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雪濤作為“東北文藝復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東北故事塑造了其最初的辨識度，大眾視野中的小說家形象基本上是由《平原上的摩西》《飛行家》《蹺蹺板》等作品建立來的。在新世紀以后的時空中重新講述東北改革開放以來的故事，東北不僅僅是一個地域和故事發生的空間，還是一種美學和情感。
在《故事之外》一文中雙雪濤說，“對于寫短篇小說的人來說，情節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故事之外的東西，比如氛圍”。東北文藝被標記出來的獨特氛圍如北方風物美學、工廠空間，以及潛藏其間的煙火、秘密、傷痕和個人心事等等，當然還包括地域與人格的合二為一，謹守尊嚴、愛、誠與真的人物形象，這些貌似寫實主義的故事，獲得超越真實之外的靈韻與光澤。
然而，改革故事還有更加復雜的時代肌理、地域的差異與共性、城鄉空間的落差等，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局部都有具體的個人承擔時代。另外，在被此類寫作反復使用的材料和敘事語調中，當下正在運轉的東北社會是怎樣的在作品中幾無蹤跡，讓人擔心這樣的敘事美學一旦成為主流，會壓縮對更廣闊生活的深入和表達。
廣大、普遍、深沉的情感作為氛圍彌漫貫穿故事始終
曾經被表述為陣痛和艱難的早期改革歷程，在雙雪濤這一代作家的筆下，從外在世界的推演內化為一種深沉的情感，從呼告走向隱忍與承受。這種情感的質地是公共性的，就像巴別爾贊頌過的托爾斯泰小說中的情感，它們是廣大、普遍、自然的情感，而不是時髦小說家手中的寶貝糖果。
《平原上的摩西》外層是一個出租車司機連環殺人的舊案，深層的故事則直抵人間至痛。下崗大潮中漸行漸遠終至走散的兩個家庭，離別的少男少女趕赴一次約定的煙花表演，女孩與父親因為攜帶汽油被誤會成殺人兇手，偶然事件導致后續無法回頭的人生。隨著案件的破解，故人舊事重又相聚，但此時的人生已經是難以匯合的河流。《蹺蹺板》中病危的老廠長給“我”講述了自己隱藏已久的殺人事件，面臨下崗的甘沛元威脅廠長的女兒，廠長親手殺死了他，埋在幼兒園的蹺蹺板底下。臨終前廠長讓“我”去重新安葬一下被蹺蹺板打擾的亡魂，結果在舊廠區發現甘沛元依然活著，被挖出的死者骸骨就成了無名亡故者的墓碑。
這種廣大、普遍、深沉的情感，放在天平一側，可以讓另一端高高翹起，它們不是刻意的抒情和渲染，而是作為氛圍彌漫貫穿故事始終，并潛行于各種細節中。
雙雪濤的東北敘事充滿了個人化的細節，建立了相較于同類文學作品的獨立屬性。《平原上的摩西》中多次提到紅旗廣場，廣場要改造，退休老工人無法接受，發跡后的莊德增本來對此事是聽之任之的，置身現場后被人群的情感裹挾，特地打車到廣場去，那里對他來說就像被遺忘的故鄉。紅旗廣場承載著一代人駁雜的情感與記憶，也匯聚著日漸分層的人生。《飛行家》中再次出現的紅旗廣場，是李明奇選擇逃離日常生活的地點，代表了宏闊歷史造就的集體記憶與價值許諾，與飛行家的夢想有一種強烈的適配感。他們選擇在黎明時分的紅旗廣場出發，最后消失在茫茫宇宙中，有一種奇特的和諧與傷感。
用細碎的對話、錯位的人生、鄭重其事的細節校正沉重的敘事
奈保爾認為，寫作中存在著特異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來寫，方式之間不能互換。奈保爾的父親是一位失敗的小說家，奈保爾在總結父親一生創作的時候，痛苦地意識到寫法的重要性，素材放進他認同的短篇小說形式時，反而破壞了素材，適用于其他作家的形式漂洋過海后反而弄巧成拙。
改革陣痛與下崗工人的故事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并不是稀缺品，劉醒龍《分享艱難》、談歌《大廠》、何申《年前年后》、曹征路《那兒》，甚至很多反腐題材的長篇小說如《抉擇》《人民的名義》，實際上都在處理類似的材料和故事。雙雪濤以及其他東北年輕作家在講述東北故事的時候，創造了他們特定的語調和情感方式，以更個人化的視角將某一時期的東北和改革作為背景。他們的敘事語調中有一種整體感傷的氣質，是個人對時代強力和時間流逝的無力感，也是對大歷史中個人浮沉的情感撫慰。經常出現的回望者視角，跟原初事件之間建立了安全的距離，而以案件為結構的故事，天然擁有閉環連貫的整體感。當鏡頭般的語言掃過公共空間如艷粉街、工廠、家屬院，從普通人的視角回顧往昔、講述舊事時，雙雪濤頻繁使用并不新鮮的多視角敘事。這些故事不是個人故事，而是一個一個普通人的故事，每個人理應有自己的理解、視線、人格、尊嚴和隱秘。
整體傷感和文藝的氣質外，雙雪濤的敘事中還有來自本土生活的幽默感。《飛行家》是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制造過降落傘的工人李明奇，在碌碌無為一生的結尾，帶著失敗的兒子和幾個志同道合者制造便攜式飛行器，進行一次離地飛行。沉重的故事被細碎的對話、錯位的人生、鄭重其事的細節，調理校正得舉重若輕。
日漸模式化的敘事困境能靠影視化突圍嗎
今天，當我們想到東北的文學形象之時，它幾乎等同于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所創造的東北。憂傷、苦澀、幽默與距離帶來的含糊地帶，成為最具公約數的情感美學，在反復敘事中成為具有感染性和繁殖性的語法。這使得近期的東北敘事，成為一個遠遠小于地域和時代轉折的概念。北方風物與工廠美學，懸疑故事和社會案件的外殼，在反復使用中，容易建立起情感和反應的固定聯系，日漸模式化。
變化勢在必行，雙雪濤早期的一些篇目已經儲備了變異的因子。寫于2013年的《刺殺小說家》，展示了雙雪濤職業小說家的優良素質，嵌套結構和頭尾回環中揭示的命運，讓小說變得豐饒而悖謬，有對寫作信仰的致敬，也在展示寫作面臨的各種人生分叉。隨后，在《北方化為烏有》中，編輯饒玲玲、小說家劉泳在除夕之夜談論作家能否超越自己的經驗和地域，以及想象與虛構、東北故事與離鄉的話題。他們突兀地邀請寫作者米粒一起跨年，三人奇異地相聚，兩個小說家拼接并重新想象共同遭遇的北方故事，有來有往地暢談小說的技法。最后米粒在夜幕中離去，像一場幻夢。
可以看出，與相對統一、具有整體性的東北故事相比，《北方化為烏有》《刺殺小說家》《寬吻》《白鳥》等小說，使用的是另一種統一性，敘事者從外在具體故事的觀察者和講述者轉變成內心的擴張主義者和幻想家。故事結構有一種精心設計的人工美，與主要依靠標志性細節和核心情感推動的寫作相比，它們更能體現出職業小說家的素養，注重場景化，沖突更加戲劇化。一方面，小說的層次更加豐富，北方生活、傳奇、童話、寓言一層層做加法，最顯著的是對寫作本身的思辨與拆解。另一方面，“作家故事”和文本嵌套頻繁出現，為作品增加了一層自我辯駁的實驗和游戲色彩，與質樸而篤定的東北故事相比，直抵心靈的情感力量自然要被稀釋和渙散。反復使用的嵌套結構好像在為小說家這一職業招魂，隨意點綴的托爾斯泰、康拉德、福樓拜、左拉、村上春樹、霍桑、卡佛等典故，潛伏著作家對寫作手藝的理解，以及內心對這門藝術的期許。
兩種寫作類型都保持著簡潔的語言和隱喻性的景物描寫，但單純篤定的講故事者已經離場，重新出場的敘事者表現出更多的抱負，抱負外化為寫作知識的點綴和自我辯駁，反而讓小說失去實在感，走向一種虛假的宏大和漂浮的豐富。
詹姆斯·伍德對美國作家耶茨有一個殘忍的評價：《革命之路》之后的作品令人著迷但并不勾魂攝魄，對作家自己是必須的但對他的讀者并不那么重要，讀者們永遠都會在后來作品的余燼中尋找《革命之路》的火光。在純文學讀者并不云集的時代，無法確鑿地概括讀者的感受，從東北文學三杰（雙雪濤、班宇、鄭執）的最新作品出版及其社交媒介上的讀者反饋，可以看到東北文藝復興作為一個高光的文學標簽或者一種有效寫作范式，實際上也在面對同一個問題。也許與大眾建立鏈接的影視化是另一條出路，畢竟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向了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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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項靜（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來源丨文匯報
編輯丨錢夢童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