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某高校文學院教師所負責的三門課《古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一）》以及《中國古典文獻學》，期末考試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學校要求他解釋說明并提供整改方案。這位教師公開發表題為《關于我所負責三門課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說明》的文章，引發關注。
他表示，考試難度當然可以降低，“但是畢業生的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知識不過關，影響到升學率、就業率，怎么辦？”他提到，令人吃驚、失望的是，一道關于《孔雀東南飛》主角是誰的考題，居然有50%的學生答不出。
針對這位教師的發文，有人支持大學教師嚴格把關的較真；也有人質疑，學生大面積掛科教師難道沒有責任？還有人提出，高校設置課程卷面不及格率指標難道合理嗎？
為此，記者采訪多位高校教師、教學管理者以及教育專家。他們談到，這些爭論看似是針對大學教師如何處理學生的考分，實則折射出當下高校本科教學質量如何科學控制的難題。
不及格率設置量化標準，合理嗎？
對于這位教師提到的，根據學校要求，課程卷面不及格率超過30%就會被要求整改。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對于期末卷面考試成績的上下限，大部分高校都有指導意見，但是這一標準本身在高校中仍有爭議。
滬上一所高校教務處負責人告訴記者，大多數高校不及格率的上限一般都為30%左右；同樣，對于優秀率的上限也會設置在30%左右。30%并非剛性指標，只是學校給出的參考意見。之所以設置具體數字標準，一是為防止教師打分過于主觀，控制各分段學生比例；二來也可以用于教學監督和管理，對不達標的教師，學校可以進一步考查是否存在教學問題。
關于這一標準，某高校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直言“不太合理”，“無論優秀率還是不及格率都不應有量化限制，期末成績應該按照學生表現，由教師控制結果。但現在教學管理都講‘標準化’、都要‘達標’，這很可能無形中損害老師的教學積極性乃至職業尊嚴。”
相較于不少人文社科類老師對這一標準持保留意見，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認為，大學設置期末卷面考核柔性標準并無不妥。但問題在于，這份標準是否與教師達成了共識？一般高校教師在開課前都需要向院系乃至學校提供詳細的課程大綱、考試方案、評分要求等。如果老師的出卷難度超綱，早在開課前就應該指出問題。樊秀娣說：“這提醒我們，高校在教學管理中要防范可能的漏洞。”
“這件有關教學事故的爭議，一眼看去有違基本（教育、學習、專業）常識，但在當下教學格局里，此類‘事故’必然會出現、且會反復出現。”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教授范文兵曾擔任過系主任，他強烈呼吁，是時候關注受困于不斷提高的考核指標的高校管理者，被困在績點算法與工作焦慮中的學生，困在復雜指標考核中、被管理者和學生審視打分的大學教師了！
老師嚴格，只會導致本科生分數“通縮”？
超過三成學生不能通過期末考，單純因為考試難度太高了嗎？一位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教授直言：單從《孔雀東南飛》這道考題來看，這是中學生應該掌握的知識，實在稱不上難。如果這是普遍情況，那么學生的基礎太弱。縱使老師想“放水”，也無能為力。
“大學生的基礎不扎實并非個別學校的個別現象。不少同事反映，如今的大學生在寫作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等方面普遍欠缺。”樊秀娣談到，目前社會上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思維嚴重干擾了教育生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少學生希望盡可能低投入、高回報，只學“有用”的課，這就導致一些基礎性的文史哲類課程“遇冷”，甚至課時被削減。此次被要求對不及格率做出說明的這位教師也提到，他的兩門必修課從48課時縮減到32課時，如果按照既定的課時減少學習分量，“那學生對于一門課的基本知識要求怎么辦？”
由此，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曹東勃提出，如何在學科與專業調整過程中，充分發揮人文社科類學科的育人功能？這很重要，越是在AI科技爆炸的時代，深厚的人文素養越被需要。
“今天大學生的焦慮期，從邁入大學校門甚至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就開始了。這種對漂亮分數和績點的追求已成學生間一種廣泛的自覺，有部分老師也會迎合學生的這種追求。”曹東勃直言，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的“從緊”甚至帶來的分數“通縮”，才引起了熱議。范文兵也談到，不少大學生認為實習比上課重要，工作比專業重要，本著分分必較的原則，學生會花大量時間研究績點和教師評分規則。
教與學是老師和學生的雙向奔赴，如何做得更好？這其實是不少高校教師遇到的難題。雖然卷面不及格率超過30%，但這位古代文學專業的教師也表示，核算期末成績時，自己難免陷入糾結。嚴格把關，意味著一部分學生可能掛科，也會導致自己的選修課無人問津；若降低要求，則更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也是對自己尊嚴的影響。一位高校教師談到：“如果老師不對學生嚴格要求，一味‘放水’，那教學豈不是要決堤了？”
“任何專業，夯實基礎都是第一位的。”范文兵舉例，如果讀建筑學的學生連設計圖紙的基本工作量都達不到、基本案例學習的數量和深度都不夠，這就已經踩到了專業底線。“如果專業課都不能過關，何談拔尖創新？”
如何評價，才能平衡好教學規范性和教師自主性？
在高教專家看來，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關注，也在于折射出當下對高校教與管改革的呼聲。
“這位老師的發聲也是一個契機，希望更多高校能在教學管理中多聽老師的心聲，在提高教學規范性與尊重教師自主性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樊秀娣說。
當需求側悄然變化，供給側的改革必然箭在弦上。多位高校教務處負責人表示，當下，各高校更加注重過程評價、多元評價、綜合評價。比如，除了卷面考試，包括讀書報告、課程匯報、實踐實驗、社會調研等都是課程過程性評價的重要內容。
“高校考察學生的課程學習成效，也并非取決于單次考試的結果，并且期末考試在學習成效考評中所占比重正在大幅度降低。”華東師范大學招辦主任周立旻表示，高校正在強化以考察思維能力為核心的課程多元、多維評價，積極推進人工智能支撐下的課程全過程教與學的評價。
采訪中，也有高校負責人直言不諱：學校對相關期末考試異常情況要求老師說明情況，這并非問責。“很多高校都有相關制度，教師只需要將考核設計思路、課程過程性評價等信息一并說明、提交，學校教學委員會再組織專家進行合理評價。不會僅僅因為一次不及格學生多了，就簡單問責教師，讓教師寒心。”
曹東勃說，無論高校如何改革，遵循教書育人和學生成長規律，都是基本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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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丨吳金嬌
來源丨文匯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