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1929—）被認為是當世最重要的思想家。2009年，在他八十歲生日之際，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推出了一部五卷本的哈貝馬斯文集。他以“社會學的語言理論基礎”“形式語用學的語言觀和理性觀”“商談倫理學”“政治哲學”“后形而上學思維的地位”為各卷主題，為自己的論著做了系統性的選編。哈貝馬斯還為每一卷都撰寫了導言，之后一家英國出版社把五篇導言譯成英文，并請法國學者讓-馬克·杜朗-加瑟蘭寫作長篇導論“尤爾根·哈貝馬斯的事業：樹根、主干和分支”，合成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哲學導言：交往理性五論》（英文本：Polity，2018；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哈貝馬斯說：“在任何別處，我都還沒有設法對我的整個哲學做過一個‘俯瞰’。”
2023上海書展期間，上海譯文出版社邀請譯者中的童世駿教授、應奇教授，與汪行福教授、張雙利教授，在上生新所·蔦屋書店共同探討這部作品。《文匯學人》結合現場交流與提問整理發言，邀請大家一起進入這位法蘭克福學派代表性哲學家的世界。
“一個同時是情感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哲學的框架”
認識哈貝馬斯——移動中的目標·交往理論·還俗
童世駿（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哈貝馬斯很早就已經是一個成為經典的思想家了。甚至在他的主要著作還沒出的時候，1978年，美國哲學家托馬斯·麥卡錫就寫了五六百頁的《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哈貝馬斯一直在工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出書。對于任何把哈貝馬斯作為一個主要研究文本的研究者來說，做好這份工作不是特別容易的。美國哲學家Richard Bernstein就是把哈貝馬斯作為一個研究文本，同時也是他非常親密的學界朋友。他說哈貝馬斯是一個moving target（移動中的目標）。你要追蹤他還是要有點力氣的。
作為一個中國的研究者，我認為哈貝馬斯的重要性在于他所研究的問題和我們自己問題的相關性。他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德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歐洲、西方的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身處現代世界的我們自己的問題。借助于對哈貝馬斯文本的閱讀，我們對感興趣、甚至可以說有義務去研究的那些自己的問題，可以理解得更好。
汪行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哈貝馬斯的學術研究跨越的時間特別長，跨越的領域特別多，使得他的作品非常浩瀚，思想也非常復雜，在中間有很多變化。
他的整個理論都可稱為交往行為理論，該理論本身提出后,他不停地根據閱讀者或對話者的批評來調整，因而顯得復雜。羅蒂曾談到，你跟哈貝馬斯談到某本書或某個人的觀點，如果他以前沒有注意，他一定去了解，過段時間，他可能就會在某篇文章中做出回應。哈貝馬斯的思想本身就具有交往性，他對所有的新知識都非常樂于吸收，樂于回應，因而，他的思想在將近60年的時間里有很多變化。
哈貝馬斯曾經說，伽達默爾的思想是海德格爾思想的urbanization，即還俗化。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高深莫測，伽達默爾把它理解為我們浸潤其中的文化傳統。我們總是生活在某種傳統之中，傾聽它的聲音，理解它的意義，通過與傳統的對話，我們既獲得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也獲得了對自我的理解。這樣，“存在”概念既脫去形而上學的神秘性，又保留了它的合理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哈貝馬斯所做的工作也是這樣。從康德、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哲學都以理性概念為基礎，但在德國古典哲學的語境中，理性多少是超驗和先驗的，它如何轉化、塑造并影響生活，我們難以很好地理解。哈貝馬斯對近代意識哲學或超驗哲學的理性概念進行了還俗化，還俗為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的行為。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為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不是借助于赤裸裸的暴力進行支配和統治的話，那總是要講出理由，為什么我的政策是這樣，為什么這條法律是這樣，這樣，理性就與我們的生活和社會有了直接的關聯。
哈貝馬斯的迷宮——為什么會迷失？·從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到哲學家哈貝馬斯
汪行福：哈貝馬斯的著作跟文章都非常多，如果大家自己去摸索，沒有一個很好的階梯或者拐杖，很容易迷失。吉登斯對他也有批評——《交往行動理論》寫了兩大卷1200頁，完全可以寫成一卷，因為充斥著大量的對韋伯、涂爾干的材料的討論，沒有必要寫那么厚。普通讀者去閱讀哈貝馬斯，甚至會厭煩這樣一種非常繁瑣的、非常細枝末節的文風。
但是有了《哲學導言》這樣一本書，你大致可以對他的思想有個基本的認識。哈貝馬斯之所以能夠有跨學科的能力和影響力，在倫理學、政治學領域，包括在現代生物基因工程等等方面都可以有所言說，是因為他自己形成了一個關于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合理性的基本觀念。
張雙利（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如果你對哈貝馬斯——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之后的哈貝馬斯——他每一個論域的著作、背后的結構，要做到心中有數的話，我覺得這五篇導言非常重要。
《哲學導言》告訴我們哈貝馬斯如何能夠成長為寫出《交往行動理論》的哈貝馬斯，也告訴了我們這棵大樹的結構是什么——為什么通過去先驗化的過程所完成的所有這些理論哲學的新建構，實際上是它的根；為什么這個根的最富成效的表達是它的干，也即他和韋伯、涂爾干、帕森斯對話之后所給出的社會理論；還告訴我們這個干當中有哪幾個重大話題——為什么會有對理性概念的重解，為什么會有對倫理學的重建，為什么會有對法律哲學創造性的給出。
在這個基礎之上，才有他隨著新的時代條件和理論環境，對于科學、技術、宗教問題的挑戰回應。他是一個介入型的學者，介入了當前現代化進程的展開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他有一系列的關于現實的時代主題、政治事件的寫作，這些寫作就是在有根有干的樹上必然長出來的枝葉。
童世駿：這本書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哈貝馬斯對自己整個的社會理論的哲學基礎做了集中的闡發，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傳承與發展過程做了梳理，對這些思想的問題指向做了澄清。這些只有他自己來做才比較清楚。哈貝馬斯的社會理論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當你對他的工作有所了解以后，如果還對他的哲學有興趣，現在閱讀此書正是時候。
哈貝馬斯的哲學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他做哲學的方法也是不停地跟人家進行交往，進行對話。關于他如何處理和其他哲學家之間的關系，在《哲學導言》里有非常精彩的材料。哈貝馬斯會把同時代的大哲學家討論的主要問題、做的主要工作和他自己的工作結合起來，他曾專門為自己的這種做哲學的方法進行辯護。
這本書可以當作當代哲學史來讀，也可以當思想自傳來讀。書一開始哈貝馬斯就講到他197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的高斯講座，陳述了他思想中出現的清晰的語言學轉向。從某種意義來說，《哲學導言》是哈貝馬斯對他自己的思想迷宮所做的澄清，等于給了你一張地圖，讓你可以去追隨他。這點對年輕人來說特別重要。
應奇（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伽達默爾在《20世紀的教訓》中曾經對他的意大利訪問對談者多托利肯定，“在杜撰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名言方面，哈貝馬斯總體上是一個曠世奇才”，同時認為哈貝馬斯“從根本上不是一位哲學家。他從根本上說是一位政治思想家”。相對于此，《哲學導言》可謂哈貝馬斯作為一個哲學家的“證言”。事實上，哈貝馬斯自己在此書的序言里談到，他之所以同意以這樣的形式出版一部《哲學導言》，也是基于他認識到有必要撰寫一部一般性的哲學論著。
當然，這并不等于無視和否認哈貝馬斯在哲學觀上與伽達默爾的差異。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我們可以在修辭的層次上把哈貝馬斯對伽達默爾與海德格爾哲學上的關系拿來刻畫哈貝馬斯與伽達默爾哲學上的關系，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強調兩者的同與異之權重同樣應該是隨著時代語境而轉移的。
另外，作為本書的一位譯者，在翻譯和通讀文本的過程中，我常常感到這書的筆法有一種第三人稱視角的第一人稱敘事色彩，在我看來，這既是這部具有自傳色彩的著作的一個特點，也是它的一種魅力所在。
我們今天為什么還要讀哈貝馬斯——他過時了嗎？·犬儒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解毒劑
張雙利：哈貝馬斯所面對的時代主題是在現代化過程遭遇嚴重倒退之后再度重振現代性事業、在二戰之后重建政治。他面對的理論對手一方面有對現代性事業持曖昧態度的德國浪漫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傳統，另一方面還有以盧曼為代表的主張技術統治論的當代社會學理論。他能夠借助的傳統，就是經過韋伯、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中介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傳統。這個傳統說，現代社會一定有問題，現代性一定有矛盾，但是如何在回應問題和矛盾的基礎上，把這個事情進行到底？在這個過程中，哈貝馬斯要找能夠支持他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新的資源，所以他會關注實用主義，關注所有最新的討論。他有自己的理論使命。
我2019年的時候在德國，剛好Die Zeit有一個哈貝馬斯專刊，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重新閱讀哈貝馬斯”。從1960年代開始，哈貝馬斯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創造，他的東西一直被大家理解為是在哲學的高度對時代主題的回應，所以產生極大影響。他的影響超出了德語世界、超出了歐洲邊界，他不僅僅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產生影響，也在東歐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持續的影響。
轉折點發生在他80周歲以后，整個西方世界內部的問題基本上已經無法被理論話語遮蓋。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哈貝馬斯是很真誠地在思考和回應。他有理論層面的回應，他重新去解讀理性和宗教之間的關系；他有現實層面的回應，有訪談，有一些介入性的寫作。他很清醒地認識到他的理論遭遇到了現實問題的挑戰，但是他認為他理論的核心和骨干——哈貝馬斯是很頑強的——不能被放棄。
我們為什么要再讀哈貝馬斯，就是因為他對于特屬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根基性問題的關注，我們在90年代接觸他的時候不能完全理解，我們沒有那樣切身的生命體驗。到了今天，經過又一輪的現代化進程，再把問題提出來，我們才發現，原來哈貝馬斯把這中間的歷史經驗和思想經驗都化為自己思考的血肉。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今天是我們真正能夠讀懂哈貝馬斯的時候。
應奇：我自己曾經調侃，我不是哈貝馬斯思想的研究者，我是他的使用者。但這個使用，在相當程度上不是直接使用到現實問題，而是使用到我自己對哲學問題、政治哲學問題的了解中，也即把哈貝馬斯的思想作為資源，用到我對英美政治哲學的討論中。
我認為就新法蘭克福學派的轉型而言最主要的資源，來自哈貝馬斯自己和他的主要學生在80年代以后，高度地、有深度地進入當時英語世界展開的所謂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爭論。這些理論資源的激蕩，激活了他對康德、黑格爾之關系的重新思考，特別在倫理學的取向問題上，可以說是從小的古今之爭進入了大的古今之爭，其間的理論得失對于當今中國社會的相關思考是特別富有啟發意義的。
汪行福：我始終認為，哈貝馬斯的理論對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今天全世界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所謂的犬儒主義，就是對那些價值、規范、理性的東西都抱著一種否定的、嘲諷的態度，認為怎么來都行，沒必要較真。哈貝馬斯作為一個學者，認為唯一不可原諒的就是犬儒主義——放棄對任何的理性、道德、真理、正義的認真態度。這是他理論的重要動機，他認為實證社會學也可以被歸結為犬儒主義，也就是以一種經驗的目光看待世界，有如烈日照耀下一切東西都會蒸發，一切理念、規范、值得追求的東西都揮發掉了。
同樣，我們的時代還面臨著思想的民粹主義化。民粹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我們不需要講理，只需要判斷立場，不需要判斷是非。民粹主義會把自己人和他人二元化，諸如我是正義的，你是非正義的，我是天使，你是魔鬼等等，類似于這樣一種方式來做一個社會的區分，把日常生活中的觀念差異做了道德化。而這種傾向是有害的，因為它同樣會瓦解人們之間通過交往進行溝通，繼而進行非強制協調的可能性。
交往總是希望以好的論據、好的理由來說服別人，而不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所以他整個的交往理論強調的不是簡單的情感共鳴，而是強調說理，是理由的交換。哈貝馬斯說，如果我不相信理性，不相信我的書能起積極作用的話我就不需要做學術了；我相信自己的理論，我們在任何時候不應該放棄對理性的信念。所以哈貝馬斯思想里包含著對兩大毒癥——犬儒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解毒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哈貝馬斯的思想今天仍然十分重要。
童世駿：哈貝馬斯強調當代德國人要同時繼承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這三大傳統，主張讓康德論證的普遍主義道德，通過政治文化建設而落腳到黑格爾所說的倫理生活之中，通過對接經濟全球化、歐洲一體化、以及新媒體新技術的運用過程，而體現在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為此，他用了馬克思一個著名的比喻，就是“鼴鼠”。鼴鼠的特點是不顧一切地往前走，往前拱，雖然目標不是特別明確，但是它知道不拱的話一切都是照舊，而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另外我想強調的是，哈貝馬斯對于具體的現實的問題，其實有很強的所謂可錯論的意識。他覺得在討論實際問題時，他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權威性是不夠的，所以他會說希望你們能夠把我作為哲學家的觀點和作為一個介入型知識分子的觀點區分開來，而且他這么多年來都會這么說。他十分惱火的是有人經常把這兩者混淆起來，以為你在哲學上主張怎么樣，在政治上的主張就應該怎么樣。
這本書恰恰希望人們來關注，他在一些實際討論中的主張的理論依據的最哲學的層面，這個東西是可以和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表態相對分開的。你如果非常不同意他對俄烏問題上的意見，并不妨礙關注他在哲學層面上所做的工作。
哈貝馬斯的哲學觀——告別了形而上學的哲學
童世駿：哈貝馬斯對哲學的理解很有自己的特點，我自己冒昧對他的觀點有個概括，借助他表達我自己的想法。我對他的觀點概括為“低調的哲學觀，高調的哲學家觀”。什么叫低調的哲學觀？就是他不再認為哲學能夠頒布意義、指導人生、指點江山、詮釋整個宇宙，哲學不再是這么一門學科。但為了做好這種意義上的哲學，哲學家必須做很大努力不僅研究哲學思想傳統、思考通常意義上的哲學問題，而且必須深入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多門具體科學，必須想辦法在哲學、科學和常識之間進行有效溝通。
他有篇文章專門講哲學是“替身”和“譯者”。哲學之所以是“替身”，是因為經驗科學中有做出普遍主義主張的學科，包括韋伯的社會學、社會理論等等，在跨學科的討論中，哲學可以帶這些學科來占據一定位置，使得整個討論當中有這么一個獨特的普遍主義的向度。
另外，哲學之所以是“譯者”，是因為哲學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多語性。它可以在專家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間進行詮釋和溝通，因為它使用的是日常語言，但是又能讀懂專業文本。哲學還可以在不同的專家文化領域之間進行溝通，因為它在方法論層面有些基礎性的工作是跟不同學科共同分享的。這樣一些工作在現代社會特別重要，剛剛汪老師講到反對民粹主義，其實哈貝馬斯不光反對民粹主義，他還反對精英主義，反對專家治國論；為此他強調哲學的特有專長就是溝通不同專長，在各個領域之間進行溝通。
我在哲學系教書，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從哲學系畢業的時候帶走些什么？我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我覺得哲學的特點和科學的特點可以做一個對比，簡單地講，就是科學研究事實問題，而哲學則研究與事實相對的四個東西：一個是文本問題，第二是概念問題，第三是規范問題，第四是整體性的問題。這種對哲學的理解，也是受哈貝馬斯影響。
比方說，哈貝馬斯的工作的一大特色是處理好多文本，哲學作為詮釋者主要是面對文本。他也做了大量的概念分析，這是他工作的非常顯著的特點，以至于別人批評他概念分析太細了，二分法太多。哈貝馬斯說他最重要的使命是為批判理論建立一個規范性的基礎，在規范性問題上走出獨斷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非此即彼。同時，他雖說是要告別形而上學，但承認后形而上學思維的重要性，而“后形而上學”不是“非形而上學”，也不是“反形而上學”，所以，他對整體性的關懷還在。
在我看來，哪怕在后形而上學時代，哲學系學生畢業時必須在處理前述四個問題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也就是他是經過訓練的，他應該帶著在文本詮釋、概念分析、規范意識和整體關懷四個方面的專業訓練成就，走向社會，這也是我們哲學系能夠心安理得地在大學教育中占據一席地位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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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