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賓：
忻 平 上海大學教授，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黃昌勇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
瞿 駿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主 持：邵 嶺 本報記者
上海，黃浦江畔的國際化大都市，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之地，名副其實的光榮之城。在她絢爛繽紛的色彩中，紅色是最厚重、最深沉的那一抹；在她海納百川的城市文化中，紅色文化是最鮮亮的底色。今天，上海要建設習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實踐地，首先要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守紅色文化之“正”，創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合發展之“新”。
本期文藝圓桌，我們邀請滬上知名學者，從紅色文化的豐富與擴展、紅色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紅色主題文藝作品的創作與傳播等多個角度展開討論，思考如何讓紅色文化在代代相傳中煥新發展，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綿綿不絕的精神力量。
——編者
以左聯五烈士為題材的話劇《前哨》引發觀劇熱，直接帶動一大批年輕人到龍華烈士陵園憑吊。
紅色題材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已在全國駐巡演超過500場次，堪稱“爆款”。
主持人：紅色文化是上海這座城市最鮮亮的底色。但與此同時，相比于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紅色文化的歷史是最短的。如何站在歷史角度理解紅色文化在上海城市文脈中的地位？
瞿駿：上海紅色文化的形成史若只看其“直接的形成”，相較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其長度是“短”的，因為她的直接形成是在1920年前后，至今不過百余年。但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視野里，對紅色文化的認識不能局限于她“直接形成”的歷史，而應該向前延展，也可以向后拓展，其長度可以非常之“長”。這是因為她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是中華古老文明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嬗蛻的一大動力。
從紅色文化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來說。江南文化代表著紅色文化的傳統之根，海派文化則更多代表著紅色文化的世界之源。
傳統之根為紅色文化提供了她的創造者、弘揚者和承繼者。無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共一大建黨代表還是后來在上海做激蕩潮流，風起云涌之革命事業的人物，他們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于江南。這些人成長于江南鄉村、市鎮和城市，成熟于上海都市，進而在革命歷程中流布全國，影響各地。他們經常是以自己的一輩子的奮斗詮釋了一個新中國如何出現，又如何整合。
傳統之根也為紅色文化提供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支撐。在這樣的強大支撐下，革命者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就比較容易從“天下”之理想通往世界革命之理想，從對“大同”之期盼通往對全球共產主義實現之期盼，從對“民生”之堅持通往對共同富裕之堅持。在紅色文化拓展的過程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天然的，自然的；“第二個結合”是順暢的，熨貼的。
世界之源則為紅色文化提供了與“世界”相接觸、相融合的機會。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一個“半殖民地”都市。這個“半”字讓來到上海的革命者能讀到中國的報刊，也能讀到外國的報刊；能觀察中國的學堂，也能觀察外國人的學校；更是能聯系民族資本企業，也能剖析外國在華企業。在此過程中復雜的、多樣的“世界”在革命者面前展開，使他們了解到列強的狀況，更能夠了解到亞非拉受侵略壓迫國家、民族的狀況。紅色文化在這里是國際流動的，是屬于全球的。這個“半”字也為上海帶來了世界各國的形形色色的人，特別是形形色色的各國革命者。蘇俄人士、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日本社會主義者、朝鮮獨立運動志士等都因此與中國革命者長期共處一城。他們彼此攜手，共同作戰。紅色文化在這里是多語言的，亦是多膚色的。
從紅色文化是中華古老文明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嬗蛻的一大動力來說。中華古老文明在19世紀中葉被卷入所謂“世界歷史進程”后，遭遇了嚴重危機。這一危機的后果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就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
國家蒙辱與人民蒙難造就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因為一個國家要獨立就需要趕跑帝國主義侵略者，消滅與帝國主義侵略者相伴隨的舊中國的統治力量，這需要革命。同時人民大眾需要能夠得到生命保障，能吃飽穿暖，能真正在自己的國家當家作主，這也需要革命。而紅色文化厘清的是這樣的大革命究竟應該由誰來領導，究竟應該以誰為革命主體。經過實踐得出的明確答案是：能真正改變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狀態的大革命應該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應該以人民大眾自身為革命主體。
這在中華文明史上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巨大轉變。因為過去所謂黨，中國人通常理解為“朋黨”，為士大夫所不齒。“改朝換代”式的革命通常由一家一姓之王朝主導，士大夫集團做配合與闡釋，與“黨”是無關的。同時過去人分等級，人的三六九等不僅存在于社會制度中，更存在于社會觀念中。人民大眾既不被允許，自己也不敢奢望成為革命的主體，他們不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對象。而紅色文化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中華文明史上的全新政黨，人民大眾在全新政黨的領導下翻身做了主人，改變了中國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的基本狀態，但這些仍只是起點，紅色文化進一步呼喚的是中華民族從獨立自主走向民族偉大復興，即其繼續拓展要改變的是中國“文明蒙塵”的狀態。
世界上的獨立國家未必就有其文明的主體性，翻了身的人民大眾在文明自信上可能依然是缺失的。因此除了有經濟上的國家“依附狀態”，更有文明上的國家“依附狀態”，這樣的狀態就叫做“文明蒙塵”。而要改變這樣的狀態就需要紅色文化不斷地拓展，讓人民大眾不斷地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為何“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其緣由就在紅色文化的拓展中，就在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一刻未曾停歇的奮斗史里。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緣由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消失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逆勢而上”。這一過程持續了30余年，且仍在持續。
為何中國共產黨能持續地“逆勢而上”，是因為黨深刻認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出來的。“兩個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樣的認識豐富了紅色文化的內容，提升了紅色文化的境界，拓展了紅色文化的內涵與外延。讓紅色文化不僅只是上海城市文脈的一部分，更是上海城市文脈的中心與重心所在。因為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進程中，紅色文化的拓展與上海城市文脈的更生同頻且共振。
主持人：上海作為國際文化大都市，有著非常多元而豐富的面貌，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文化相映成輝。今天我們說要實現上海文化軟實力新的升躍，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三種文化之間的關系，明確紅色文化的首要地位，讓紅色永遠成為這座城市的主色調？
黃昌勇：從上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否認西方文化對上海的影響。與此同時，在上海的現代化進程中，紅色文化的底色始終彰顯，且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在很長時間里，上海城市的紅色底色、特質和稟賦，由于國際大都會多元特征，某些時期有意無意地被遮掩，尤其是在一些文學影視作品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對上海的認知，往往偏于一隅，甚至用一種想象的單一性來代替歷史的真實狀貌復雜性。
要進一步推進上海紅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文藝界責無旁貸。文藝作品能夠發揮情感、審美和教育的功能，在潛移默化中對人的價值觀產生影響。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播出后，年輕觀眾自發去龍華烈士陵園，在陳延年、陳喬年等革命烈士墓前獻花；無獨有偶，話劇《前哨》的演出直接帶動一大批年輕人到龍華烈士陵園憑吊。這都充分說明了優秀文藝作品對于紅色文化的彰顯作用。
上海如何創造出更多的紅色文藝高峰之作，使紅色文化得到更加突出的表達，是目下一個比較迫切的命題。
一方面，以往我們的創作者對于紅色文化的藝術表現創新研究不夠，導致形成了一些固化的觀念，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就是片面化、簡單化、概念化、臉譜化，缺乏情感和審美的維度。這背后其實是我們對于紅色題材研究不夠、挖掘不深、理解膚淺，簡單地認為紅色文化就是粗糲的、堅硬的、陽剛的，將其與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對立起來。其實不然，紅色文化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時也有開放包容的一面；紅色文化既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鮮亮底色，同時也是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互相滲透的。而我們有的作品在塑造革命人物時，往往不能與其他地域革命人物區別開來，沒有凸顯上海文化多元特色，不能體現出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對人物性格、生活方式影響的痕跡。為什么《永不消逝的電波》受到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歡迎和追捧？就是因為創作者將三種文化在審美上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比如舞蹈既有江南風味的傳統因素，也有上海海派國際化的現代舞的特點，這些與題材涉及的人物、歷史事件達到了完美的契合，為我們塑造了耳目一新的革命烈士形象。上海紅色文藝作品的開掘，不僅要注重典型人物，還要關注典型人物生活其中的典型環境，這一環境就是上海這座城市活生生的多元特質。
另一方面，我們一些文藝單位領導者，對于如何領導創作、激勵創作應當有更加科學的認識。重視紅色題材創作，并非一定要全流程介入，藝術創作是有特殊規律的，特別強調藝術家的個性化的創造性的勞動，過多的介入，實際上往往走向藝術規律的反面。因為藝術創作不是標準化生產，每一部作品都會打上藝術家鮮明的個人印記。過多的全程介入，往往意味著全程干預，會導致創作者的個性難以凸顯，作品的藝術性就會大打折扣。
在加強紅色題材作品創作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大紅色文化資源的轉化，系統謀劃，在創作上推陳出新，并與在地資源構成互動。
就上海紅色文藝創作題材來看，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原生態的紅色文化資源，二是根據紅色資源創作的作品。前者可以供我們開掘新的題材，在這方面，還有非常大的創作空間，近年來，不少作品都填補了空白；后者可以將已經形成的IP進行其他樣式的藝術呈現，打造更多的紅色文藝精品乃至留得下傳得開的經典力作。這方面這些年也有非常成功的實踐，比如《永不消逝的電波》是根據孫道臨主演的電影改編成舞劇；滬劇《陳毅市長》由話劇改編為電影，再改編為滬劇；雜技劇《戰上海》是根據同名紀實文學改編；民族歌劇《義勇軍進行曲》是根據左翼電影《風云兒女》以及紀實文學《起來》創作的。我編劇的大型原創話劇《前哨》是在自己一部20年前出版的研究專著基礎上進行創作的，創作初心就是要開掘上海紅色文化資源及對大學生進行革命傳統的熏陶，2021年2月龍華24烈士犧牲90周年首演以來，已經在北京、蘇州、寧波、福州等地演出近30場。2023年10月中旬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出兩場，北大師生1700多人購票觀看，引起大學生觀劇熱。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上海紅色文化遺產的梳理、保護和呈現。紅色文化資源應該與上海旅游結合起來，在建筑、空間、展陳上推陳出新，尤其是與最新信息技術結合起來；紅色遺址舊址應該打造成為城市旅游地標和目的地；以創作成果及其轉化充實在地紅色文化資源，豐富其內涵，彰顯影響力；打破紅色文化在地資源只能作為公共文化資源的固有做法。
總體上來看，紅色文化遺址舊址在展陳上比較落后，基本上都是免費開放，成為城市地標和旅游目的地的不多。發端于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上海一筆巨大的紅色文化遺產，融入了上海城市文化的血脈，形成的先進文化傳統影響著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文化的進程，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輸送了大批文化骨干力量。我曾經專門撰文《大力弘揚左翼文化優良傳統》，發表在去年9月6日的《文匯報》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址坐落在虹口，附近的景云里，是當年大批革命作家活動的重要的街區。這一重要舊址已經成為虹口“文化三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成為上海市一級重點保護紅色文化遺址，在空間、布展、開發等方面加大投入、提升能級。
主持人：要更好地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需要全社會更全面深刻地認識和理解紅色文化，其中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對上海紅色文化的家底進行梳理。近年來我們在上海紅色文化的研究中取得了哪些新進展和新發現？
忻平：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和初心始發地，偉大建黨精神的孕育形成地，有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梳理紅色家底、保護紅色遺址、挖掘紅色資源，對于今天在全社會弘揚紅色文化有著重要意義。2021年，經過前期普查，認定了上海的紅色遺跡遺址和紀念設施有612處。同時，上海也在全國率先運用法律手段明確了對紅色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今天我們走在街上，會發現紅色遺址的標牌越來越多，地鐵站點和馬路上的導引牌上也加入了很多指引紅色遺址的內容。可以想像，當人們置身于這些遺跡、遺址和設施，穿越于這樣一種特殊的時空里，對于發生在其中的紅色故事和故事所凝結的偉大建黨精神，一定會有很多深切的感悟和體會。
這些年在上海黨史研究中確實有很多新發現，和我們對紅色文化的認識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比如，說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一定離不開上海工人階級力量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黨史研究發現，黨組織成立前的第一個工會，就是上海機器工會。
1920年代，上海工業產值通常占全國60%以上，這不僅表明上海資本聚集，更意味著它擁有大量的產業工人。五四運動前夕，全國工人總數已達200余萬人，僅上海一地就有約56萬人，這一數字也占到了當時上海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與此同時，當時的上海又是一個各類矛盾集中之地，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疊加在一起，嚴重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也使得上海工人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當時的上海有不少如工人自發秘密組織的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國民黨人組織的工會，而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那些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則以此為指導，積極地投身到群眾斗爭中去，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把工人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在上海，俞秀松改裝易服，進了虹口厚生鐵廠，到工廠和工人朝夕相處，一同做工，對工人階級備受壓榨的苦難狀況有了深切的體會，日后成為最早的建黨、建團先驅與此不無關系；李中、李啟漢則深入工人階級建立學校。在北京，鄧中夏向長辛店工人開展宣傳教育。各地黨組織主辦了《勞動界》《伙友》《勞動音》《濟南勞動周刊》等，面向工人宣傳科學理論。漁陽里的中共發起組這一時期向群眾、主要是工人開展了廣泛的宣傳。1920年8月15日，第一期《勞動界》在上海出版，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等為主要撰稿人。李漢俊在發刊詞《為甚么要印這個報》中寫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什么道理呢……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1920年11月21日，黨組織根據“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原則建立了上海機器工會，擔任主席的李中是第一位工人黨員。他在湖南一師讀書時與毛澤東、蔡和森是同學，又積極參加工人夜校，積累了組織工人的經驗，與工人階級建立起深厚感情。可以說，上海機器工會的成立，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原理，標志著我們黨從對工人展開宣傳教育轉向組織、發動工人的新階段。日后，在毛澤東同志說的工人階級大本營上海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
近些年的黨史研究還發現，在1917年到1919年的留歐尤其是留法勤工儉學熱潮中，上海成為出發和回國的主要港口。這背后的原因，除了一戰導致去往歐洲的陸路中斷只能走海路、而上海是當時我國出海的一大港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上海是全國唯一的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有一大批出國留學培訓機構，包括語言培訓、禮儀培訓、文化培訓等等。我們知道，正是在這一波留法熱潮中，進步青年尋求新思想、新知識，尋求改變中國的思想武器，而這一發現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當時的上海、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會在上海誕生。近代以來，出國留學主要走海路，所以，上海是主要出發地，不管是留美、留歐、留日和留蘇的學生多從上海出發。同樣，他們回國后，第一腳踏上祖國土地的也多是上海的碼頭。學生留學回國后，很多留在上海工作，編書翻譯、教書育人、從醫經商。因為上海有著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比較好的生活條件。這反過來又為社會集聚了大批現代性人群，進一步促進了上海的現代化發展。
還有一些黨史研究新發現，是得益于現代科技新方法、新手段的引進。我舉一個例子，就是中共四大最年輕代表阮章的照片，經過上海市虹口區黨史辦主任和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多年追蹤調查，以及中山、天津和上海多地相關部門近十年的接力研究，最終確認。阮章祖籍廣東中山，出生在上海，四歲隨父母去了唐山，之后成長為唐山黨組織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北方發動工人運動。在參加四大之后的第二年，他就在秦皇島病逝，年僅24歲。在很長時間里，他是中共四大紀念館展陳里唯一一位沒有照片的代表。在多個名叫阮章的人中，最終確認的這張照片，先是由阮章的侄子阮寶勝將一張“阮章”的橢圓形照片底版圖片發給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黃春華，再由中山、天津兩地的研究者們在天津博物館《南開第十三次畢業班同學錄》找到這個底版印刷的、帶有圖片說明的阮章照片。之后上海研究者們憑借照片底版，通過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物證中心專家，用最新的現代科技手段多方比對，從當年工人運動親歷者認定有阮章在其中的合影中，找出阮章身影，實現了閉環。經過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批準，在今年1月份中共四大紀念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99周年系列活動上，阮章的照片正式入展。
這個發現不僅填補了黨史研究的重大空白，對于未來開展相關黨史研究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今天，科技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方法，使我們得以在更高的平臺上，對上海黨史中的更多歷史細節做更深入的研究。展望未來，我們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可以做，空間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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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錢夢童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