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2023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布置下這么一個題目。古往今來，尤其是近代以來，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傳統中的經濟元素和商業契機，善于向經濟活動中注入更多文化內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
一、近代浙商的崛起
晚清“五口通商”之后，商人在國家政治經濟中的角色日漸重要。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廷在財政上被迫倚重工商稅收，商人捐納也流行于一時，洋務運動賦予投資新型工商業更多的政治正確性。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后，許多士人不再以經商為偏途，尤其是新政改革浪潮中，清政府大力獎勵創辦工商業，于是，商人的社會地位日漸上升。中外通商重心在晚清已經由原來的廣州轉移至上海，浙江商人以地利之便成為上海主要地域商業人群，其勢力在國內各通商大埠也迅速發展。
不同時期商人的背景不大相同。如果按時段來區分的話，早期按照中國傳統商業習慣培養出來的商人仍是主流；但洋務運動之后，一些有功名的讀書人也開始進入商界，并扮演重要角色；到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隨著接受新學教育者甚至留學回國者從商者眾，新派浙商開始嶄露頭角；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一批浙江商人進入政府機構，與南京政府關系密切的新型商人成為主流。
從傳統社會文化結構而論，至少宋代以降中國人多以儒家文化為本位。而儒家社會尊崇“四民秩序”——“士農工商”，商人至少在名義上并不是社會軸心，“輕商”甚至成為一種社會文化風氣。俟至近世，雖然在國家經濟上商人地位越來越重要，但商人未必在民間社會已得到普遍尊重。因此，懋遷有無者如何提升自我及其家族的社會地位，往往成為其思考的重心。
因此，無論是哪種背景的商人要立足社會，公益服務精神仍屬必要。所謂公益包括投資于文化事業或創辦慈善機構等，這與中國傳統儒家倫理亦比較相符。同時，在近代國家危亡形勢下，社會輿論也希望商人能夠“愛國輕利”，因此，至少在對外表達上，商人即被要求以家國為重，投身于社會及文化事業。當然，在任何時代，如果許多個人有類似行為，甚至蔚為社會風氣，后面要么有傳統社會結構在支配，要么有國家政策在倡導。近代浙江商人人文情懷的背后，其實也不外乎這兩種動力作用。
二、近代浙商人文情懷的成因及特征
政府制度對于商人捐資辦教育、支持文化事業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尤其在一些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獎勵善行的制度規定往往有明顯效果，社會文化氛圍亦會更加濃郁。中國很早就有鼓勵民間創辦義學，成立支持參加科舉考試的基金（時稱“賓興”）的傳統。近代這種政策激勵，越來越與一些實際的榮譽身份掛起鉤來，譬如捐資辦公益在清末可以獲得一定級別的功名。這種做法雖常被那些正途出身的人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政策理性的角度來看，捐納制及其他獎勵制度，使得商人更加愿意樂善好施。值得留意的是，近代中國的民間公益慈善制度其實相當成熟。晚清以商人為主的義賑活動，即多由慈善機構直接將捐款或捐贈物資發放給受助者或被捐助者，中間費用很低。如果是捐資興建宗教或教育機構，那么捐款人對機構運營有相當的決策權，機構人事亦多由捐助者為主要成員的董事會聘請任命，當然建筑甚至機構由捐款者冠名亦是慣例。這種管理制度經政府備案后得到保護，即使初始捐款人逝世，其后人也愿意繼續捐款維持學校運作。這些做法，也都反映了整個社會結構性制度在起作用。
與近代東南地區經濟較為發達有關，江浙商人所支持的社會文化公益慈善活動在當時的中國特別突出，因此也可以說“人文情懷”特別強烈。當然，我們在這里所講的“商人”，更多仍是以工商業為本業的人。這里所講的“人文情懷”，主要指近代中國歷史語境中的人們對文化傳承與教育、慈善等活動的關注意識，這種關注往往會超越現實利益，并且對文化教育的繼續發展有正向貢獻。具體到本文所探討的，浙江商人在哪些方面表現何種“人文情懷”，以下稍微舉例加以說明。
浙江商人在文化方面的貢獻，或者其人文情懷，最普遍的體現便是投資興辦教育。晚清廢除科舉大辦新學之后，全浙各府都開始將原來的舊制書院改辦成新式學堂。與此相對應，一大批新式小學堂亦開始被舉辦，經費則多賴商人捐款。當時江浙兩省商人捐資興學方面的熱情領先于全國。著名者如胡乃麟在家鄉杭州捐出巨資創辦安定中學堂，慈溪旅居日本僑商吳錦堂在原籍創辦錦堂學校，寧波巨商葉澄衷在上海花費巨款創辦澄衷公學，都是國內有名的商人辦學案例。上虞籍紳商經元善1898年在上海辦經正女學，開風氣之先，轟動一時。不但個人捐資辦學成風，浙江商人旅居外地，往往成立同鄉團體以辦理公益慈善事業，其中教育便是主要事項，如寧波旅滬同鄉會曾在上海創辦10余所小學，天津浙江會館也創辦浙江旅津公立小學，都是群策群力重視教育的例子。后來虞洽卿等寧波商人曾倡辦四明大學，這可算是后來包玉剛捐資辦寧波大學之先聲。四明大學籌辦費用后來移作教育基金，獎勵成績優異的同鄉子弟。這種商人捐資創辦的教育基金在近代浙江并不少見。
浙江商人對文化另外一方面的貢獻就是創辦藏書機構，整理鄉邦典籍，弘揚文化傳統。浙人素好藏書，晚清中國四大藏書樓，浙江獨占其二（湖州皕宋樓與杭州八千卷樓），其興衰命運都與經商有關。1920年代，浙江富商劉承干在南潯興建嘉業堂，藏書60萬卷，其數量與價值當時號稱海內第一。公共圖書館在浙江之興起，背后也多有商人出力。如湖州興建海島圖書館，當地絲商、皕宋樓主人陸樹藩就曾大力支持，無私開放其藏書供學生及社會各界閱讀。溫州創辦籀園圖書館，溫州政商名人黃群等人亦予以支持。近代浙人對鄉邦文獻整理極為關注，一旦有整理計劃，商人多樂于捐資促成義舉，如劉承干出資編《吳興叢書》，黃群等人發起編纂《敬鄉樓叢書》，寧波商人支持張壽鏞等人接力完成《四明叢書》之編纂，都可為后人示范。寧波旅滬同鄉會還在上海辦理月刊，定期刊載鄉邦文獻，保留甚多珍貴史料。
近代浙商特別重視文化，可能也與擁有科舉功名者進入商界者較多有關。江浙本來就是科舉人才大省，當政府大力倡導振興工商，并且出臺具體的獎勵制度時，自然吸引了一些科舉功名獲得者的注意。例如海鹽籍的名人張元濟，先擁有進士與翰林功名頭銜，后來成為中國出版界的名商，他不但創辦商務印書館，還盡力搜集各種珍貴圖書加以典藏，又開創性地編纂新式教科書。另外一起后來成為商務印書館競爭者的中華書局，其創辦人陸費逵其實也是浙江桐鄉人，原為張元濟手下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這兩家出版社在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這類轉型時代的“儒商”在搶救瀕危傳統文化方面亦頗有貢獻。如中國古琴傳統能夠傳承，湖州商人周湘齡功勞至偉。周湘齡本為秀才出身，精于詩詞琴畫，后成為兩浙著名鹽商。他還熱心公益，如創辦學校與醫院，修增古跡，贊助補抄文瀾閣闕卷等均不遺余力。但是他一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業績，卻在于整理保存古琴藝術，他不但是民國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古琴收藏家，還著有許多琴史著作。
當然，新型商人在傳承中國文化方面也不亞于科舉制度以來的人物。如中國近代著名書畫家吳興人王一亭便是一顯例。王一亭本業是日本輪船公司買辦，曾師從許多名師學畫，后來成為海上畫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時王一亭也是中國佛教界重要人物，曾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對于公益善舉向來都身先士卒，最后其逝世也與巡視其創辦的傳染病醫院時感染有關。其他又如寧波商業世族——小港李家與中國近代美術發展亦甚有關系，張大千曾在上海長期得到李家人關照，與李祖韓、李祖萊、李秋君等人關系都極為密切。李秋君則是中國女子書畫會的創辦人，她父親沙船業巨商李薇莊，其實亦是王一亭早年的伯樂與贊助者。
浙江近代人文鼎盛，名人輩出，與商人對文化事業的支持密不可分，這種熱衷也可以從他們子女后來的成就中發現。如新詩圣手徐志摩便出自海寧硤石首富徐氏，其父徐申如曾長期擔任硤石商會會長，他不但經營醬園、絲廠、錢莊及電燈廠等業，還是浙北地方公益事務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參與救濟事項甚多。
三、人文情懷的商業反哺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商人在價值認同上的人文向度，也會反哺他們的商業活動。商人在營商時，有時就未必以“利潤”為唯一考量要素，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也要求商人不能完全唯利是圖。社會價值、公益性，便成為一些商人經營時需要考慮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由商人組成的行業公會，自然較容易在行業規范上采取有效的管理舉措，行業規則也比較容易得到普遍尊重，這對于各行各業的健康發展不無助益。商會與行業公會在近代中國往往成為地方公益事務的主要倡導者與維護者。
商人的人文情懷，也會使企業在文化上有更多投入，對企業文化有正面影響。如湖州籍絲綢商人蔡聲白對傳統儒家倫理與新式科學管理思想都有研究，他后來成為美亞織綢廠的總經理，并打造出中國規模最大的絲綢織造企業集團。他在美亞不但創辦《美亞周刊》，也鼓勵職員舉辦文化俱樂部，其企業文化以科學管理為本位，在當時的中國堪稱新式工廠模范。美亞的團隊干部，后來便成為江浙滬地區素質較高的機器織綢業專業人才。
總之，在近代中國，金錢未必是個人地位最重要的決定要素，文化品位及社會貢獻度才是決定個人社會身份的重要標準。當然，這里所講近代商人的人文情懷，未必比傳統中國更為強烈，也未必是浙江商人獨有這些情懷，只是文化與經濟之關系如此密切，江浙地區在近代本來就以商業與人文同時繁榮而著稱，所以浙商在晚清民國時期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貢獻便很顯著。浙江以外，近代中國其他各省商人在社會文化公益慈善方面的貢獻亦非常大。那個時代許多商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懷，值得今天商界人士傳承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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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馮筱才（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丨浙江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