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之前經歷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然后對工人進行教育，啟發他們的覺悟；而在以工人群體為主體力量的五卅運動中，學生又從工人身上學到很多。
2025年3月31日，觀眾在參觀“熱的血——紀念五卅運動100周年文物史料專題展”。
在波瀾壯闊的五卅運動中，大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革命的策源地和生力軍。
上海大學師生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運動，組織演講、示威游行，不惜犧牲生命；光華大學則因五卅運動而誕生，其愛國精神深深植根于師生心中，它的成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收回教育權的一次生動嘗試。青年學生在這場運動中得到淬煉與成長，筑牢了“愛國愛群”的革命信念。
“五卅運動的策源地”
上海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在五卅運動中，分別擔任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工會、婦女團體的領導工作，參與了五卅運動的決策和指揮。
上海大學校史研究專家、馬克思主義學院老教授協會會長胡申生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以黨的領導為例，瞿秋白、鄧中夏、任弼時、蔡和森、惲代英等既是上海大學的教師、五卅運動的領導人，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又都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五卅運動爆發時，瞿秋白、鄧中夏雖已先后離開上海大學，但由于他們熟悉和了解學校，因而仍然能以黨的領導人身份來實際指揮上海大學師生投身五卅運動。蔡和森率先在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把工人的經濟斗爭與目前正在蓬勃發展的反帝斗爭匯合起來”，主張1925年5月30日在租界組織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游行，黨中央采納了他的意見。
五卅運動中，上海大學的師生充當了主力和先鋒，有400多名學生組織了38個演講組，在參加示威游行和參加演講方面，都成為人數最多的學校。在要求老閘捕房釋放被捕學生的隊伍中，上海大學學生何秉彝一直沖在最前列，是第一個被英國巡捕開槍轟擊的中國愛國學生，最后英勇犧牲。據他的同學陽翰笙回憶：當時英國巡捕用槍對準他，逼他后退；但他很堅決，說不把被捕學生叫出來，絕不后退。
在參加示威游行之前，上海大學組織了通訊隊、救護隊和敢死隊。上海大學女學生丁郁和黃胤都參加了敢死隊。丁郁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在5月29日寫下了絕命書：“我死了，請告訴我媽媽一聲。”第二天，她將絕命書放在床上就出發了。在整個五卅運動中，公共租界巡捕房抓捕了大批學生，上海大學又是被捕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學校。陽翰笙回憶說“‘五卅’運動時幾乎全校師生員工都參加了”，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五卅運動爆發于上海，其浪潮迅速席卷全國各地。各地的青年學生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許多遭到開除，其中江蘇南通、安徽南陵等地被迫離校學生多達一兩百人。各地失學青年給上海大學來函，要求免試轉學。上海大學支持了這些學生，讓他們免試進入上海大學附屬中學。其中就包括安徽學生運動領袖王稼祥。他于1925年8月底來到上海，進入上大附中高三繼續他的學業，后來成為中共的卓越領導人。
在創立上海總工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罷”斗爭、向全國全世界闡明五卅慘案真相的過程中，上海大學師生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五卅運動后，上海大學的校名經常出現在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上，英國時任首相張伯倫經常發表講話誣蔑上海大學。1926年，荷蘭、英國等組成的關于五卅慘案的“滬案重審三國委員會”的報告中也多次提到上海大學。誠如上海大學學生周啟新所說：上海大學“聲震中外，進而成為全國反帝民族運動的中心”。
1933年1月出版的《上海周報·教育史料》第6期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五卅慘案，表面上固是上海八十萬勞苦同胞直接向帝國主義者進攻的一幕，實際上能站在最前線的工作同志，可敬可愛的上大學生，確有不可磨滅的助力。上大是中國唯一接受黨的熏陶的學校，絕非其他各大學們所可比擬的。……所以首先為國捐軀死于南京路的何秉彝，是上大的學生。領導各隊到租界上演講的多數隊長，是上大的學生。捕房拘押援助罷工的大部分人員，亦是上大的學生。五卅時代的上大，上大的影響五卅，中國雖大，實為有目共睹的事實。”
“北有五四時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時期的上大。”這是當時社會對上海大學的評價。時任上海大學教授的陳望道在他的回憶錄中，稱上海大學是“五卅運動的策源地”。
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中共干部的養成所”“五卅運動的策源地”。
熱血青年的革命學校
1925年6月4日，上海租界當局調來全副武裝的各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上海大學，動用武力將上海大學封閉解散。在社會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大學很快就在南市西門方斜路東安里租定18號、29號等房屋為臨時校舍。從突遭搜查封閉，到另覓校舍重建學校，恢復教學秩序，前后只有短短兩天時間。之后，上海大學一直是中共領導下的革命陣地，直至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大學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停辦。
上海大學何以在五卅運動中起到中堅作用？胡申生表示：這首先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息息相關。
當時上海學生會代表邵華在全皖會館向奉軍講述五卅慘案的經過。
1922年10月，國共兩黨合作創辦上海大學，于右任擔任校長。1923年4月，李大釗向于右任推薦鄧中夏到上海大學任總務長，主要負責整個學校的校務工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開始接辦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的教師隊伍中，有知名學者和社會賢達，但師資的主體部分，由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和黨員組成。1923年7月，中共上海大學組成立；1925年2月，中共上海大學支部成立；1926年3月，中共上海大學獨立支部成立，直屬中共上海區委領導。
上海大學教師張太雷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總書記，上海大學另外3名教師任弼時、惲代英、張秋人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大學學生賀昌在這次會議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并任工農部主任。
在五卅運動之前，上海大學師生中已經有大量的黨員和團員，黨組織在開展反帝愛國的工人運動時，也基本上以這些黨員和團員為骨干。
上大師生與工人群體的聯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1924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對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把滬西工人區列為工作重點，辦起了工人夜校和滬西工友俱樂部。上海大學的許多學生參加了兩者的籌建，在課余時間，去給工人上課、與他們談心，建立起密切的聯系，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5年2月，上海大學學生劉華直接領導了“二月罷工”。
“工人顧正紅被日商槍擊身亡是五卅運動爆發的導火索，而他正是上海大學師生辦的工人夜校的學生，和不少上大師生的感情很好。”胡申生說，對顧正紅烈士的追悼會、公祭會，上大學生大量參與，展現了他們之間的革命情誼。
“上海大學確實是當時熱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胡申生表示，在五卅運動中犧牲的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何秉彝，1923年從家鄉四川彭州來到上海后，最初考進的是大同大學。大同大學當時的學界影響力和硬件條件比上海大學更好，但他讀到一半，堅決要轉學到上海大學，因為他認為當時只有上海大學能實現他追求進步、追求革命的抱負。那時，像何秉彝一樣匯聚在上海大學的熱血青年，還有很多。
以上海大學學生為代表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之前經歷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然后對工人進行教育，啟發他們的覺悟；而在以工人群體為主體力量的五卅運動中，學生又從工人身上學到很多。在上海大學這樣的革命學校中，學生與工人緊密結合后，他們信仰的堅定性、對中國社會現實認識的深刻性，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光華大學的誕生
1925年6月3日晨，圣約翰大學及其附中學生為紀念“五卅慘案”死難者，在圖書館前聚集，并下半旗志哀。時任美籍校長卜舫濟反對學生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橫蠻扯下國旗，與學生發生激烈沖突。師生一時群情激憤，中國教職員孟憲承、錢基博等19人、學生張祖培等553人憤而離校。離校師生占到當時圣約翰大學及附中師生的近四分之三，他們堅決地說，絕不再回圣約翰。
6月4日，圣約翰大學及附中學生與部分教員發布脫離學校的聲明。當時離校學生們商量的結果是，推派代表分兩路出發，一路向交通部南洋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請援；一路向圣約翰大學俱樂部請畢業同學劉鴻生出面調解。劉鴻生和南洋大學都拒絕援助離校學生，而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回復說：“我校歡迎你們，只要你們分別考一篇中文作文和一篇英文作文。假如你們沒有地方住，可以住在我校附中。”學生們立即去復旦附中，組成了圣約翰學生離校善后委員會。下午，善后委員會開會，學生王華明報告其父親王省三答應將其私產用為建立新學校的基地。學生們歡呼雀躍，很快開始籌辦新的大學。
1925年6月30日《申報》報道：6月25日，光華大學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6月29日借北京路112號為籌備處；7月4日登報招生。當時，社會賢達王省三、張壽鏞等站在師生正義行動一邊，襄助離校師生另辦新校，并定名“光華大學”。
1925年光華大學校門（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圖片提供/華東師大檔案館
1925年9月12日，張壽鏞在光華大學霞飛路開學典禮上講話。圖片提供/華東師大檔案館
“光華”兩字，出于《卿云歌》中的“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校名同源于此的還有復旦大學。周英才在《光華六三創校雜記》中說：“復旦是因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從震旦獨立出來的；光華是反對美國人卜舫濟的壓制而從約翰分裂出來的。”當時脫離圣約翰大學去往復旦的，就有后來擔任復旦校長的章益。光華大學后來與大夏大學一起，在1951年合并組建為華東師范大學。
張壽鏞被公推為光華大學首任校長。第一年，就有學生970余人。1926年春，在王省三捐贈的大西路60余畝土地上興建校舍，秋季建成后學校遷入。
“愛國愛群”寫入了光華大學校歌，源于五卅的這種精神在光華大學一直延續。光華大學吸引了魯迅、胡適、梁實秋等名家大師在校園留下印記。在左翼文化運動中的1927年11月，應光華大學學生會邀請，魯迅來校作題為《文學與社會》的演講，回答了“是文學改造社會，還是社會改造文學”的問題。他犀利指出：“許多文學家說，是文學改造社會，文學不但描寫現實，且也改造現實。不過據我看，實在是社會改造文學，社會改變了，文學也改變了。”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當年11月2日，光華大學校舍被日軍焚毀，圖書、儀器等損失慘重。學校租借公共租界漢口路證券大樓堅持辦學，同時決定在四川設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
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租界。為避免向汪偽政府登記，上海本部一份為三，文學院改稱誠正文學社，理商學院改稱格致理商學社，光華附中改為壬午補習社，在教育部注冊并頒發光華大學文憑。1945年抗戰勝利后，上海本部恢復辦學，次年遷址在虹口歐陽路221、222號校舍辦學。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辦，更名為私立成華大學，后發展為今天的西南財經大學。
歷史上光華大學辦學的舊址，于1951年建起了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紡織高等學府——華東紡織工學院（今東華大學）。如今，舊址僅剩一間286平方米的紅磚平房，在東華大學延安路校區內靠近中山西路校門的位置，被開辟為“校友之家”。
收回教育權的斗爭
實際上，除了光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的另一前身大夏大學也積極參與了五卅運動。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校史黨史辦主任湯濤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大夏大學是最早一批建立“黨團合一”的大學。1924年10月，大夏大學學生中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1月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合一的黨團支部。
1925年5月30日，大夏學生上街宣傳工人顧正紅被槍殺的情況，有20余人被捕。次日，大夏學生積極參加上海全市舉行的罷工、罷市、罷課斗爭。6月2日，大夏大學教職員、學生分別發表函電，宣布全體罷課支援五卅運動抗議活動。
1925年6月3日晨，圣約翰學生為哀悼被日本劊子手所殺害的中國工人顧正紅以及在南京路上犧牲于英帝國主義者手下的學生群眾，在圖書館前降半旗。
大夏師生的愛國舉動引起了租界當局的不滿，6月4日，工部局發出通知，勒令大夏大學在24小時內遷出英租界。6日，大夏正在召開全體師生大會，討論援助工人方法時，英兵突然闖入校內，要求學校立即搬遷，并強行占領了校舍。
1937年11月，光華大學男生宿舍被炸毀前后對比照片。圖片提供/華東師大檔案館
校舍被占后，大夏大學臨時遷至檳榔路（今安遠路）潘家花園繼續辦學，并函請校董虞洽卿向工部局交涉。14日，《申報》刊載大夏大學學生會消息，表示將另組駐滬代表會，代表全體學生參加五卅運動，并公布具體會務。
湯濤認為，對于大夏大學而言，革命性“與生俱來”。1924年4月，廈門大學發生學潮，當年6月1日，廈大的330余名師生脫離廈大北上上海籌建新校，最初命為“大廈”，即“廈大”之顛倒；后來取“光大華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學，成為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
湯濤認為，當時革命的中心在南方，大夏師生把南方的革命進步思潮帶來了上海，并在青年群體中廣泛傳播。
對于圣約翰大學師生在五卅運動中離校創立光華大學，湯濤認為，其中的動力可以追溯到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發端于北京，收尾在上海，當時在圣約翰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就已經受到進步思潮的感染，“即使沒有成為革命青年，也成為了一個充滿愛國情感和民族情感的青年”。
而且，圣約翰大學實行的是精英教育，學生的思想見識超越一般人，他們內心深處對于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早已有所覺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開展后，他們的愛國反帝意識進一步被激發。在看到五卅慘案中同為青年知識分子的何秉彝等人被列強殺害，同情與悲憤之情必然激涌。
支持光華大學成立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一是進步的士紳階層，如捐地出資的原圣約翰大學學生的家長王省三、時任滬海道尹的張壽鏞等；二是上海的工商業和金融階層。如實業家榮宗敬、錢永銘、虞恰卿等；三是一批留學美國歸來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如余日章、劉湛恩等，他們因為在海外的見聞，愛國的民族情感更加深厚。
另外，20世紀20年代的上半期，中國的教育界大量被外國教會控制。湯濤列舉說，據1922年11月《新教育》雜志統計，當時全國教會學校721所，學生33.2萬，占全國各級學生總人數的6%強。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無法容忍本國的教育事業大量被外國人控制，因而“收回教育權”的思潮涌動，這也是促成光華大學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
收回教育權運動在“五卅”前后達到高潮。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公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1926年以后，外國在華所設各級教會學校多數在中國政府立案，改由中國人任校長，并參照中國教育體制作調整。五卅運動，促成了中國教育發展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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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王煜
來源丨新民周刊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