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江,歷史學博士、博士后。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東北學院大學文學部客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清史研究所”副主任;楚天學者、長江大學特聘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專家。 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滿族史研究》(日本)等國內外學術刊物上以中、日、英文發表過明清史、民族學、考古學諸領域學術論文、譯文近百篇;獨立撰寫、合著《清代藩部研究》《蒙古民族通史》《清史百年學術史·邊疆民族卷》等學術著作多部。主編有《晚清廉吏閻敬銘手札》(2018)《庚子信札整理校釋》(2021)。精通日語;研習過俄語、蒙古語等語言文字。學術專長為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清史,清代邊疆民族史。
學界公認,與元朝相比,作為入主中原的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統治無疑更為成功,但對成功原因的解讀卻因人而異。而清朝制度化的國家治理,無疑是成功的重要原因。清朝起自邊疆,也更加重視邊疆。根據清代國家的結構特點,最終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治理體系。它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分權性質的藩部制度,即通過理藩院+盟旗,分割治理,學術界的研究比較充分;另一個則是集權的軍府+府州縣模式,擠壓藩部的政治、地理空間,推進國家治理一體化的進程。后者的關鍵是體現行政權力分配的官缺,特別是管理邊疆的滿缺制度。 滿缺即旗人可以出任的官職。涉及京內京外、文官武職的各方面。是清代身份政治的一部分。相較漢人,滿人整體上優勢明顯。不僅位高權重,而且文武互補。尤其是邊疆地區,重要官職幾乎全部是滿缺,包括軍府長官、駐扎武官、府州縣官及沿長城地帶的行省官員。“滿洲無微員”。這一方面體現著“首寵滿洲”的政治壟斷,另一方面也是“人地相宜”,有自身的任官優勢。因而在清代的邊疆治理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