下設“策反工作組”，組長是王亞文。據上海地下黨的歷史記載和沙文漢及王亞文的回憶，周恩來和董必武曾親自做國民黨高層的策反工作。1946年11月離開上海時，他倆將一份由他們親自圈定的8個人的依靠對象名單交給了上海地下黨，蔣子英是8人之一，其他還有吳石、周應驄、何燧、鄧兆祥、林遵、張權、何友恪。可以肯定的是：蔣子英是周恩來、董必武熟悉而又十分信任的國民黨內的愛國進步人士；在策反工作中，地下黨已按周恩來、董必武的要求，將蔣子英等確定為“非常重要”“無可替代”的依靠對象。
秘密民革中的重要成員。1948年元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成立，明確提出“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與和平”等政治主張。“民革”在上海先后建立了5個民革地下組織，與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攜手合作。
早在抗戰前，蔣子英就接觸到了王昆侖（中共秘密黨員，解放后為北京市副市長），到了重慶，交往更為頻繁，兩人觀點相同，都主張動員民眾、堅決抗戰，都對蔣介石反動腐敗的獨裁統治極為不滿。1948年至1949年，在王昆侖的影響、引導下，蔣子英秘密參加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分會（簡稱“民革上海臨時分會”）工作，任政治委員會委員。作為“民革”一員，蔣子英早已拒絕國民黨政府提供給他逃往臺灣的4張飛機票和6張船票。勸降許照對他來說，是民革黨員責無旁貸、理所當然的事。
戰斗的硝煙早已散去，但75年來，黨和政府始終沒有忘記蔣子英，上海人民也一直記著他。他的勸降功績在電影《開國大典》等影視作品，《民革黨員與新中國》《民革前輩與上海解放》等書籍和報刊，以及聶鳳智軍長1979年的紀念文章（《解放日報》《文匯報》），作家翁敏華2019年的專題文章（《解放日報》：助攻解放上海最后堡壘的蔣子英）中均有記載。
蔣子英的名字和壯舉，將被永遠鐫刻在解放上海和新中國成立的豐碑上。這也是他的母校大夏大學的榮耀！
四、結語
縱觀蔣子英先生的一生，有六個方面是值得后人學習與思考的。
堅定的理想信念。他從學生時期開始就確立了“讀書救國”的理想。青年時代，他是孫中山思想的追隨者。從歐美留學回國后，他樹立了“教育救國”理想：從大夏大學到朝陽大學，從國立四川大學、陸軍大學到光華大學、東吳大學、暨南大學，他始終站在培養救國人才的三尺講臺。1948年，他秘密參加上海民革籌備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和依靠對象，他的理想信念此時又得到了升華。
深厚的愛國情懷。在大夏時，他積極走上街頭，參加“五卅運動”，并發表劍指帝國主義的戰斗檄文。抗日戰爭時期，他以文代戎，為全民族解放斗爭舉旗吶喊。他發揮學術專長，協助政府籌建了旨在擴大抗戰力量的“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還以專家身份參加“設計指導委員會”，為“激勵積極抗戰的青年遠征軍的愛國精神、提振部隊的抗戰士氣”建言獻策。
強烈的擔當意識。他在大夏讀書時就公開發表文章，呼吁青年“要有擔當精神”。1927年，他以特派員身份前往蘇州調解勞資矛盾時，始終堅定地站在工友一邊，并想方設法營救被捕人員。在解放上海“最后一公里”的時候，他又不顧個人安危，穿過敵人的火線去勸降，為上海解放戰役“軍政全勝”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敢于斗爭的精神。他用一支犀利之筆，鞭笞帝國主義的侵略、揭露軍閥的反動和國民黨當局的腐敗；他常常批評社會上的不正風氣和不良習俗：在《優良學風之陶養》中批判“商品化之學風、政客化之學風、浪子式之學風、教徒式之學風、空想病之學風、萎靡玄妙之學風”并提出對策時，毫不吝嗇筆墨，留下了洋洋灑灑近萬字。
追求卓越的品質。無論在大夏大學求學時還是赴歐美留學深造時，他對自己的學業要求都很高，具體說來有“七個要”：一是學習目的要明確：為掌握本領、報效祖國；二是要特別刻苦：孜孜不倦、廢寢忘食；三是要有一種鉆研精神：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四是要把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尤其是學文科的，一定要“從事調查，養成研究社會問題之風氣，以負指導社會之責”；五是除了學好專業，還要博覽群書，成為通才；六是要學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外語，以達到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境界；七是要追求卓越，即在專業領域要有所建樹，成為專才。他能成為法學和政治學方面的著名學者、教授，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掌握了上述學習和研究之要義的結果。
為人師表稱楷模。他為人耿直、品德高尚、一身正氣、一世清廉、言行一致、求真務實，具有奮斗精神和犧牲精神。
蔣子英的精神和品質是大夏大學精神在他身上的充分體現。今天，我們正在開展紀念大夏大學建校100周年的活動。什么是對母校和前輩最好的紀念？那就是：弘揚光大母校的精神，學習前輩的品質，繼承他們未盡的事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我們新的貢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100年前，前輩們的使命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100年后的今天，我們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的使命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從百年前的學生“讀書救國”、教師“教育救國”，到現在的學生“讀書強國 ”，教師“教育強國”，既是傳承，更是超越。
百年前的大夏大學，是走在愛國前列的全國名校，今天的華東師范大學也不負眾望，是國家“雙一流”建設的先鋒隊。
讓我們師生一起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在教和學的不同崗位上，為共同的強國和民族復興目標，作出我們無愧于時代的、新的、更大的貢獻！
謹以此文紀念大夏大學建校100周年。
【作者簡介】
蔣威宜，女，1949年1月生，中共黨員，教授，碩士生導師。1982年1月華東師大數學系本科畢業（學士學位），1993年7月華東師大政教系研究生畢業（碩士學位）。歷任華東師大總支副書記、校黨委委員、學生工作部部長等職務。1994年8月至2009年9月，任上海師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2009年9月至2021年12月，先后任上海建橋學院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校副董事長、校決策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社會兼職：曾任教育部學位中心評審專家、全國民辦高校德育研究會副理事長、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婦聯執委、徐匯區人大代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