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夏大學自成立至今，已經整整100周年。大夏大學自1924年創辦到1951年合并成立華東師范大學，在27年辦學的歷程中，校址數遷，弦歌不輟，先后在上海、江西廬山、貴州貴陽和黔北赤水存續學脈。其中，1941年抗戰期間在香港短暫的辦學史，是大夏辦學歷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小浪花。
1930年代的群賢堂
一、“孤島”困境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尤其是隨著“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抗戰軍興，創辦14年的大夏大學面臨一次生死抉擇。
上海東北部的同濟大學、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復旦大學等先后遭遇日寇轟炸。大夏大學地處戰區，面對強敵壓境，校長王伯群深感學校危險境地，于是果斷決策，在是年9月與復旦大學組建抗戰時期第一所聯大——“復旦大夏聯合大學”組團西遷。
王伯群是貴州人，早年曾擔任貴州黔中道尹和貴州省長，在黔省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人脈關系。在他的籌謀下，大夏間關千里，西遷西南扎根貴陽辦學，以保存國家高等教育的命脈和大夏的文脈火種。與此同時，由于諸多客觀原因，大夏有部分師生因家鄉淪為戰區，不及隨校西遷有500余人。為使學生免遭失學，留滬教授魯繼曾、吳浩然、陳柱尊、邵家麟、孫亢曾等在艱險的環境下，慷慨悲壯地在公共租界賃屋堅持辦學，誦書治學。
抗戰期間，大夏大學實際上形成以貴陽為主校的黔校和以上海為分校的滬校。
1938年9月滬校靜安寺路1051號重華新村校舍大門
重華新村校舍今景
1937年11月，大夏大學中山路校區遭遇日寇敵機之轟炸，學校教室、圖書館、體育館、宿舍等約三分之一校舍被炸毀，隨即校園被日軍占領。是年底，淞滬戰事結束，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淪為日寇鐵蹄之下，租界形成“孤島”狀態。堅持在上海留守的部分教師，決計恢復辦學。1938年3月，大夏租借法租界新大沽路上海女子中學恢復辦學。8月，遷到祈齊路（今岳陽路）197號辦學，待到9月開學注冊時，法租界巡捕房以影響區域安全為由勒令外遷。大夏隨即改在膠州路大夏附中注冊，但又遭公共租界巡捕房干涉。最后，經王伯群與虞洽卿校董聯系，大夏租借其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開發的重華新村繼續辦學。經過幾次搬遷風波后，局面稍得穩定，大夏滬校暫且有段短暫而寧靜的辦學時光。
根據大夏校務會議決定，大夏滬校大學部和中學部分別由魯繼曾和孫亢曾主持。1939年魯被聘為大夏秘書長，協助王伯群主持工作。大夏滬校經過調整，大學部恢復之前的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和教育學院。3月1日，大夏滬校大、中兩部注冊學生達700余人。為解決實驗室空間不足，滬校還租借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號增設應用化學試驗所。
1939年滬校靜安寺路1051號重華新村校舍上課的學生們
抗戰時期，受戰事影響，百業蕭條，時局變幻莫測。大夏除辦學經費、校舍等日益困窘外，由于基礎教育落后，大學生源嚴重短缺。因此，除繼續辦理上海大夏中學外，大夏還相繼在貴陽、重慶、南寧創辦附屬中學，并計劃在香港辦理附中。1939年1月，新夏中學在北京路300號（今河南路口）創辦，以滿足大夏滬校生源之需。
1940年5月4日，王伯群致函魯繼曾，提議滬校西遷到貴陽，一為統一管理，二為預防大夏教師深陷汪偽泥淖。5月21日，魯繼曾答復函中，客觀表達了滬校“孤島”時期之困境。他寫道：“目前學校與個人方面處境之困難實為歷來所未有。家庭供給時有仰屋之嘆，個人生命之安全毫無保障。”對于大夏滬校存廢問題，魯提出可否由校長在香港或海防召集有關人員詳加討論。
二、赴港考察
對于大夏滬校要否直接西遷至貴州，魯繼曾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1941年5月，他與吳浩然等聯名致函王伯群，擬赴香港創辦大夏中學。他在函中道，“為未雨綢繆計，似不能無退步之準備。環顧沿海浙閩各省交通梗阻，惟一海通之路僅有香港。擬函托友人先事調查該地詳情，如有可能先行試辦中學。倘此間萬難支持時，即全部遷移，似較輕而易舉。”王伯群得函后，他知道魯性格倔強，便表默許。7月中旬，魯繼曾率隊親赴香港進行考察。在調研期間，他放棄開辦附中的設想，轉而認為開設大夏分校似乎更符合學校和未來之需。
在香港近一個月期間，為籌備新校，魯繼曾一行快馬加鞭，完成了數項基礎性工作。
其一，考察香港的大學分布狀況。通過調查發現，除老牌的香港大學外，只有1938年由廣東遷來的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和廣東國民大學等三所私立高校。嶺南現借港大開課，有五六百師生，國民大學則在九龍油麻地辦學。魯繼曾在致王伯群的報告中寫道，大夏“在港之名譽在此三校以上，一般學生聞吾校設立分校均甚希望能準其轉學”。魯接著提出，惟為審慎計，大夏滬校擬僅先辦一年級，估計人數可收一二百人。
其二，召集大夏校友集思廣益。召集教育部和僑務委員會駐港專員周尚、交通部電政司駐港會計主任謝春溥，以及在商界、教育界身居要津的近百名校友代表進行座談。與會校友均表愿意施以援手，支持母校在港發展。
其三，尋求香港教育署長尋求支持。在周尚等陪同下，拜會教育署長沙立斯，最后得到港督楊慕琦的批準，同意大夏在港辦學，并申明毋需辦理注冊或立案手續，如有需要，在招生、開學及校舍租賃等方面將給予襄助。他們還拜訪立法院長孫科校董，專門匯報大夏滬校校務，并坦述在港設立分校的計劃。孫科聞罷，頗為贊同。
經過綜合考察和研判，魯繼曾決定在香港設分校。最后一關是必須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之批復。他發函請求王伯群校長，急迫建議，如果“教育部方面對于分校備案之呈文如尚未批復”，“可否請鈞座致函何敬翁校董，請其代為疏通，以免將來發生困難影響學校名譽”。
至8月中旬，大夏大學港校籌備基本就緒。
三、統一分歧
大夏大學在香港辦分校并非一帆風順，而是一波三折。在諸多問題上，滬校與王伯群校長有著不同的態度和存在相異的意見。
首先，大夏在港是設分校還是辦事處。魯繼曾當然認為應該設立分校，但王伯群建議先設辦事處。8月6日，王伯群復函魯繼曾，在褒揚魯在香港做出的系列努力后，道出了自己的擔憂：“蓋港地非吾領土，其在國際關系尤為復雜”，“今世界局勢未定，遠東風云譎變方熾，部中當未便明令準許國內素有地位之大學遷設該地以自負日后之責任”。同時，為說服滬校同仁，他轉告歐元懷副校長對辦理香港分校的意見，歐“以為不如先行在彼設立辦事處，以裕伸縮余地”。王伯群最后語重心長地建議：“萬一港處必須開課，則學生呈報等事項，惟有以滬部名義辦理，以資周全。”8月16日，王伯群見滬校沒有特別反饋，再次致函魯繼曾，再次借助歐元懷的意見來勸解：香港“地物價高昂，社會情形遽難諳熟，與其日后萬一發生阻礙，進退失據。不如預定緩進步驟，先行在港成立一辦事處，稍假時日，以觀望籌備。”
其次，關于港校校董問題。被派往香港主持港校的吳浩然、孫亢曾兩教授致函王伯群校長，報告孫科主張港校設校董，并推薦何東、郭順韋、張競立等富商和親信為校董。王伯群得悉后，因大夏校董按規定已在教育部備案，若港校再設校董，有泛濫之嫌。10月17日，正在重慶出席會議的王伯群答復吳、孫，認為港校“所擬聘請分校校董以助長發展在原則上自當贊同，至所擬校董名單是否應再斟酌，及聘請手續應如何進行，尚希詧裁辦理，隨時函告”。后因教育部不同意大夏香港分校設立，此事便告一段落。
第三，關于港校負責人問題。按照最初安排，孫亢曾為最合適人選。吳浩然在致王伯群函中表示：“港校若無專人 負責主持，則勢必失敗。今亢兄能當此，則港校發展前途極有把握。”然而，11月1日，孫科致電王伯群推薦謝春溥主持港校，“謝春溥校友能干，請委為港校主任”。王伯群覺得此事蹊蹺，他于是致函周尚，詢問孫科推薦謝的由來，從周的答復中，乃因吳浩然、孫亢曾“因教育部未準之故，不欲積極進行”，招致謝春溥等校友誤會，故找到孫科并表示自己可以辦理好港校，“以滿足有志升學青年的要求”，“為抗戰培育人才”，“提高港澳僑胞的覺悟和文化”。
在了解雙方都是出于對母校關心而產生的誤會后，王伯群復電孫科，直接告知“港校部未準，不便直接聘主任，余函詳議”。數日后，王伯群再作覆孫科函，詳細解釋港校教育部未準設，不能直接聘主任，如謝春溥之熱心，當酌于相當名義，俾可從旁協助。同時，王致函撫慰孫亢曾等，勸大夏團體言歸于好，本合作之精神以處之。經過王伯群的溝通、說明和慰解，雙方等均表理解，和諧如初。
四、設堂辦學
盡管王伯群對大夏籌辦香港分校提出不同的意見，但還是允許港校設立，故滬校按照原定辦學的計劃快速推進。
1941年大夏大學香港分校校址(原堅彌地道圣保羅女書院），今圣保羅男女中學
1941年9月，滬校開設港校。魯繼曾一面派遣吳浩然、孫亢曾等赴香港主持港校，一面致函王伯群，稟報“諸事約定，礙難失信，滬變莫測，請準試辦”。為招徠生源，大夏在港地廣泛發布招生廣告，并分別于7月16、17日，8月13、14日和9月1、2日共三次進行現場招生。
制定預算草案。辦學經費是港校生存的經濟基礎。9月7日，魯繼曾主持召開滬校第四十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香港分校預算草案。港校的預算按照一屆80人計算，學費、堂費、報名費、講義費等預計收入為8160元，薪工費、行政費、房租、開辦費等支出9680元。收入和支出盡管仍有1520元不敷。
然而出乎意料，港校于9月25、26兩日注冊，領繳費單者達130余人，注冊人數達109。這樣收支基本達到平衡。根據吳、孫的分析，香港社會人士對大夏印象佳，“蓋港地除十足洋化之香港大學外，實無適應我國需要之良好大學，嶺南自戰后遷港迫于校舍不能多招學生，國民、廣州兩大學內容腐敗，不足以饜群望”。報名入學的學生以法學院和商學院占多數，理學院和教育學院居次，文學院較少。
1941年度大夏港校上學期校歷
租定校舍。港校租借圣保羅女書院為辦學點，該書院系香港第一流校舍，上下八層，教室、禮堂、圖書、實驗室等設備完善。9月29日，港校正式上課。上課時間安排是利用女中下課后的下午三時到晚間十時之間。
1941年秋季港校教授一覽表
廣延名師。因第一年各院公共課程相同者多，港校便五院俱舉，教授均就地選聘。港校延聘一批歐美大學博士、知名教授和著名作家擔任教職。如香港《星島日報》副刊主編戴望舒、編輯葉靈鳳主講國文，香港大學教授林時彥講授基本英文，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仲龍講授經濟學，美國茵州大學法學博士、紐約大學研究員洪應灶講授法學通論，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碩士楊宗瀚主講社會學，美國愛荷華大學化學博士方錫疇主講化學，香港大學生物學教授林紹文主講生物，菲律賓大學研究員王蘊玉主講會計學，等等。
除正常課程外，大夏港校開辦電訊專修班。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張嘉璈委托港校開辦電訊專修班，具體事務由交通部香港業務長華鏡涵和謝春溥負責，專修班共招收學員40余人。港校利用本地人才與設備，訓練電務技術人員，以供內地人才之亟需。
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為之震蕩。次日，大夏滬校和港校被迫宣布停辦。12月22日，日軍占領香港。大夏港校停辦后，大部分學生各自星散，最后有十余名學生在注冊主任董廣英的率領下，于翌年四月轉入貴陽大夏大學就讀。
大夏港校自1941年9月29日開學至12月8日停辦，前后辦學兩個月零九天，便結束了其短暫而倔強的教育使命。
· 大夏精神之余韻
全面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9月，西遷貴州的大夏大學復校回到上海，與滬校合二為一，繼續在中山路校園為國家培育人才。三年之后的1949年，國共鼎革之際，大夏部分師生和校友南下香港。其中1933年在上海創辦私立光夏中學的王裕凱、潘宗堯、何德明等校友在香港成立光夏書院，在“光大華夏”之理念下將大夏的精神傳到了香港，再次融入了香港的教育歷史。
1956年6月，光夏書院與廣僑書院、華僑書院、文化書院和平正會計專科學校等達成共識，合并組建聯合書院，校址定于香港堅尼地道147號。1963年，聯合書院與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學。在聯邦制框架下，聯合書院成為港中大的成員之一。至今，港中大仍流淌著大夏大學的學脈和精神。
文｜湯濤 責任編輯｜田波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